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国际部原主任、高级记者陈特安做客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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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国际部原主任、高级记者陈特安做客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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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北京11月22日电 改革开放即将迎来40年,人民网传媒频道特别邀请一批有丰富基层采访经历的资深老记者,回顾亲身经历,为网友讲述改革开放近40年来的真实故事。“‘改革·印记——看中国发展’老记者访谈”今日推出第二期,邀请人民日报国际部原主任、高级记者陈特安与网友在线交流。

以下是访谈实录:

主持人:在您30多年的记者生涯当中,积累了很多的经验。能不能先给我们回顾一下您初到报社时候的体验,您1974年就进了国际部进行工作。当时的人民日报的国际报道以及中国对外传播的报道当中会是一些什么样的状态呢?能不能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陈特安:回忆起来的确时间跨度不短,一转眼就30多年了。1966年我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学习毕业以后,就留校在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任教,后来正好人民日报去上海要人,也需要驻外记者,就把我调到人民日报来,被分配在人民日报国际部美欧组做编辑工作。这的确是我的亲身体验和亲身经历。那个时候的人民日报国际宣传和现在就不好比了,比较少。人民日报国际传播是由小到多,由弱到强,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当中茁壮成长。人民日报在1950年设立国际组,当时仅仅叫国际组,它的规模、人员到报道的量都不一样。1955年改为国际部,1956年又有改变,变成三个部,东方部、西方部、社会主义国家部。1958年又有改变,撤销了这三个部,恢复原来的国际部建制,一直到现在还是叫人民日报国际部。

改革开放以前,人民日报从1954年11月起,先后在苏联、匈牙利、南斯拉夫、越南、英国这几个国家建立驻外记者站,1974年经中央批准,又在巴基斯坦、日本、朝鲜三国派驻记者,但是当时每个国家只有两名。1974年人民日报的国际部下面设有美欧组、苏东组、亚洲组、西亚非洲等几个地区组和工农兵论坛组、资料组、夜班编辑组。因为国际部业务有相对独立性,基本上独立成系,检查组也是自己的,夜班编辑组、资料组也有。编辑、记者人数不多。我1974年进国际部以后,国际报道的内容比较多的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当时比较多的是这一方面的稿子。当然,也有一些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当年邓小平同志经过毛主席的首肯,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联合国大会,在联合国大会上作了主旨讲话,重点阐述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个理论的提出,当年对世界影响很大。这方面的报道内容给我印象很深刻,比较多。

据我的印象和记忆,从建国初到改革开放前,人民日报的国际报道主要内容有五大主题,一是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进步和正义斗争;二是第三世界国家和世界其它国家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三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剥削第三世界国家;四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危机;五是美苏争霸。主要是围绕五个主题发消息、发通讯、发评论。据后来调查数据显示,报道主要是以“政治、军事、外交”为主,占国际报道总量的83%,而“经济、文化、科技”是作为比较辅助的报道,占到17%。这种状况的出现,据我个人的分析,主要是跟当年共和国成立不久,面临的国际环境比较复杂、主要任务繁重,以及当年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那是很尖锐的,这种情况决定了我们报道的内容要围绕这几方面。我记得当年的情况大概是这样。

主持人:1974年进到报社,主要围绕这五大主题进行政治、外交、军事上的报道。转眼到了1978年,拉开了改革大幕,伴随这一伟大进程,在80、90年代,我们国际报道的计划和方案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改革呢?

陈特安:这个回忆起来还是比较兴奋的。在我的印象当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进程,可以这样来说,叫做一路改革一路歌,迈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航道,使中国逐渐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观察世界的角度就变了,人民日报的国际报道当然随着这个进程逐渐地调整和改革。除了国际部内部机构的设置、驻外记者站和国际报道版面适当调整以外,最重要的是对国际报道的视角、国际报道的理念、国际报道的主题三个方面作了调整和改革。

改革主要着力点有三个,一是主题全面化,二是视角全球化,三是理念客观化。也可以这样来说,国际报道从以意识形态划线逐渐回归到以客观全面报道为特征的新闻本位,同时也给读者展示了一个多极化和更加丰富多彩的世界。

具体一点来说,国际传播政策策略的制定都是基于对国际形势、国内形势的科学分析。党和国家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以及不同的对象,制定了具体的内外政策。人民日报的国际新闻报道就要服务于党的总体外交,体现党的方针政策。可以理解,我们党的方针政策是与时俱进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我们党的基本路线曾经一度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后来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国的外交方针也曾经一度是推进世界革命,但是后来就变成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且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外交战略策略思想,大家可能接触就比较多了,比如,“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主题论,咱们一直强调现在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而这个和平与发展主题论的提出就是对“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还提出了“广交友,不树敌”;“不称霸,不结盟,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独立自主,不看别国的脸色行事,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判断问题,作出决定;不当头,既韬光养晦,又要有所作为;寻求双方利益的汇合点,同西方大国“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等等。这些就是咱们外交战略策划思想的重大发展和调整。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党报,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的喉舌,它的国际报道也理所当然要及时、准确体现这种历史性的发展和调整,也就有了人民日报国际报道从版面、机构、驻外记者站的设置这些方面的调整和改革以外,重点就是从报道的主题、报道的视角和报道的理念这样多维度深刻的调整和改革。

主持人:刚才您也提到了驻外记者站,我们了解到您曾先后担任过驻英国和加拿大的首席记者,人民日报对于驻外记者有没有一些统一的要求呢?您当时驻外的时候在进行新闻报道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

陈特安:我是两度被派出任人民日报驻英国首席记者和驻加拿大首席记者。这个任务的确还比较繁重,但是也令人比较振奋。这十年期间,在人生的长河里面当然不算长,但是的确这个经历还是很丰富的。

我深深地感到,人民日报编委会和国际部对驻外记者是有着严格的要求和规范。我记得当年从编委会同派出记者亲切交谈,特别是主管的副总编,国际部负责人,国际部主任等等一些负责人,和我好好的、仔细的交谈,就是交待,主要的任务有三个:一是采访发稿,因为不能漏掉一些重大事件。世界的眼光都看着呢,你要漏了,人民日报就是遗憾。二是要调查研究。人家从政治、军事、外交各个方面有些什么招数,有些可以作出对策,有些可以从中找到借鉴,这些还是对咱们很有用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三是广交朋友。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你没有广交朋友,你得不到信息。融入到当地的社会,融入到当地的主流媒体,否则你得到的信息可能就比较偏颇,也不全面。我觉得报社编委会提出这个是既全面又深刻,又规范。

主持人:当时的驻外工作可能跟您驻外生活已经完全融入在一起了。

陈特安:虽然当年我是80年代末被派到英国的,那个时候咱们国家面临的外交环境比较复杂,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也频频给咱们作难,所以,打开外交局面,尽量地广交朋友这方面,当时使馆是作为非常重大的任务。当然,咱们人民日报和使馆的联系也是紧密的,所以也要协助这方面的一些工作。我记得当年主要做撒切尔夫人的工作。英国首相“铁娘子”。

主持人:她给您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陈特安:在使馆的工作,大家的努力下,她终于同意。这在西方国家领导人来讲还是比较早的,就到咱们使馆参加重大的庆祝活动,比如咱们国庆、春节。亲自到使馆去了,而且使馆也马上告诉我,这是一个时机,我就尽量争取让她接受专访,所以我就采访了撒切尔夫人

主持人:争取接受专访的过程中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和细节呢?

陈特安:使馆起初觉得人家不知道会不会同意,人民日报毕竟是党报,另外当年这个背景就是东西方的意识形态对立很尖锐,她认为党报意识形态色彩还是比较浓的。咱们以诚相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尽量争取一下。后来经过跟她接触,跟她握手,她也觉得,还是可接触的,可讲话的领导人。经过我们同意,后来和新华社一样,对首相有一个专访。她当时谈的一些话,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主持人:当时您驻外的时候,这时候的外交环境相对比较复杂,您所面临的方方面面的事情和头绪也比较多,现在驻外记者在驻外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他们身上要具备哪些素质?

陈特安:现在基本上是两重天了,不一样了。当年无论从经济、外交、军事各个方面,咱们的实力还是相对比较弱,而现在咱们的经济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咱们的科技,好多领域里面,跻身世界前列,咱们的强军现在也取得显著成果,咱们的外交逐渐地在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人们对世界、对中国的巨变是赞叹不已,的确是刮目相看,觉得中国现在不一样了。当年我在英国,有时候周末我到公园去,连一个英国小孩就跟我说:“日本人到英国来度周末了”。把咱们看作日本人,心里没有中国人在。当时也使我感慨良多。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大家看着中国人在外面,到处都可以看到中国人的身影,中国人现在在外面是扬眉吐气,和咱们党、咱们国家的影响力加强是有关系的。作为驻外记者当然还要谦虚谨慎,心里感到骄傲自豪可以理解,但是咱们毕竟和世界发达国家还有相当的差距,咱们无论在各个方面,还要继续努力,继续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继续在改革开放的大道上阔步前进,一定要服务于这么一个总的方针,驻外记者一定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持人:我们谈完心里面的这份初心,意识形态上的。我们再来落实到稍微细节的东西,对于写国际评论和一般评论会有什么样的异同,我们应该注意哪些?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经验跟我们分享一下呢?我们知道,在人民日报社国际部当时要求的是重大事件要快速反应,国际宣传尤其是国际评论更要高出一筹,在国际评论上和一般评论上会有什么样的差异?我们也知道,人民日报的国际评论是历来存在着一些优势和强项。

陈特安:咱们人民日报的国际评论是名声在外,当然不光是国际评论,咱们国内的评论,旗帜更是高高飘扬。当然国际评论也是一大优势,中央这方面一直很关心,也一直给予支持。国际评论应该说是基于事实而发表的议论,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引导性的一种文体。国际评论和一般的评论在本质上,一般的新闻评论也是这样,写作评论过程中也没有多大区别。所不同的一点,就是国际评论评论的对象是国际问题。所以,你要针对国际问题来说话、讲道理,这样和一般评论就不一样了。

怎么写好国际评论?核心问题是要讲道理。讲道理的核心问题是要让受众能够听进去。一篇好的评论,它的立论要有针对性、新颖性、准确性、前瞻性。

举例来说,国际评论要论题比较新、见解比较新的话,就要有新鲜的事实作为由头,或者支持你这篇评论的论据,要有新的立论视角,在交锋当中能够闪现亮点。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1999年5月8号,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轰炸我驻南使馆,西方主要的媒体对这样严重的事态是轻描淡写,是企图大事化了,小事化无。他们都口口声声地说是“误炸”,地图弄错了。误炸,而对中国人民当时是义愤填膺、示威游行,他们是有意歪曲这样一个事态,认为是政府有意组织的“反美运动”,这样事情完全颠倒了,是非黑白完全颠倒了,这样人民日报要站出来,发出中国的正义之声。

在编委会的指导下,国际部在第一时间就发出自己的评论,而且是滚动式的系列评论,当时一口气从9号开始,一直下来,连续发了9篇评论,一天一篇,从各个角度,全面、准确、深刻地阐释了中国政府的立场,表达了亿万人民群众的共同心声,谴责了北约的暴行,赞扬了三位烈士的崇高精神,可以说这些评论是鞭辟入里,说理透彻,经新华社发通稿,中央电视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各地方报刊电台转载转播,影响非常巨大,当时好评如潮,当时新闻界里面业界认为这种滚动式评论,再次彰显了人民日报国际评论的优势,使其“排头兵”的权威指导性更加突出。九篇评论在时间上构成纵向的连续性,在角度上构成横向的全面性,从而呈现了评论的立体感,形成锐利攻势,达到集零位整、分兵合击、整体之功大于个体之和的最佳效应。这是当年人家媒体媒介所评论的,这个系列评论,当时是获得了人民日报评论的特等奖,同时当年我参加写作的一篇观察家评论《是人道主义,还是霸权主义?》,这篇观察家评论获得国家级的“五个一工程奖”。这篇评论也是对前面几篇评论的回应和总结,对北约暴行的一个重磅出击,影响很大。

国际评论要写好还要有前瞻性,从这个角度举一个例子,前瞻性也就是说要及时洞察和预测即将出现的矛盾,尽早地去探寻事物的内在规律及其发展趋势,进而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和途径,以便紧扣时代的脉搏,引导舆论。人民日报的舆论要高出一筹,也就在这一些。除了刚才的,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当年在编委会的指导下,当时比较注意这方面的角度。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很厉害,联动在东亚蔓延发展,影响挺大的。当年10月21日,我写了一篇叫《经济全球化呼吁金融安全》的观察家评论,这篇评论对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的金融安全,尤其是新兴国家的金融安全问题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深入分析,从一个新的视角对经济全球化这一重大课题发表了较新的、有前瞻性的见解。文章发表以后,就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的好评,说文章发的及时,说理清楚,很有气势,对“过度危机和恶意投机”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安全的危害阐述精辟透彻,被誉为是“发出中国声音,也是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立场的力作。”这篇评论也得到了中国国际新闻奖评论类一等奖。搞评论,一个是要善于观察、分析,抓住重大的有新闻价值的评论点,这样才能够写出出彩的评论来。

主持人:您说评论有这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不管是从欧美问题还是世界经济问题,硬性的国际新闻报道,如何才能让受众很好接受,刚才您也说了,我们要讲道理,要让受众听进去,如何让这种硬新闻进行软着力呢?

陈特安:硬性的国际经济报道,因为人们认为经济报道都是比较偏理性、枯燥,都是一些数据、表格,听起来要入心入脑比较难一些。但是只要你“锲而不舍”就能“金石可镂”,要使自己能不断地加强学养。我要强调的学养是多方面的,有理论上的,有文学方面的等等。学养要强调国学的根底。如果你加强国学的根底,离你实现软着陆的目标,使经济报道有可读性,这样就会越来越近。比如说业界认为,《经济全球化互换金融安全》这一文当中,就不乏形象生动而又精辟的比喻,文章里面提出了“恶意投机者假借‘自由市场’之名,来行对金融弱势国家和地区‘自由宰割’之实,进行金融“掠夺”。这样人家比较听得懂一些,比较形象。西方国家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同时又是游戏的参加者,这里面的猫腻就很清楚,不公平也就很清楚,是朝着那方面有利的事情搞它的规则。文章还说,发达国家应该率先负起责任,金融危机的联动性使其不可能永远是“繁荣的绿洲”,正可谓“观火烧身,救火自救”,这就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谈得比较透彻,文章从内容到形式都表现出作者的笔力功底。

你把这里面的有些道理通过比喻来把它体现出来,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个很容易听懂。观火烧身,你看着别人的危机,你不管,假如能够救火,实际上救了你自己,因为整个危机是联动的,你自己到头来还是救了自己。把一些道理能够比较具体化、形象化,这样就离实现软着陆就越来越近了。

主持人:现在中国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中国要走向世界,世界也渴望了解中国,作为现阶段的媒体,我们更应该怎么样来讲好中国故事,在目前情况下,讲好中国故事还面临着哪些问题需要去解决?

陈特安:的确,我认为,在新闻界里面有人说的非常好,要讲好中国故事就要抓住五个基本话题—中国“具有悠久文明、倡导世界和平、实行社会主义、发展市场经济、改革带来机遇”,这五个方面,也是五大主题,假如这方面的故事讲好,我认为就是讲好了当前的,也就是最宏大、最精彩、最动人的中国故事。

在实践当中,讲好中国故事,有时候还可以叫做“借船出海”,有时候一些外面的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可以把他们设置的一些议题,挖掘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达到了传播中国形象的目的。有一个是关于春节的节目,这样就是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优秀的古老文明融入了时代的精神,这样创造出国际社会公认的中国文化品牌。这应该说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方面,这样就能够聚焦文化品牌,塑造国家形象。中国春节现在在外面影响可大了,而且好多都是争着在做这方面的节目。外国媒体,特别电视台,它也要争取更多的观众、受众,这些方面在西方是没有的,咱们古老文明,五千年的古老文化,西方拿不出来的。这一方面,西方人比较感兴趣。这是一个方面。作为人民日报国际部来讲,我们也的确在实践当中也经常这样做,怎么做呢?我们经常也请进来,我们经常请一些外国朋友,用中国的话题、议题写文章,他们可以用西方观众、西方受众比较容易接受的形式,用西方观众比较容易接受的语言写文章,我们国际部经常刊登这方面的文章,这应该说叫做“借嘴说话”,通过西方友好人士、西方的朋友,他们讲他们的感受,来讲中国故事,这也是比较好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国际话语权,集中讲好中国故事,同时优化战略布局,着力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的外宣旗舰媒体。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党报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基本遵循和不断取得突破的根本保证。我觉得要按照习总书记指出的这条路走下去,我们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就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强。

主持人: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程,不管是对外传播的事业还是对外传播的格局,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您看来,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陈特安: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同时改变了国际新闻报道的局面。我作为在人民日报工作多年的老兵,也切身体会到人民日报的国际传播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与时俱进、茁壮成长,变化巨大。

从总体上来看,成果喜人。特别是近年来,人民日报编委会遵照中央部署全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和媒体深度融合发展,驻外分社建设和国际新闻报道都迎来历史性大发展。人民日报已经成立了7个国外中心分社和35个驻外分社,这在过去不可想象的,这些分社机动作战、协同作战的能力日益提升,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理念、发出中国声音的大量的重头报道和评论受到国外广泛关注和转发。

人民日报的驻外机构以及驻外记者的规模数量在目前全球纸媒当中是居于前列的,人民日报的驻外记者和人民网海外分公司常驻人员最多时候已经超过100人。驻外记者平均每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有2500多篇、消息3000多条,图片和二维码视频则超过了1000条,为人民网、人民日报客户端提供超过10000条,为环球时报撰稿超过200万字。

从创新实践来看,成果也是显著的。第一,布局“总社-国外中心分社-国外分社”这三级网络,确保了全球、全天候、全媒体新闻采编。今年以来,驻外记者加强了对国家新闻的即时现场报道,力争第一时间首发新闻,形成了很好的传播效果。很多报道在人民日报客户端首发浏览量瞬间高达几千万,有效引领了舆论导向。

第二,坚持融合发展,全媒体产品广泛落地。国际部、驻外分社制作的二维码视频发稿量目前占据人民日报编辑部相关产品的半壁江山,“学习大国”、“一秒世界”、“零时差”等融媒体工作室精心生产富有特色的国际传播新产品。

近几年来,人民日报社高度重视以创新方式做好习近平总书记重大外交行动的报道,启用中央厨房机制,这就在人民网,中央厨房现在名声远播,从中央到地方,到广大观众,都好评。全社调集了文字方面、摄影方面、摄像方面的精兵强将,组成“高访全媒体报道和视频制作组”,实现人才、平台和机制大融合。一次制作“多种生成、多平台落地”突出展现总书记大国领导人形象,彰显中国的大国担当。国际部和分社联手推出的中英文微纪录片《握手—中美元首庄园会晤新开始》、《期待—中芬建交67年新起点》、《我们的“一带一路”》等等,在人民日报各新媒体推出,浏览量都突破千万级大关,其中,《我们的“一带一路”》这部片子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主会场、阿斯塔纳世博会中国馆等多个会议场所滚动播放,取得了显著的对外传播效果。

第三,通过定制推送主动向外媒提供新闻服务,就是让外国媒体跟咱们定制图片、视频等等,这个尝试已经取得了效果。这种业务一开始启动的时候就受到了云山同志、奇葆同志的充分肯定。仅2017年两会期间就推出200多件新闻产品。译成了20多个语种,在78个国家和地区的420家媒体落地4350次,被路透社、法新社、彭博社、《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等多家外国主流媒体广泛转载或者转播。

我们还推进和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应该说是我们对外宣传一项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我国在加强国际传播能力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和空间。

主持人:刚才您也说了在国际能力还有很大的潜力和空间,在国际传播能力方面还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机遇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陈特安:现在世界形势当然也还是复杂多变,我国总的形势对咱们有利,我们加强传播能力是面临着机遇,不断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在国际事务当中的广泛深入的参与度,要求具备能与之匹配的国际形象和话语权。现在咱们国家影响力增大,咱们的实力加强,当然,在国际传播方面要求跟你这个国家的地位和能力、影响力相匹配,这个东西是咱们的机遇。我们还可以“引进来”先进的传播技术和管理理念,现在互联网又为后发国家提供了快速跨越技术鸿沟的可能性,这也就是我们具备后发优势。我们不可能像他们那样走过了那么多路,咱们一下子就可以跨过去发展,具有后发优势,这也应该说是一个机遇。中国的发展和日益重要的国际地位使其在西方媒体和国际网络舆论中一直保持着“重点议题”的热度。咱们国家现在是举世瞩目,咱们中国的和平崛起成为世界媒体,不管是什么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一个重点的、热度很高、关注度很高的话题、议题。这也是机遇。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歪曲报道,不少舆论观点对中国的形象有偏颇的地方,这应该说也为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的议程设置提供了一个准确的切入点。他们也给咱们提供了议题,他们对中国的报道还有歪曲和偏颇的地方,咱们也可以以此为切入点,加强咱们的国际传播能力和建设。

当然,我们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也面临不小的挑战,比如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使得国际传播的对象更加复杂,东西方较大的“文化逆差”和国际传播市场中的“西强我弱”的状况还存在。互联网时代的国际传播不再是媒体本身的事,西方国家还将其与外交战略紧密结合,形成了一股“线上(互联网世界)”和“线下(现实世界)”的合力,这是美国国务卿曾经说过的。美国在这方面的确走在全球的前列,这对我们来说也应该是一种挑战,咱们也应该研究这方面的形势,赶上去,超过去。

主持人:明年就是改革开放40周年,从您的回顾当中,您如何评价这40年的发展呢?

陈特安:改革开放很重要的就是紧紧抓住了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加快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特别到了现在,到了新时代,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咱们这个理论体系经过改革开放伟大进程,逐步形成发展。

我自己概括了几个方面重大的成就。一,改革开放是紧紧抓住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全面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局面。改革开放的丰功伟绩日月可昭,是一座历史的丰碑。

二,改革开放创造了经济奇迹,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中国经济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以加入世贸组织为标志,中国经济已经完成了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进程,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

三,改革开放使我国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实现了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四,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成就辉煌,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高,中国正在逐步的也是空前的走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

五,重视人才教育、科技快速发展,不少领域跻身世界前列。

总之,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人民,正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阔步前进在伟大民族复兴的大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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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2017年11月22日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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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赵光霞、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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