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司法界普遍认同“无罪推定”原则，但在新闻媒体的案件报道中，却常见有悖这一原则的表述，如“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等待××的将是法律的严惩”等。这既不符合无罪推定原则和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原则，也违背了真实客观的新闻报道原则和《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其根源在于人们心中潜伏的“有罪推定”意识。

“无罪推定”原则要明确

为什么说“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的表述违背了“无罪推定”等原则呢？无罪推定原则是国际通行的刑事诉讼基本原则之一。无罪推定的基本含义是任何人在法院依照法定程序确定有罪以前，应推定其无罪。

与无罪推定原则相对应，我国实行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一原则主要包括两方面含义：其一，定罪权只能由人民法院统一行使。除人民法院以外，其他任何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都无权确定被告人有罪。其二，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这就要求在人民法院作出最终判决前，不得将嫌疑人、被告人视为有罪之人。

不难看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等表述并不符合无罪推定原则、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原则。这些案件报道，绝大多数是尚在公安侦查阶段的案情报道，案件并没有经过法院判决。因此，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包括公安机关在内的“其他任何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都无权确定被告人有罪”。既然如此，又怎么能够断言是“犯罪事实”呢？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认是否是事实，是否构成犯罪，须经法院审判才能确定。实际上，并非所有的供认都是事实，也有的是犯罪嫌疑人虚假供认。即使供认的是事实，也不一定能构成犯罪。

我国刑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了犯罪概念，即“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这表明，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是一种危害社会已经达到触犯刑法的程度，并且是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某种行为虽然具有社会危害性，但是情节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

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谈到2016年依法履职情况时披露：“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严格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等法律原则，各级法院对667名公诉案件被告人和372名自诉案件被告人依法宣告无罪，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加强审判监督，各级法院再审改判刑事案件1357件……”

这些数字充分说明，未经法院判决，就在报道中作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这样的带有定性与结论色彩的表述，不只违背法律原则，从事实上看也是站不住脚的。试想一想，假如当初媒体对那些法院判决无罪者或者冤错案件的当事人使用了“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之类的表述进行报道，岂不是形成了新闻报道的“冤假错案”？

案情“转述”有利客观准确

从新闻报道原则来看，真实、客观、准确是采写的基本要求。新闻的生命是真实，报道最重要的原则是客观，主观描述案情的性质存在偏离客观性的风险。既然尚未经法院审理确认是否是事实，判定是否是犯罪，就不应说嫌疑人、被告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判决前的报道应该引用公安或者检察机关的法律文书、办案人员的介绍等，对案情作“转述”，可以说供认了什么，但是对供认的是否是“事实”、是否是“犯罪事实”，不作带有定性和结论色彩的表述。

《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第六条中明确规定：维护司法尊严，依法做好案件报道，不干预依法进行的司法审判活动，在法庭判决前不做定性、定罪的报道和评论。

案件报道中还有一种常见表述不得不提——“等待××的将是法律的严惩”，这是在稿件结尾常见的一句话。这是一种肯定式的预判，同样违反了“无罪推定”的原则，而且也未必符合实际。因为罪与非罪须等法院判决，因此，是否会受到刑罚处罚也须等法院判决。即使是构成犯罪，根据刑法的“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在量刑时也有从重、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等不同的情况。怎么能未判先知，断言“等待××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长期以来，一些媒体记者编辑、来自公安等部门的通讯员都习惯于使用“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等表述，根源也是因为心中尚潜伏着“有罪推定”意识。新华社曾公布新闻报道中的禁用词，其中“法律类的禁用词”这一部分指出，“对刑事案件当事人，在法院宣判有罪之前，不使用‘罪犯’，而应使用‘犯罪嫌疑人’”。其实，不只是不能把“犯罪嫌疑人”称为“罪犯”，在“无罪推定”越来越深入人心的今天，新闻媒体要担负起“引领导向”的使命，自身首先应该转变意识，所有不符合“无罪推定”原则的表述都应该禁用。

（作者单位：青岛日报社）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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