在国产电影进入类型多元化、题材多样化创作时期之后，引发了巨大的关注和不小的争议，这些关注与争议多是围绕电影质量展开，一个普遍认同的评价是：国产电影市场良好、产量提升，但在质量方面却差强人意。在此背景下，法治题材电影因为质量超乎寻常，而成为一匹“黑马”。

　　类型边界模糊，好看力作更多

　　这多少都有点出乎人们的意料。在对法治电影的既往印象中，这类题材多走的是主旋律路线，表现手法较为生硬，价值倾向较为单一，观赏性则不足。在中国电影全面进入产业化、商业化流程后，没想到得益于大环境变化的电影类型之一，依然有法治题材。以往这一题材受束缚较多，一旦创作理念得到松绑，就会大大激发创作者的想象力与激情。

　　回顾近年几部影响颇大的法治题材电影，会发现这一领域的作品正在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延续以往法治电影的格调，不掩饰自己的主旋律诉求，但会通过灌注大量商业元素，帮助法治电影好看起来，这个类型的法治电影代表作有《解救吾先生》《湄公河行动》；　另一个方向，则是大量使用文艺元素，甚至干脆将题材舞台剧化，对法治题材电影的传统进行颠覆，把主旋律诉求深藏于影片的文艺气质之内，通过含蓄的手段，来激发观众对于影片法治内核的探寻，这类影片有《白日焰火》《烈日灼心》《十二公民》等。

　　还有一类电影，包含的元素比较多，解读的空间比较大，虽然也可以称之为法治电影，但如果对其进行整体评价的话，则会发现法治元素并非影片的主题指向。比如国外名片《肖申克的救赎》，有人认为它是法治电影，而有人则觉得它的励志功效要远远大于法治启发，如果非说它有法治启迪意义，也没什么错。在国产片领域，具有法治含义但类型指向更多元的代表影片有《老炮儿》《我不是潘金莲》等。《老炮儿》讲的是老北京一代人的胡同文化、人际关系以及市井规则的失守和人文品格的凋落，《我不是潘金莲》讲非正常官场规则中个体命运的无奈，对社会生活荒诞一面进行嘲讽。不过，如果将上述电影归类于法治电影，则会牵扯到法治电影的纯粹性问题——我们更需要法治类型明显的主旋律作品，还是更需要充盈文艺气质、淡化法治价值传递功能的商业化作品？

　　不避现实问题，观赏期待很高

　　想要说明白法治电影的纯粹性问题，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要搞明白观众为什么会喜欢法治电影。法治电影受欢迎，首先得益于公众法治意识的提高。近些年来，伴随着传播环境改变，借助各种渠道与平台，尤其是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法治理念实现了与民众亲密无间的接触，哪怕再偏远地方的人，也越来越开始懂得要借助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这样的背景下，观众更敏感地从电影的法治元素中找到自己最为关心的焦点，并通过对电影故事的了解与感悟，发现能为其所用的途径与办法。

　　其次，法治电影表现了当下社会较为突出的社会矛盾与焦点问题。比如《我不是潘金莲》谈到的上访问题，《十二公民》谈到的陪审制度问题，《解救吾先生》谈到的公众安全问题等，都与人们的生活与命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电影具有较强的代入感，观众观看时容易换位思考，假设自己成为故事主人公后的遭际。这些电影在提出问题的同时也总在尝试给出解决问题的结尾，这是因为，法治电影的结局很重要，观众在意情节与过程，更会在意结局与价值观。法治电影的价值观取向必须正确，它决定着能否帮助观众建立信心、重树希望。

　　最后，在文本层面观察法治电影，会发现在关注现实方面，它走在了电影创作的前列。现实生活贡献无数故事，这些故事为创作者提供了无数灵感，但在将现实故事转化为银幕作品方面，我们的电影人往往显得有心无力。在虚构类作品占据银幕主流的时候，当逃避现实、追求娱乐成为影响电影市场的风气之后，法治电影勇敢地扛起了现实主义的大旗，不但丰富了电影的类型，还强化了电影的力量感，使得电影在承担娱乐功能的同时，也拥有了文艺作品本该具备的批判功能。

　　基于以上原因，观众往往会给法治电影更多一些关注与力捧，反过来，这种厚爱又鼓励了法治电影创作。在举世震惊的“白银杀人案”告破之后，导演陆川第一时间宣布开拍这个案件，这种响应速度在以前是不可能发生的。它意味着法治电影所承载的功能无形中又增多了，比如公众对知情权的吁求比以往更强烈，观众希望通过法治电影管窥社会的愿望更加强烈，这一切都成为推动法治类型电影往前走的强大动力。

　　提供更多空间，鼓励多样尝试

　　以强调法律尊严、追求社会平等公正、捍卫合法权利为主要诉求的法治电影，在国外是很成熟的电影类型，也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的作品类型，并诞生诸如《控方证人》《十二怒汉》《费城故事》《杀死一只知更鸟》《辩护人》等大量佳作。不得不承认，在以前旧的评价体系里，这些电影也承受着一些非议，比如血腥、黑暗、重口味等元素允不允许存在。中国的法治电影发展，在下一步也必然面临这样的诘问。

　　以电影《白银杀人案》的立项为例，导演陆川就承受着因为“特殊的关注”而带来的压力。把这个案件拍摄为电影，是不是消费热点，会不会给青少年带来不良影响，在表现具体细节时，能不能把握好分寸与尺度等，都成为对制作方和导演能力的质疑。这样的质疑，提醒创作者既要不为舆论所困扰，又要小心翼翼地处理敏感题材所带来的创作考验。今后，国产法治电影想要有进一步的突破，也的确需要更多地跨越类似的种种障碍。

　　解脱压力的最好办法，是创作者善用自己的才华，有力地去消弭质疑，用扎实的作品质量赢得观众尊重。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电影人究竟是通过作品来博眼球，还是通过真正意义的创作来强调一部电影的社会价值，都会随着电影的公映而显露无遗。

　　法治电影拍摄难度大，却值得寄予更美好的期待。整个电影评价体系在将法治电影纳入考量视野的时候，应该关注这种类型作品的特殊性，给法治电影更开阔一些的创作空间，也应给电影人“试错”的机会。法治电影的高度商业化，以及用文艺手段表达法治内核，这些都是有效的尝试，事实也证明，法治电影的主旋律诉求在得到恰当包装之后，会传播得更广、影响更佳。我们应当正视法治电影表现的多样性、突破性，不必过于夸大其“负面”因素，更不能因噎废食。让创作者畏首畏尾，是不能拍摄出震慑人心的佳作的。

　　正视法治电影积极的法律普及价值，用严肃的创作态度凸显法治电影的阳光一面，将会成为国产法治电影的整体发展趋势。这种趋势是观众的愿望，也是时代需求使然。（韩浩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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