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17日，汉口陷落的前几天，继在延安和华北八路军各前线部队采访调查之后，美国记者、进步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悄悄地南下了。她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的身份，以为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考察江南敌后情况撰写调查报告为由，去寻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和游击队。

　　她拒住军部最好房子，

　　因为不想脱离群众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九日，我进入长江下游南岸一带的游击区边区。我们一行有二十多个人，有上海来的学生、印刷工人，还有武汉来的画家和学生。坐着竹筏子，顺小河到长江边，两岸群山笼罩在晨雾里，蛟龙起舞若隐若现。远处有青绿翠竹在随风点头，苍松红枫，临洞凭吊，水镜鉴影，迎风叹息。护送我们的新四军游击队小分队沿着曲曲弯弯的山路喜气洋洋地走着，时而大喊过河，时而朝坐在竹筏前面持枪的战士打招呼：‘加油！’战士们唱着《游击队员之歌》，歌声响震山谷。”

　　在其长篇报告文学《中国战歌》中，史沫特莱用散文诗一样的语言，描述了她刚一进入新四军防区时的情形。

　　1938年10月29日，史沫特莱一行从长沙出发，前往安徽南部新四军驻地，并最终于11月9日抵达新四军控制的游击区。

　　史沫特莱抵达设在云岭的新四军军部后，引起一阵轰动。几个星期前，一位参加新四军不久、名叫吴江的青年作家，在新四军的《抗敌报》发表文章，特别提到史沫特莱是美国革命作家、鲁迅先生最为坚定的外国亲密战友，她还曾支持过印度的独立运动。现在，这位美国女作家来到了新四军，军部立即举行欢迎大会。叶挺安排她住在军部最好的房子里，然而，史沫特莱认为这样会使她脱离群众，她是一名记者，更是一个战士，应该而且必须和群众在一起。她要求住在医院里，同护士们一道工作。

　　史沫特莱到军部医院工作时总是穿着干净的白罩衣，一天到晚在病房里忙个不休，她除了为战士处理伤病外，还把病房打扫得干干净净。她常常一大清早就跑到山上采摘野花，插在装有清水的玻璃瓶里，放到重伤病号的床头。史沫特莱还积极参与卫生宣传和部队卫生建设，拿出自己写书的版税和英国大使捐的一笔钱，为新四军建造了第一个专门灭虱、洗澡和治疗癣疥的医疗站。

　　与医护人员和伤病员们朝夕相处，史沫特莱欣喜地察觉到新四军的医院虽然缺医少药，但充满着乐观向上的朝气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深入基层一线部队的走访中，史沫特莱更是深刻地体会到，与国民党完全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八路军具有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优良传统：他们对老百姓实施免费治疗服务。

　　她深信，中国人民

　　终会将日本侵略者赶出去

　　在江南新四军中生活了近一年后，史沫特莱踏上去往江北新四军一线部队的征途。在游击队和民兵的掩护下，他们巧妙地穿过平原、村庄，神不知鬼不觉地通过敌人的一道道封锁线和一个个据点，跨过浩瀚的扬子江。在《中国战歌》中，史沫特来无比深情地写道：“我全身心充溢着对于中国人，对于中国游击队和民兵爱国者的热爱之情。我由衷地热爱他们……”

　　通过此行，史沫特莱真真切切地看到：在大江南北，日本侵略者只能占领大城市和一些据点，而广阔的农村地带则牢牢掌握在新四军和游击队的手中。所有的地方，夜晚都是属于中国人民的。她深信，中国人民终会将日本侵略者赶出去。

　　在大别山，史沫特莱访问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接着，她沿着皖豫鄂边界跋涉了整整一个星期，穿越云海茫茫的崇山峻岭和纵横交错的河川，沿途还访问了驻扎在那里的一些桂系军队。1939年11月末，史沫特莱到达李宗仁第五战区长官部所在地老河口。

　　在国民党部队驻扎地区，她看到了当地驻军与八路军、新四军迥然不同的面貌与作风：那些国民党军官成天出入茶馆酒肆、鸦片烟馆，吃喝玩乐，浑然不顾抗战的整体氛围。史沫特莱对同行战友说道：“啊，这儿不是中国，让我们赶快到新四军那里去，去追寻真正的中国吧！”

　　1939年2月的一天傍晚，迎着夕阳的余晖，史沫特莱来到了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总部所在地的大洪山。山脚下的一片平地上，一对对生龙活虎的游击健儿正在练习刺杀、投弹和匍匐前进。走近一个竹林掩映的村庄，一个扎着羊角小辫、穿灰布军装的女战士正指挥一大群孩子放声高唱抗战歌曲。

　　面对这一情景，史沫特莱被国民党部队破坏的情绪顿时抛向九天云外。她迅速迈开大步，向山上奔去，正巧，迎面遇见下山前来迎接她的新四军挺进纵队司令员李先念、政委陈少敏等人。他们同史沫莱特热情握手，她兴奋地说：“我在延安也有一套八路军军服，可惜没有带来，如果我穿上军装，打上绑腿，就同你一样了。”见状，陈少敏兴奋地拉着她的手爽快地说：“史沫特莱同志，你马上会得到一套新四军军服，让我们并肩战斗吧！”

　　她以笔为矛，

　　向世界介绍中国革命的真相

　　在大洪山的日子里，史沫特莱把自己的全部爱心献给了为反对日本侵略、争取中华民族解放而斗争的新四军战士们。

　　随着敌后形势日益紧张，日本侵略军开始集结兵力发动大扫荡，再加上长期艰苦生活，史沫特莱的健康状况恶化。她竭力隐瞒并坚持在一线工作，却逃不过李先念、陈少敏等人的眼睛。他们一再劝说史沫特莱离开大洪山到重庆去，在那里她可以得到更好的治疗，尽快恢复健康。史沫特莱接受了他们的劝告，于1940年3月中旬告别了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的广大指战员和边区人民。

　　抵达重庆不久，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了。史沫特莱对此无比悲愤。那些不久前还与她一起并肩作战的战士们没有战死在抗日前线，却遭到国民党的暗算。1941年5月，史沫特莱决定返回美国。她在《中国战歌》中这样写道：“至于今后，我手上有一项伟大的工作要做——要把有关中国的真相告诉美国，让美国人知道中国人一向和正在怎样战斗。”

　　返回美国后，史沫特莱积极向美国国会和人民介绍她在中国所见到的一切，并作了数十场演讲，痛斥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无能。她还联合美国的进步作家与记者，在一些有影响力的美国报纸上发表评论，揭露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的真相。

　　在上世纪40年代末期，因鲜明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左翼政治立场，史沫特莱受到麦卡锡主义迫害，被限制离境。直到1949年11月下旬，她才被获准前往伦敦居住。1950年1月，英国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她萌生了前往新中国定居的愿望。然而，不及实施，史沫特莱便于同年5月因胃切除手术引发系列并发症而不幸逝世，享年58岁。

　　遵照史沫特莱生前遗愿，在逝世一年以后，英中友协代表团把她的遗骸带到中国。1951年5月6日，在史沫特莱逝世一周年之际，她的追悼会在北京举行，缅怀她为中国革命事业所做的贡献和她光辉的一生。当天下午，她的遗骸安葬于八宝山革命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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