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新闻中女性报道的框架分析

——以《新京报》为例

董立扬,许春红

2017年08月30日17:01  来源:今传媒
 

摘 要:本文以《新京报》2016年整年涉女性的社会新闻报道为例,尝试回答以下问题:媒体在社会新闻中涉女性报道为何多呈现出暴力实施者和暴力受害者形象?媒体采用怎样的报道策略以勾连起女性与“暴力”因素的联系?本文选取了139篇《新京报》2016年整年涉女性的社会新闻为研究样本,采用框架分析的研究方法发现:媒体在报道时倾向于选择“女性受害者”、“女性施暴者”的新闻事实,重点突出和“暴力”相关的新闻议题,影响受众认知;并且多选择形容词及描述性语句。综合各种因素进行价值判断及归因评估。

关键词:《新京报》;女性报道;暴力;框架分析

媒体在社会新闻中涉女性报道为何多呈现出暴力实施者和暴力受害者形象?媒体采用怎样的报道策略以勾连起女性与“暴力”因素的联系?根据研究问题,本文选取了139篇《新京报》2016年整年涉女性的社会新闻为研究样本,运用框架分析理论,对研究样本进行内容分析。

《新京报》作为中国首屈一指的综合类大型城市日报,长期坚持“负责报道一切” “更要对报道的一切负责,包括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等的办报理念,已在社会新闻的报道中做出了卓越成就,能很好地回答本研究“媒体在社会新闻中如何运用报道策略”的问题,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一、研究设计

(一)理论框架

框架分析法最早由美国学者高夫曼(Goffman) 提出。“框架” 这一概念系从社会学借用而来,是指人们在适应周围社会环境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认知框架,并按照它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和期望值。框架的形成一方面是源自过去的经验,另一方面则经常受到社会文化意识的影响[1]。

加姆桑(Gammson)认为框架定义可分为两类,一类指框限,这就包含了取舍的意思,代表了取材的范围;另一类是架构——人们以此来解释外在世界[2]。加姆桑曾经提出了对框架概念的第二层理解:“架构”(building frame)。架构是一种意义的联结,是一种观察事物的世界观,包含静态的预存判断、动态的新闻叙事方法:描述、判断、解释的修辞和逻辑结构[3]。

本文将从板块分布、消息来源、议题、字词选择四个方面对《新京报》涉及“女性”以及“暴力”报道的框架建构进行分析。

(二)编码设计

对报道的编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报道基本情况,二是报道内容中所涉及的12个主题,这12个主题如下所示。

1.待遇(主要指女性在社会上受到的某些“特殊”对待,比如“男女厕所比例2:3”)

2.婚恋(相亲、结婚等等)

3.女性形象(比如涉及到游戏里面的女性形象)

4.社会经济生活(关于女性在我国市场经济担任重要角色的话题)

5.生命健康(女性的生命健康受到暴力侵害,以家暴为典型)

6.违法犯罪(女性作为违法犯罪的主体)

7.争议(女性的一些行为引起社会上较大的讨论)

8.性自主权(即强奸)

9.职业(女性在职场当中遭遇)

10.职业与家庭(女性在职业与家庭中做出的选择)

11.尊严与隐私(女性受到侮辱,尤其是性侮辱——比如猥亵;侵犯女性隐私权的行为)

12.其他(难以归入上面几类行为的其他报道)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上是对所有议题的分类,由于一篇文章中可能包含多个议题,所以本研究分析的是选取报道中重点突出的那一类议题。

(三)抽样设计

本研究通过“新华社舆情监测数据库”对关键词“女”进行搜索,选取了《新京报》2016年整年的涉及女性的相关新闻报道,共308篇新闻报道,除去对国外女性、体育、娱乐花边的新闻报道,共有研究样本139篇,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粗略地看出在涉及到全年的议题中,和“暴力”元素有关的议题占了很大的比例。本文将对“违法犯罪”和“生命健康”两个议题着重分析

二、框架分析

1.从板块分布看,赋予社会版面地位以凸显议题本身的价值判断。相关的报道在《新京报》大多数分布在A版,即社会版部分。经统计,一般占据报纸前几版的头条和评论占31%,而大多数报道在报纸的版面中间占大多数62%。《新京报》在报道女性和暴力元素相关议题的时候,把报道安排在A版的社会版中间的大量的法律(“拍案”版)的版面和时事(“城事”“关注”版等)版面。将与“暴力”元素相关的报道放在专门的社会版面,凸显了议题本身的价值判断——读者可凭着经验,翻到相关的版面,看到他们预期的那些内容——报道者将价值判断潜移默化地传递给了受众,影响他们的价值判断。

2.从消息来源看,多引用公检法信源,在事件陈述中隐含媒体倾向与判断。消息来源的选择,往往可以体现出媒体报道的基本态度和倾向。由表2可知,大部分的信息来源于公检法,尤其以公安(警方)居多,使媒体的价值判断传递给受众。这样容易造成事件的真实情况及人们的观点态度被平面化和单一化。这些涉及“暴力”元素的报道中大量地出现警方的信源,通过信源的引用,早已在事件陈述中含蓄地埋设了隐含的倾向和判断。

3.从议题的分布看,通过重点突出和“暴力”相关的议题,从而影响受众认知。在关于女性的议题中,直接关于女性形象的报道或者反应不太多,而涉及到女性生命健康的议题非常之多,如下方图1所示。同时,结合占比第二位的违法犯罪议题,即女性作为违法犯罪来看,报道中的女性一方面以受难的弱者形象出现,另一方面,女性作为违法犯罪的主体的形象出现。两种表面上对立的形象实际来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她们要么是暴力的受害者,要么就是暴力的实施者;媒体在报道中将“女性”和“暴力”这两个元素联系起来,并且在版面、体裁、篇幅等表层因素中反复应用,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说服受众的逻辑链。

其他的议题,比如性自主权、职场、社会待遇方面的报道,基本上是可以看做这一思路的具体的个别的延伸,比如女性在职场中遭到的歧视,对女性性自主权、尊严与隐私的侵犯,强化了女性受难者的弱势形象。

 

图1 议题比例图

通过对关键词的抓取分析,我们发现当中最常使用“标签化”的策略,如表3所示。

《新京报》在报道中着重突出女性的受难者形象。比如在2016年十一月十日的一则《被前夫咬鼻女子:早点反抗,结果不会这样》报道中,报道者着重采用了当事人的话,凸显了被家暴妇女处于弱势地位这一事实:

“未来康复了,就靠自己的力量,把两个孩子养大,让她们不再担惊受怕。”

“不要像我这样,一次次忍。”

报道者结合相关数据,进一步论证:“我国已婚妇女在整个婚姻生活中遭受过来自配偶不同形式家庭暴力的比例是24.7%。”

除了上面提到的家暴之外,其他社会新闻报道中也出现了许多女性作为“受难者”出现的这一现象,比如:“留澳女学生遇害”“女子当街被掳”“女大学生裸跳”“杀害女友”等。这些报道虽然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在某种程度上女性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但这一因素并不能完全构成《新京报》报道受难者形象的全部原因,媒体作为把关人也对社会现实进行了筛选。“标签化”是媒体报道的策略之一,因为他符合人类对于事物的认知的过程。然而如此运用“标签化”的策略,则会使报道呈现出的女性的形象和真实的形象脱节。

在表3中,涉女性报道“污名化”倾向也占有一定的比例。这一部分主要对应女性作为违法犯罪的主体这一事实。在相关的报道中,女性往往被刻画成“残忍”“冷酷”等其他和一些美好品德大相径庭的形象,比如2016年8月18日一则《要钱被拒,女子水银弑母》的新闻中,报道者这样描述:

“称向母亲下毒手只是因为借钱被拒绝”

“平静回忆弑母……与男友用于消遣”

在其他的报道中,比如“5人死亡未救回自杀女”,报道者采用网络上的信源,在报道中呈现:

“这5人就不应该救企图自杀的人,想死的人让她死好了,不要拖累别人。”

行为本身就已经是违法犯罪,读者本能地会产生某些倾向,然而媒体在报道中更有明显的倾向,并且缺乏必要的人文关怀和思考。这种策略在某种程度上在读者看来固然可以很容易理解,但是,传递出来的态度确是实值得商榷的。

在表3中,“附属”的报道策略占比仅次于标签化而且高于“污名化”。将某一类报道策略归结于“附属”,是因为这一类的新闻报道女性并不是主体,而可以是其他任何社会角色。这一类的报道最常见的就是在标题中出现与女性相关的元素,比如“女子掏鸟被判刑”这一条新闻,实际上讲的是保护野生动植物的议题,将报道中的“女子”换成是任何社会上的自然人都可以。再比如“女友被狗咬伤,男子“杀狗”被刑拘”,这则报道中实际上讲的是男子违法的事实,女性因素在这里处于次要地位,然而还是放在了标题当中。这种策略实际上与上面提到的两种报道策略的衍生,将“女性”和“暴力”元素相联系,借以吸引读者的注意进而阅读相关的内容。实际上报道中的女性处于附属的地位,因而将这类报道归为“附属”的策略。

三、结 语

综上所述,媒体在涉女性议题的社会新闻报道中特点突出。无论是在包含板块分布、体裁分布、报道篇幅的表层框架中还是在包含消息来源、议题分布、字词选择的深层框架里,媒体报道倾向于将女性与暴力因素相连接,构建女性“暴力受害者”和“暴力实施者”的形象,甚至采用“标签化”“污名化”的报道策略和“附属”的报道手法。

一方面,性别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因素。男性、女性在社会中处于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经验,二者的声音必然是不同的 [4]。对于处于较为弱势地位的女性来说,报道中“暴力”元素与“女性”元素的挂钩,也正是这一差异的具体体现。

另一方面,迎合受众口味,满足受众猎奇心理,吸引受众眼球是商业化报纸立足市场的常见手法,但在激烈的媒介竞争中,也不能忽略媒介应当承担的社会教育功能和舆论引导功能。虽然,在报道中将女性与“暴力”元素自报纸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出现,那时小报也会用耸动性的新闻报道来增加发行量,其中“性”“暴力”等元素的运用更为常见。然而在文明化程度较高的现代社会,新闻业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过去那种赤裸裸的暴力和性的挂钩已经被人们摒弃,然而这两个符号的隐喻却保留了下来,并在现在的报道中依旧可见。通常认为,传媒形象“真实地”“直接地”表现了现实,然而在报道当中,在报道中,记者作为一个朋友、聆听者的身份听取被采访者的故事,在听到施暴过程的时候可能也会深恶痛绝,表示同情并给予安慰,在报道的过程中也会有所体现。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做法构不构成是拿别人的隐私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寻求另类的感受,或者更严重一点构成对受访者的侵犯,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

媒体如何在涉女性的新闻报道中合理地运用标签化的策略,如何更好地发挥正向的社会舆论引导功能,摆脱女性与“暴力”因素“必然”等相关的刻板印象,值得深入地思考。

 

参考文献:

[1] 张洪忠.大众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与框架理论关系探讨[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0):88-91.

[2] 李成.北京奥运会的美国映像——对 Newsweek北京奥运会报道的框架分析[D].中国人民大学,2009.

[3] 赵永华,刘佳莹.政治新闻架构中的画框隐喻——基于《纽约时报》对乌克兰“橙色革命”报道的框架分析[J].俄罗斯研究,2013(05):42-60.

[4] 刘利群,辛格主编.性别传播的研究与行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媒介与女性”教席五年发展实录[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

(责编:马潇(实习)、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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