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社会语境下，媒体要为社会提供“正统共识”，提供正确的认识世界、理解中国的框架。但是，不少媒体缺乏这种文化自觉和责任担当，他们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忽视公共利益和文化关怀，缺乏责任感，难以胜任中华文化复兴的伟大使命。当下，中国社会可能要比任何时期更需要媒体的文化担当，也更考验媒体的文化操守。

　　人的“世界观”有经验主义和建构主义之别。经验主义者认为，我们认识世界是因为我们的感官给予我们通往“客观外在”世界的“途径”，我们只要简单地通过验证和研究，就能理解客观外在世界——因此，经验主义者试图通过遵循或反映现实来建构人们的认识。但建构主义者认为，我们并非是简单、被动地从客观外在世界接受信息，而是作为思维主体积极地建构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①人对世界的认知，既是经验的，也是建构的，既要靠个人的经验，也要靠媒介的力量——借助媒介的视野和框架去认知和理解世界。甚至说，有什么样的媒介，就会有什么样的世界图景。文字媒介、图像媒介、声音媒介等，各自呈现的世界景观都是不同的。

　　再者，人们从来都不是从纯粹个人化的视野去认识世界的，而是基于某种文化语境设定的视野去认识和理解世界。文化语境规定人们认识世界的共享框架。有什么样的文化语境，就意味着有什么样的意义生产和解读框架，就是说，人们对世界的理解，既是个人的，也是族群的。族群的凝聚和演化，离不开共同体的文化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一是离不开媒介；二是离不开意义共同体，即文化族群。

　　媒介作为连接个人与社会共同体的不可或缺的传通机制，其影响的强度和性质，对个人和社会共同体都是至关重要的。所有媒介化的文化都成为一种回应社会需求和社会想象的机器。传播机制和媒介文化还可以从社会性的角度进行精神分析的治疗和意识形态的校正。②

　　影响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因此，媒体在社会共同体中的文化担当不可缺位。

　　现如今媒体责任的缺位

　　当下中国，媒体生态遭遇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处境均不乐观。媒体江湖充满不确定性，时有不测风云。面对惨烈的生存竞争，一些媒体慌不择路，甚至不择手段，罔顾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为了收视率、点击率、粉丝规模，为了市场占有率和资本回报，一些媒体一味看重市场利益，置公共利益于不顾，甚至突破底线，引发舆论不小波澜。比如，有媒体借助《王者荣耀》这款游戏在市场上无节制地圈钱，市场丰收，责任“歉收”，这一自利行为，曾遭到人民日报、央视、新华社等主流媒体的阻击。7月3日、4日、6日，人民网连发三篇评论《是娱乐大众还是“陷害”人生》《加强“社交游戏”监管刻不容缓》《过好“移动生活”，倡导健康娱乐》，批评《王者荣耀》“陷害”人生。其评论指出，作为游戏，《王者荣耀》是成功的，而面向社会，它却在不断释放负能量，尤其给青少年带来负能量。7月4日，腾讯旗下《王者荣耀》正式推出号称史上最严防沉迷措施的健康系统，12周岁以下未成年人每天只能玩1小时。但该健康系统上线不久，即被曝“做做样子”“漏洞百出”，未成年人还能通过网络购买小号的方式无限制登录游戏。对此，新华社发文《再评“王者荣耀”没有责任血液的游戏注定走不远！》，批评“王者荣耀”对自身引发的社会问题缺少应有的歉意与解决诚意。

　　传媒业不能没有市场，但不能唯市场，“严肃的媒体，从来不是一盘暴利的生意。媒体的全部荣光和成就，来自于对社会责任的坚守，来自于对新闻理念的执著，来自于对现在以及未来潜在受众的热爱，来自于以自己的最大努力促进社会每一点微小进步的心心念念。”③还有媒体为了博取受众眼球，不惜以“标题党”、低俗化等套路，一味迎合受众低级趣味，赚得廉价的公众关注，追求围观以及轰动效应。

　　伴随着物质力量的快速增长，文化“缺钙”问题越来越突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的媒体未能尽其所能地扛起文化责任。改革开放成就了中国的经济崛起，也促成了社会转型和文化代谢。在这个过程中，媒体应扮演积极的角色，应成为公平正义的守望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传播正能量，推动社会的成功转型以及文化的良性发育。但事实上，我们的媒体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没有及时、有效地向社会传播充满正能量的文化和价值，甚至出现文化迷航乃至价值偏航。媒体关乎公共福祉，其价值偏航和文化迷航，势必会影响公众的价值判断和文化方向感，尤其是主流媒体，一旦其价值和文化方向出问题，可能会成为公害，造成大面积的精神污染。不少媒体没有意识到这种负面影响，即便意识到，也听之任之。在他们的认知中，市场价值是最要紧的，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粉丝数压倒一切，至于影响背后的价值导向，则是次要的。这种以牺牲社会效益为代价，片面追求市场效益的媒体行为，是缺乏社会责任和文化担当的典型表现。

　　内聚共识，外促对话

　　文化是一种无形的力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对人生和世界的看法，内在地支配着人们的行为。文化像空气一样充盈于人们生活的空间，渗透在人们的行为理念中。文化为社会共同体提供意义支撑，将共同体聚合在一起，形成共识。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人们往往共享文化意义系统，这种意义系统为身处于共同体中的个体提供解释世界和自身行为的价值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共同体也是意义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离开意义和文化的维系，社会共同体无从谈起。社会共同体是由意义和价值编织而成的。身处其中的社会个体，端赖社会共同体编织的意义系统去认知社会和世界，确立自身与社会的关系，成为“社会人”。媒体是生产和传播意义的重要机制，为社会共同体提供标准化的社会范畴和价值判断，影响个体的认知框架和价值基准。随着时代的发展，媒体在社会共同体中的文化枢纽功能变得愈加突出，媒体的文化担当显得愈加紧要。对于社会共同体而言，媒体的文化功能主要表现为：内聚共识，外促对话。

　　通过议程设置，媒体源源不断地向社会共同体输出意义符号和价值资源，为社会共同体提供意义共享系统，为社会个体提供认知世界和理解社会的意义框架。媒体在个人和共同体之间架构一个认知通道，藉此，个体获得认知和理解社会的知识和意义资源，社会获得连接个体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一系列系统关联的信念、看法和主张的集合，它的基本功能是解释。它设定了一个问题域（problematic）。意识形态所提供的一套参照术语限定了人们的思考方式，使“打破”它的设定框架、以另一种不同的方式感知事物变得几乎不可能。意识形态实质上是某种“思想体系”，具有正统共识的特征。④在中国社会语境下，媒体要为社会提供“正统共识”，提供正确的认识世界、理解中国的框架。但是，不少媒体缺乏这种文化自觉和责任担当，他们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忽视公共利益和文化关怀；也有一些媒体，在传播主流价值观时，缺乏责任心，流于形式，致使主流价值观处于“空转”状态，传播效果欠佳，难以实现凝聚集体共识的目标。

　　中国媒体的文化担当还表现在对外输出：传播中国文化，促进跨文化对话。文化只有差异，没有优劣，更何况，中国文化绵延数千年不坠，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智慧和文明菁华，支撑了中华文明的赓续传承。在所有世界文化系统中，只有中国文化有四五千年一以贯之的历史。一种文化系统能绵延数千年不坠，必然有其存在的理由，这足以证明其有不容磨灭的精神价值。但中国文化的现实处境并非如此，失去自信的中国文化，一直在十字路口打转。长期以来，中国的文化自信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由于历史原因，很多时候我们把自己厚重的文化视为历史包袱。唐君毅认为，中国近代以来对西方文化冲击的回应，基本态度是卑屈的、羡慕的和功利的，而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则是鄙视的、自卑的。这严重阻碍了中西文化的融通和中国文化的发展。要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重建, 必须超越这一文化心态。⑤

　　作为社会共同体的交往机制，媒体不仅要促成共同体内部的共识凝聚，还要促进共同体之间的交往与交流。随着现代世界的打开，民族国家的兴起，世界交往成为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媒体的跨文化传播功能更加凸显。西方世界的崛起，与西方“软权力”的霸道护航是分不开的。其中，文化传播功不可没。在与西方世界的文化遭遇战中，中国失分太多，中国文化心态上的自卑以及文化行为上的自虐造成中国文化的严重失血。中国和平崛起需要文化支撑，需要中国以文化的力量去影响“他者”，进而促成不同文化主体的理解和交往。中国要成为世界议题主导者，需要中国媒体有高远的文化担当，需要中国媒体自信、主动、智慧地参与全球文化交往，在充满噪音和杂音的文化语境里，发出中国“好声音”，展示中国文化的魅力，赢得“他者”的理解与尊重。

　　文化如何传承与开新

　　当下，正是中国社会转型和媒体转型的“双转”关键时期。这个时期，社会需要文化支撑，媒体需要有文化担当。如今中国社会可能要比任何时期更需要有媒体的文化担当，也更考验媒体的文化操守。媒体的文化担当，可从两个维度用心用力:

　　其一，传承。当下中国媒体过多关注那些功利性的东西，不少媒体视野短浅、狭窄，总是盯着眼前的市场和“口粮”，惟利是图。这并不是说市场和口粮不重要，只是媒体不是生意，即便是生意，也只是“绅士的生意”，不能赤裸裸直奔市场而去，要超越眼前的苟且和功利，有高远的文化关怀和责任担当。提及文化担当，当下的媒体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中国有雄厚的文化积淀，这座文化富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若不采掘、传承，文化则不能自然而然进入到芸芸众生的生活日常，不能直接进入国人的精神生活。在这方面，一些主流媒体做出了很好的尝试。比如，央视推出的《朗读者》《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诗词大会》等节目，即是成功的案例。这些节目注重发掘中国文化的存量资源，唤醒沉睡的美好记忆，打捞那些优雅的文化存量，以电视媒介形式予以呈现，让文化记忆在电视媒介上复活。再如，黑龙江卫视推出的《见字如面》节目，将“家书”这种形式展示在电视屏幕上，也是一个不俗的创意，市场回报也很可观。

　　其二，开新。媒体作为社会意义机构，不是社会的“扫描仪”和“复读机”，媒体不满足于机械的记忆和复制，而是要创造新的意义，进而成为社会共同体文化创新的枢纽性机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文化的复兴，而文化的复兴不能满足于将文化存量翻检出来，不能满足于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老底子，沦为老祖宗的文化守灵人。文化传承固然不可或缺，但开新最为关键。“老树着花无丑枝”，文化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成为“活水”。文化创新少不了媒体的贡献，但事实上，我们的媒体在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上面临双重不足。在熙熙攘攘的媒体圈中，真正有新意、有创意的好东西太少，由于媒体过于关注市场占有率和物质回报，很多媒体的目光短浅，视野狭窄，不愿意把功夫和智慧花在文化创新上，他们更愿意投资那些立竿见影的项目，不少媒体不愿意做创新“出头鸟”，更愿意复制别人的东西，甚至抄袭别人的成功样本。不可否认，一些新媒体在技术创新和文化创新方面有强大的优势，但还不足以带动整个媒体阵营，更何况，其中有的新媒体的文化创新局限性较大，受制于狭隘的利益格局，也不能从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出发，成就文化大格局。

　　（作者张涛甫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王佳佳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注释：

　　①P.埃瑞克·洛：《西方媒体如何影响政治》，新华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

　　②陈卫星：《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4页。

　　③北青报：《致读者——一切正在开始》，北京青年报2017年7月6日。

　　④（澳）迈克尔·A·豪格、(英)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社会认同过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3页。

　　⑤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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