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七次出演“邦德”的罗杰·摩尔过世，成为许多人的谈资。

人们称他为“史上最迷人的007”；再复盘迄今24部007电影的变与不变，最典型的遣词造句莫过于“铁打的邦德，流水的邦女郎”；还会挖掘一番系列电影的文化意象，这位“女王特工”既是最出名的英国男人之一，也是在电影里被叠加了无数奢侈品的好莱坞消费符号。

或可以这样总结：朋友圈里因摩尔过世引发的“刷屏”，泛起一种缅怀，但也掺杂着叹息。缅怀的是史上最长寿的系列电影，是一个家族如何把软性符号经营为英国的国家形象之一的路径；叹息的则是同类电影愈发相似的面目，以及被消费裹挟的“邦德们”愈加模糊的形象。

泛起一种缅怀，但也掺杂叹息

1962年10月，一部成本不足百万美元的电影 《007：诺博士》 上映。影片根据前二战情报工作人员伊恩·弗莱明的间谍小说改编。肖恩·康纳利完成了詹姆斯·邦德的第一次银幕亮相，他身着萨尔街出品的西装，开豪华轿车，喜欢喝摇晃而非搅拌过的马丁尼，并且这样介绍自己，“我是邦德，詹姆斯·邦德”。从1962年到2015年的《幽灵党》，007系列的总票房已突破70亿美元。

每隔两三年出一部续集，半个多世纪不曾离开。007电影的生存秘诀何在？再扩大些范围，自邦德以降，好莱坞以批处理的方式开采出一大片知名“特工”，鼎鼎大名的还有《谍影重重》杰森·伯恩、《碟中谍》伊森·亨特。后来者的加入，丰富了007倚重头脑和“轻武器”的单一模式。就像严肃文学的版图从来就容不下弗莱明的小说那样，间谍片再如何广收票房，再如何为好莱坞输送螺旋上升的能量，007们也无法染指学院派的主要奖项。这又是为什么？

电影文化学者西蒙有一段感性到任性的描述：那些还记得一个没有邦德的世界的人们，一定很老很老了。我们的父辈、我们这代人以及我们的孩子，代代相传乐此不疲地进电影院看邦德先生的香车美女和全球旅行，对邦德的持续关注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007系列的终极目标只是建立一个男性偶像，虚拟的邦德先生是铁打的主角，他有些乖戾的性格、享乐主义的倾向，以及无所不能的身手才是电影的永恒主题。

曾带着骄傲和自信，消费性让他只能雨打风吹去

人们都记得，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把英国女王护送到现场从天而降的，正是同年《天幕杀机》里的007丹尼尔·克雷格。那一刻，英国人用这个具有全球认知的符号输送着他们的几分骄傲、几分自信。

小骄傲的基石，无非源于熟悉感。在007系列电影50周年庆典时，罗杰·摩尔说中了关键秘密：“观众对007的期待不会比孩子们对睡前故事的期待更多。孩子们总是执着于听重复的睡前故事，就像观众期待每一部007电影里，会出现让他们心照不宣的暗号。”观众从一部接一部的007电影中期待并得到重复的东西：追逐、枪战，最后一分钟逃脱，神乎其技的高科技小玩意儿，有头脑的特工文雅又风骚———这所有理直气壮宣示男性审美的指数，半个多世纪以来基本恒定。

能在半个多世纪里反复给观众“洗脑”，不得不提布洛克里家族两代人对弗莱明原著的高度还原。科比·布洛克里，一个不甘于售卖农产品而前往纽约苦苦求生的移民，早年前往洛杉矶始终不得其法，直到他看见弗莱明的小说，购买下电影版权，此后50多年时间，其家族把007经营成一种播撒全球的文化现象。他们注重每部电影之间的内在连续性，在一部商业片的面貌下安插传统、继承的内心。在许多学者看来，当007的小说出现时，正是英国这个老牌工业帝国在走下坡路的时候，它的经济、情报系统、包括全球影响力都在衰减。系列小说与电影的出现，刺激了英国老绅士们对于昔日荣光的重新渴望。

但正如许多人都曾犯晕的一件事———007系列究竟是美国电影还是英国电影，这个终极问题点了邦德的“穴”。所有邦德影片里，当然有英国津津乐道的元素———泰晤士河边的军情六处大楼或者绅士做派等等，但也从来不缺好莱坞大片里常见的奢侈品———跑车、腕表、西装、皮包。就拿2012年大张旗鼓的007系列电影50周年庆典来说，与其说是文化回望，莫如看成一场盛大的品牌秀。

有学者评价：“虽然007在电影中充满主宰世界的渴望，但是，一个无根的、扁平的人物在好莱坞消费性的体系中，再怎样任性想象，也是徒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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