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业界希望能够超越单纯以票房论英雄，超越“唯票房论”，但更多的是表现为一种呼吁，一种倡导，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愿景”。

事实上，这是中国电影深刻的结构性矛盾所致：首先，由于法治环境、法治手段以及实施细则不健全，侵权成本低廉，维权成本居高不下甚至维权收益小于维权成本，导致侵权发生。我们一直期盼的电影产业链延伸、电影后产品开发都举步维艰，不得不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制造票房上。其次，由于投资主体太多，据不完全统计超过3000家，而真正有实力不完全依赖票房收入的大型企业集团太少，一开始就同时策划电影后产品开发的大型电影项目也就不多，制造票房顺理成章成为主要诉求乃至唯一诉求。再次，由于票房收入分配比例没有向制片倾斜，风险更多地落在制片身上。当然，很多好的项目电影制片方可以溢价卖给自己没有内容生产能力的投资者，成功地转移了风险。

看起来，超越以票房论英雄、超越“唯票房论”不能停留在认识论层面、方法论层面，而应从实践论层面、制度性层面着手，即“加快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

事实上，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电影多样化、差异化需求与电影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是比较突出的，着力推进问题的解决时不我待乃至刻不容缓。更重要的是，或许挑战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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