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体时代,越来越多的女性获得了表达自我的机会。但是,互联网的消减和解构的特点,也让很多严肃话题被编成段子,甚至出现了一些诸如“绿茶婊”“女司机”等对女性污名化的网络词。

近日,在由中华女子学院与荷广传媒橙雨伞公益共同举办的首届“媒介与妇女”跨界论坛上,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女性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琴指出,在信息良莠不齐的飞速传播的时代,某些领域里对女性的污名化在加重。把关人的缺失,确实在某种程度使得女性的形象在媒体中受到损害。

此次论坛邀请来自学术界、媒体界、公益界等不同界别的参与者,共同就“媒介与妇女”的相关议题进行讨论,力图用跨界的智慧破解当下传播中的问题,运用媒介的力量促进性别平等。

减少家暴细节描写避免二次伤害

在日常的新闻报道中,一些暴露受害者隐私的现象仍屡见不鲜。究其原因,公益组织女童保护基金品牌部负责人徐豪认为,媒体从业人员还需加强与受害者交流沟通的技巧。

徐豪建议,在处理一些经历过性别暴力的受害者,心理状态不适合接受采访时,可以援引已有的资料,例如警方的公告、庭审的记录、法院的文件、相关的录像资料等,它们也许没有受害者的自述那么吸引人,但是这种采访更具有实效,也更有善意。

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教授孙晓梅指出,“在面对性别暴力受害者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媒体不要再对受性侵、受家暴的人进行细节的描写,司法部门也要培训专门的询问技巧,相关专业的组织机构、心理医生也要跟上。”

流动女性应被媒体积极呈现

在我国,流动人口有2.6亿,而其中40%是女性。流动女性在媒体中呈现了怎样的形象?中国妇女报社前副总编辑、打工妹之家创办人谢丽华以《伟大的妹妹》及《人民的名义》为例,对流动女性的形象呈现表示了遗憾,并希望媒介产品可以更积极地呈现她们。

来自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的曲珍博士,从研究者的角度对此现象进行解释:“在流动人群这个群体中遇到的困难,很多时候跟背后的性别意识缺失有关系,包括媒体报道。”她认为,在流动人口中,孩子上学难的问题虽然得到了媒体的关注,但媒体可能并未注意到这背后的性别问题。

“比如,因为更多女性是随迁流动的,所以多数是非正规就业,相比男性而言更难拿到长期稳定的社保证明,这样就会阻碍她们拿到相关证件进而阻碍其孩子接受教育的机会。”曲珍说。

媒体需避免传播刻板印象

中华女子学院院长刘利群教授指出,女性的发展离不开媒体的力量,女性群体既要不断努力完善自我,淬炼女性内心强大力量,同时要善于利用媒体,并与媒体建立合作关系,用共同的力量影响世界、改变世界。

联合国妇女署中国国别主任汤竹丽表示,传统的刻板印象不仅再一次强调了当前社会规范中的性别不平等,最重要的是仍然在给年轻的一代灌输这种概念。“然而我认为,媒体不仅应该给我们提供信息,更应该用批判性的眼光评估这些信息是如何传达给我们的。”汤竹丽指出,媒体极富潜能,也能够帮助世界变得更好、更平等、更包容、更公正。

拥有荷兰媒体经验的荷广传媒中国区总经理马雷,则分析了荷兰媒体的女性呈现方面的经验。他介绍,荷兰将媒体对于女性的呈现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如果受众在媒体上看到对女性不公正报道之后,可以首先联系媒体内部的新闻监察官,如果得不到满意的答复,可以到法院、新闻委员会、广告法委员会进行诉讼。同时,荷兰从1997年起建立的分级制度,可以保证电视、电影、游戏里一些对女性不公正的、暴力和色情的内容不被未成年人获取。

推进性别平等需要女性榜样

女性媒体人如何推动媒体界性别平等的发展?中国妇女报社副总编禹燕从年度性别平等十大事件评选谈起,就媒体高层融通策略进行了分享。她指出,性别平等的推进是自上而下的系统工程,就上而言需要决策层的顶层设计,而在推进媒体高层沟通时应注意三个策略:把“我说”转化为“我们说”；把“要他说”提升为“他要说”以及把“偶尔说”转化为“经常说”。同时,媒体人应兼具性别智商和性别情商,才能更有效地提升自我的传播力。

前BBC资深编辑珍妮·安德森结合自己的从业经历强调了女性榜样的重要性。她认为,虽然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媒体形态的多样化,女性的观点有了更多的展示平台,然而女性的“母亲、妻子、女儿”身份,常常被认为比她自身的身份更重要,这种性别角色期待依然未曾改变。为此,她建议媒体人应亲自动手,在媒体中展现更多关于女性科学家、女性冒险家、女性专业人士的积极表现。

联合国妇女署亚太地区公民社会咨询小组成员蔡一平表示,媒体的他律固然非常重要,但与此同时,媒体的自律一样很重要。受众的类型决定了媒体的类型,反之亦然。而促进媒体与受众之间良性的互动,把自律、他律、媒体的素养和受众的素养教育结合起来,才能有效解决女性形象在媒体上建构的问题。（记者　余瀛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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