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青年记者》

不得不承认，今天一个以做记者为志向的人很容易产生挫败感。如今是媒介发生极大变革、信息传播空前便捷的时代，但不是严肃新闻生产者的黄金时代。

“谎言重复一千遍也不是真理”

脸书上一名假新闻生产者曾对严肃大报《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说：“我想唐纳德·特朗普入主白宫是因为我。”他指的是美国总统大选中，各方利用社交网络散播虚假信息来开展舆论战，此类信息影响了选民。更早之前，英国退出欧盟的公投，不少人也受到了虚假信息的影响。

不仅是政治大事，此类现象发生在各个领域。日本福岛核电站爆炸后，“核泄漏”谣言制造的恐慌使中国一些超市货架上的食盐遭到疯抢，不少家庭几年后仍未吃完当初囤积的“谣”盐。今年5月，网上流传的一个说法称，按照新的民用航空安检规则，护照不再是国人的有效登机证件。虽然一些媒体根据对各机场的采访作了澄清，但谣言愈演愈烈，以至于中国民航局公安局专门下发通知说，护照可以作为有效乘机身份证件。一个很容易证伪的简单传闻，最终却要以一个官方机构另发文件来辟谣。

辟谣的成本已经水涨船高了。舆论池的水位在迅猛上升。今天是信息过载的时代，是真正的“众说纷纭”的时代，每个人都在基于自己的立场和认知来表达来传播，一个流行说法叫“去中心化”，很多人为此叫好，却忽视了它的风险。

以前，具有公信力的媒体证实或证伪一些信息，往往可以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现在，底蕴深厚的《纽约时报》仍是受众心目中的“灰色贵妇”，但严肃媒体提供的内容，在信息汪洋中的占比已经极低。虚假信息在任何年代和任何领域都会制造波澜，不同的是，今日的波澜是汪洋大海。一贯影响力巨大的《纽约时报》对美国大选的走势预测发生了很大偏差，就是其中一例。

我曾有过“成功”的辟谣经历。2009年，国内一家著名医院为一则传闻所困扰——据称，一名美女医药代表向这家医院多名医生提供性贿赂以推销药品，引起了艾滋病病毒在该院医护人员中的传播。此事成为该院的“艾滋门”，至少持续了一个多月，具备在网络上走红的劲爆元素：美女、性贿赂、艾滋病、潜规则。传闻持续20多天之后，该院发布了一则声明：“经查，网络上流传的关于我院数名医生染患艾滋病的消息纯属捏造。”“迄今没有出现一例在我院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患者和医务人员。”

这份生硬的声明，效果适得其反。许多人质疑它回避了公众的疑惑。院方没有正面回答该院是否有员工感染艾滋病病毒，而是强调没有一例“在我院感染”——无法排除院外感染的可能——医药代表与医生之间的病毒传播完全可以不发生在医院。糟糕的是，如同许多发生了“负面”新闻的机构一样，这家医院拒绝一切采访。

《中国青年报》当时派我去了解此事。我在当地花了半个多月才弄清楚，该院一名外科医生在体检时被发现携带艾滋病病毒；该医生感染病毒另有原因；网传的医药代表有名有姓有照片，符合网民“有图有真相”的逻辑，但照片实为一名日本女演员的肖像。

花了很多力气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我联系该院提出采访请求。院长答应接受采访，但最终仍未露面。该院其他工作人员简单介绍了情况，回避了不少问题。最终，《中国青年报》刊发了调查性报道。登载谣言的难以计数的网页几乎在一天之内就如退潮般消失。一个谣言被戳破了，严肃媒体取得了一次胜利，代价是派一名雇员出差采访了半个多月。从此事来看，可以说“谎言重复一千遍也不是真理”。

但社交网站那时尚未兴盛，谣言还没像病毒一样在便捷的交互途径和海量的信息中不断复制，产生层出不穷的变种。而今，严肃媒体的调查性报道像是老牌的抗生素，但谣言已成了免疫力超强的超级病毒。

“当真相在穿鞋的时候，谎言已经跑遍了全城”

“去中心化”了，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成本都几乎是零门槛。严肃媒体有时像个不受待见的小媳妇。我们必须按照职业规范，谨小慎微地去核实和发布或大或小的信息，但有时在市场上并不讨好。相反，对大众情绪的消费成为一门引人关注的生意。一个反差是，严肃媒体投入大量成本的调查性报道，阅读率往往不如那些迎合公众心理、消费公众情绪的爆款文章，不少媒体都面临这种窘境。

今年5月7日，数学大师吴文俊在北京逝世。当天上午，我核实信息后，通过《中国青年报》的网站、客户端、法人微博、微信公众号抢发了独家消息。过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又发表了一篇约两千字的详细报道。对这两则报道，其他媒体转载颇多，关于此事的热门微博，基本都以我们的报道为源头。但没过多久，就有微信公众号运营者撰文，对吴文俊做了一番介绍，虽然通篇“整合”乃至抄袭了我们的报道，主题却是批评国内媒体只追星，不关注大师，朋友圈里又一篇阅读“10万+”的文章诞生了。尴尬的是，我们的微信文章阅读只有5万多次。明明是我们这类媒体出于对大师的关注发布了新闻，网文生产者也是看到报道才得知消息，甚至可能通过报道才认识了这位大师，但他们不需要核实信息，也不需要任何采访，侵权使用我们的信息，反而可以站在制高点上“倒打一耙”批评媒体，并且颇有市场。我试着与几名转发那篇网文的朋友交流，却沮丧地发现对方不在乎事实，而是根深蒂固地相信“媒体不关注大师”。

这才是当今舆论场上常见的一幕。无数例证表明，“谎言重复一千遍也不是真理”的说法过时了，媒体记者早已失去了这样的自信。常见的是，“真理重复一千遍也没有人相信”。丘吉尔的名言比任何时候更加适用：“当真相在穿鞋的时候，谎言已经跑遍了全城。”

我们面对的受众正在分化。在众说纷纭的声音广场，严肃媒体仍会保有大量受众，但另一些受众会选择自己想听的信息，追随其他的信息生产者甚至是假信息生产者。还出现了一类“我不相信”的人群：不信媒体，不信任何机构和个人，归根结底不信任何信息。“我不相信”原本应是基于独立判断和批判精神做出的选择，但这些人显然与此无关。他们只是选择谁也不信。某种程度上，这些人是所有信息的免疫者。出现这类人群，并不仅是严肃媒体失去用户的悲哀，任何机构都面临难以对外“说明自己”、无论说什么都不被信任的尴尬。一个社会需要建立在互信的基础上，而这种现象是一种威胁。

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十分复杂。中国传统上是一个人情社会，一些人总觉得信息背后仍有“内幕”，否则不合情理。生命力顽强的虚假信息都是看上去“合乎情理”的，但严肃媒体所追求的真相，偏偏是“不通情理”的。

谣言成为“遥遥领先的预言”？

需要警惕的是，公权力机构的信息披露出现问题，会造成巨大杀伤力。我们经常看到，针对一些问题，政府部门不断地“辟谣”，但当谣言得到证实，就成了“遥遥领先的预言”。

2015年8月12日，天津港一处危险品仓库发生了火灾爆炸事故。不少人关注爆炸可能引发的公共卫生和环境伤害问题，但持续多日，事故现场可能存放的危险品信息仍无官方说法。网上出现了不少猜测和谣言，官方的失语则对信息的混乱进一步产生了助力。表面来看，天津官方每天均召开新闻发布会，但基本都是通报伤亡情况和搜救进展，回避了公众真正关心的事故原因、责任方和公共卫生问题。事发第5天，天津官方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关于事故现场处置“总指挥是谁”的提问时居然表示，“这个问题下来以后我再尽快详细了解”。一周之后，如今已“落马”的时任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才以“总指挥”身份首次面对媒体。国务院事故调查组事后在报告中称：“天津市政府在应急处置中的信息发布工作一度安排不周、应对不妥。”

严肃媒体无法为这种局面负全部责任，但必须承担自身的责任。改变或许需要一代人的成长。但需要警惕的是，出于对阅读量“10万+”文章的追求，使得一些媒体自觉或不自觉地也去效仿一些热门的自媒体，做信息的聚合器，“整合”式写作、“解读”式写作、段子式写作，以耸动标题和偏颇却刺激的语言吸引眼球，新闻娱乐化倾向明显。所谓“整合”往往是对现有信息的梳理罗列，有时甚至只是抄袭的委婉说法；所谓“解读”则与严肃的解释性报道相去甚远，不过是从某一角度，从受众心理的角度出发去诠释新闻事件。甚至基于自己的受众，对信息作裁剪式报道，造成事实上的局部失真。

今天的许多现象都与新闻史上发生过的报业“黄色新闻”大战颇为相似。报业将“新闻”进行渲染和一定程度的捏造，使用刺激性的图片和标题。但最后，严肃媒体赢了。信息生产泥沙俱下的时候，我们必须选择做一股“清流”。无论处于何种环境，一家严肃的新闻机构都不应自乱阵脚、削足适履。其他信息“裸奔”的时候，社会更需要“穿上鞋子”的严肃新闻。

“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新闻作品亦然。新闻生产者总以提供事实为己任，但新闻产品本质上仍是语言的产物，而语言又承载着情感，总是存在被误读的可能。怎么看新闻与怎么写新闻历来是两回事。世人看新闻如照镜。人们从镜中看到的自己与别人眼中的自己是不同的，每个人都倾向于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东西。新闻业应该一如既往提供平整的镜面，而不去迎合任何目光。

特朗普当选总统后，《纽约时报》出版人和主编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在反思大选结果时重申自身使命。某种程度上，这封信展示了一家百年媒体的定力：“我们会诚实地报道美国和世界新闻，不畏惧、不偏向，在所有为读者呈现的报道中，始终力求理解和反映所有的政治视角和生活体验。这也意味着对权力开展问责，公正持平，坚定无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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