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他依据四川大学的学校定位、文化背景以及学科发展的历史经验、现实状况以及未来需要拟定的基本原则与大体方向，提出进行学术研究与产业实践“大文化、大传播、大产业”这一基本理念。他脱胎于四川大学“望江学派”“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不即不离、若即若离、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的文化境界；他浸唐风宋韵，爱吟诗作文，借古典文化做学术创新，作创意歌词透文化底蕴；他主张“免疫教学”的理念，努力将知识传授、职业指导与人生激励结合起来，揭示传媒行业乃至社会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指导学生如何适应中国国情，如何遵守法律、纪律的约束以及如何面对行业内的复杂情况，如同给婴儿注射疫苗，使之产生“抗体”，增强“免疫力”，使学生对行业和社会的各种复杂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在实际工作中能够从容不迫、正确应对；他还坚持以“传播为手段，媒体为工具，通过传播提升人生，改良社会”的教学理念，强调“生活中处处有实践”，鼓励学生顺应“大传播”趋势大胆创新，在实践中体会传播的乐趣……他就是本期封面人物——四川大学广播电视研究所所长蔡尚伟教授。

蔡尚伟，男，1970年出生，四川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文化传媒方向博士，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四川大学广播电视研究所所长，四川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国家版权局授牌的全国首个版权产业研究示范基地）主任，四川大学“美丽中国”研究所（全国首家“美丽中国”学术机构）所长，中国美丽乡村研究中心（农业部与四川大学共建）主任、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西部开发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奖评委、长江韬奋奖评委、中国广播电视协会西部学术基地副主任、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国家首批2011平台）研究员、文化产业（中国）协作体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文化产业导师、光明日报“中国文化产业年度人物”评委、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委、国家艺术基金评委、中央电视台节目评估专家、中国传媒大学等校兼职教授。曾在四川省广播电视厅工作九年，制作了百余部（集）电视片，参与了政策研究、行业评奖等工作。被称为“中国最年轻的传媒博导”“文化产业的蓝海水手”。2007年入选“全国十佳百优广播电视理论工作者”，作为理论界唯一人选获得中国“2009文化产业年度人物”的荣誉称号。出版了《广播电视新闻学》《电视文化战略》等学术著作十余部，发表论文百余篇，多次在《光明日报》整版发表文章。主持、参与国家级重点、重大课题六项，省部级课题与横向课题数十项。长期为中宣部、文化部等中央部委提供内部研究报告。

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者”）：蔡教授，您好，很荣幸您能接受我刊的采访。十八大正式提出“美丽中国”国家战略，如今过去了几年，您作为四川大学“美丽中国”研究所的所长，该项目取得了哪些突出的进展？

蔡教授：您好，感谢贵刊的采访！中共十八大正式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国家战略以来，党和国家最高层面都把“美丽中国”作为非常重要的建设内容。四川大学秉承120多年综合大学发展的传统，在长期研究生态文明、生态建设、道教、儒学等基础上，对“美丽中国”也有初步的思考和研究。在十八大正式提出“美丽中国”治国理念后，我们团队在全国第一个构建了“美丽中国”建设评价体系，第一家发布了“美丽中国”建设水平报告。报告发布后，得到了全国媒体和社会的普遍关注，得到了川大校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坚决支持，成立了全国首家也是唯一一家“美丽中国”的学术机构——四川大学“美丽中国”研究所。

研究所科研方向包括美丽中国评价研究、生态文明体制机制建设及规划编制研究、绿色发展战略与路径研究、新型城镇化建设研究、美丽乡村建设研究、美丽中国与美丽乡村传播研究等。2012年开始，“美丽中国”研究所连续地年度发布“美丽中国”建设水平评价报告，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中国新闻网、凤凰网、《中国日报》等数百家媒体给予报道和转载。多篇研究成果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文摘》等国家权威媒体和期刊刊载，其中《美丽中国，梦想还有多远？——关于美丽中国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被《光明日报》整版刊载，该报告是全国第一次系统地大篇幅地对“美丽中国”的建设情况进行总结。三中全会后，研究所参与编写了《建设美丽中国》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该教材由中组部、农业部、国土资源部、环保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水利部、文化部等部委组织编写，由习近平总书记作序。这本书第一次站到国家几大部委的高度，系统地、全面地、深入地阐释了“美丽中国”的内涵、意义、建设任务、推进策略等。研究所还承担了国家、省市各级“美丽中国”、生态文明、美丽乡村建设课题：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建设工程项目《“中国梦”的实现与“美丽中国”建设瓶颈问题的突破》；中国工院重大咨询项目“秦巴山区绿色循环发展战略研究”；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美丽中国对外形象传播》；四川省十三五前期重大规划项目“四川省‘十三五’建设美丽四川，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总体思路研究”等，很好地服务了各地“美丽中国”建设的需要。

研究所成立以来，为“美丽中国”“美丽乡村”建设持续提供政策建议、决策咨询、人才培养和技术支撑。研究所通过各种方式给中央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若干政策建议，例如设立生态文明建设委员会、设立“美丽中国”中央试验区、在中央试验区切实开展“美丽特色小镇”建设等建议。研究所还通过参与培训项目、推动学科发展等方式为“美丽中国”的人才支撑发挥了一定作用。同时研究所建立了美丽中国网、美丽中国、美丽乡村等微信公众号，建立新媒体集群，为“美丽中国”、美丽乡村建设进行全方位的传播、营造浓厚的社会氛围，逐步探索“政产学研媒”五位一体推进“美丽中国”、美丽乡村的工作机制。

记者：文化产业是强调创新和创意的产业，是一片无边的蓝海，是增强发展后劲与未来竞争力的一个主攻方向。随着新媒体技术不断创新发展，使得文化产业借助新媒体技术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您被誉为“文化产业的蓝海水手”，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专业能力，在您看来，文化产业借助新媒体得到了哪些发展？

蔡教授：文化产业特别是现代文化产业、当代文化产业与新媒体是完全不能切分的两个领域。首先，新媒体是媒体板块内部的一部分，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业本身包括了新媒体。目前在全国一些城市的文化产业统计口径中，已经明确把信息服务业、信息传输业等新媒体属性鲜明的行业纳入了文化产业的统计口径。以杭州为例，阿里巴巴和网易的介入使杭州文化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的盘子大为扩充，文化产业的产值增加值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此外，BAT等典型的互联网新媒体平台起到了整合文化资源、进行文化传播、创造文化价值和产业价值的效果。在产业方面新媒体本身就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新媒体的发展推动了文化产业的整体扩充，新媒体对文化产业其他部类都有很好的推动作用。新媒体本身具有非常突出和鲜明的传播功能、品牌塑造功能，媒体对文化创意产业、文化旅游产业、文化地产消费发挥了基础性的品牌塑造和品牌传输作用。例如现在大家熟用的“两微一端”具有强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所有的文化产业在本质上来说都是品牌产业，新媒体与文化产业地融合迸发出了巨大的产业效能。新媒体是文化产业的重要载体，也是文化产业的形态之一，对其他所有的文化产业部类起到很好的、现代化的传播作用。

最后，面向未来，新媒体的概念还会发展和演变。新媒体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概念，在VR、AR、MR、人工智能等人类科技前沿技术与文化结合的趋势下，随着技术地成熟和成本地降低，会催生出新的文化产业业态、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具体形态，未来的新媒体依然会是文化产业品牌塑造的重要助推力，是推动文化产业深入发展的有力支撑。对此，我是充满信心的。

记者：在新闻传播领域，您开创了针对“建设学派”构建一个较完整和系统的学术理论体系的先河，致力于传播学建设学派的探索，理论与实践的贯通融合。而现今我国高校人才教育还存在理论教授较多、实践不足等问题，导致学生解决问题能力及对社会的认知能力欠缺，对此您有何建议？

蔡教授：“建设学派”是我多年以来一直致力于探索的领域，我形成“建设学派”理念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实事求是”“经世致用”传统观念的影响。事实上我是在哲学层面既关心此岸世界也关注彼岸世界的人，对世界秩序终极的、原始的、彻底的理论抽象和探索是我精神生活的一条主线。另一方面，社会是人作为集体存在的必然形态，我相信再终极的关怀也不能排斥现实关怀和社会关怀，我们面对社会需要有推动社会、不断改良和优化的价值取向。我坚信精神生活和理性生活要“顶天立地”，“顶天”就是要有最高远的宇宙关怀和终极关怀，“立地”就是要有最微观的人情关怀和道德关怀。

我在四川省广播电视厅、在传媒业工作了九年，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它让我看到整个社会，接触社会的方方面面。我很难让自己形成一个封闭的心灵，我的心灵向所有的时空开放。传媒界工作的经验告诉我，不断解决问题、不断把事情做得更好是社会中运行的行业和个体发展的基本规律。怎么把事情做出来、做得更好这种思维习惯让我对空洞的说教、对坐而论道、对简单的“站着说话不腰疼”等作风形成批判和排斥。等我回到高校后，我花了一年多时间读法兰克福学派，待我读完之后，我发现凡是真理性的判断早已出现在常识里，凡是晦涩难懂的要么不符合中国的国情，要么是对传媒行业和社会的隔离和误解。我概括了八个字“不知所云，不知所措”，“不知所云”意为故作高深之词、以文浅易之说；“不知所措”意为反正我批判，但批判后不提解决方案。对我来说，我一直推崇“脚踏两只船”，一只脚在高校，一只脚在社会，我认为这是新闻传播学等领域必然需要的基本理念和方法。现在很多年轻人没有接触社会或者接触社会很浅可能觉得一些比较炫的概念、一些比较酷的模式更具有学术色彩、学术水平更高，而真正简洁朴实的、按照社会运作规律得到的判断并不具有学术感，反而觉得价值不大，不愿意理解“建设学派”的价值。

事实上我的“建设学派”有一系列成套的方法论，例如“角色情境体验分析法”“目标——问题导向法”“程序九步法”“蔡氏九问法”“文法八言”“创意八字”等，我拍了很多的视频、讲了很多的音频，便于大家反复地、可有重点和选择性地了解我的观点、研讨我的观点、批判我的观点、修正我的观点。我力图用浅显易懂的话表达有深厚哲学和人文精神的学术领域，让我困惑的是目前来看我理念的认同度并不高。这可能是因为时代的演变、物质财富得不断丰富，人们对精神生活的兴趣、特别是抽象的精神财富的兴趣降低，还有大量独生子女缺乏对问题深入思考的习惯以及新媒体营造的碎片化、表层化的媒介环境，这些导致人们对系统性思想观念的兴趣在下降，大家更愿意从短时期的诉求出发评价和使用学术资源，例如从考试和升学的需要，法兰克福学派已经成为考试的工具，更容易被学生接受。

不管建设学派有多少不足，社会学科的人尤其是新闻传播学等高度社会性的学科必须理论和实践结合、学校和社会结合，必须是以推动社会进步、促进社会改良为根本目标，倒逼我们的学术研究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高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社会领域，没有纯粹的、空洞的、抽象的理论，所有的理论必须源于社会，要呼应社会的需要，能够引导社会的实践。很多人读硕士、博士是因为畏惧社会，了解社会、引领社会的意识不强，我历来主张有所不足对年轻人来说不可怕，不能自觉到这种不足并有勇气去改变可能是更大的缺陷。

记者：以报道红军动向而诞生的新闻巨子——范长江，其所著《中国的西北角》第一次真正公正、客观、全面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行踪和影响，其新闻思想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您2016年策划了“滚滚长江，致敬长征”——重走范长江之路大型新闻教育实践活动，今年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军90周年，范长江的这种精神，对新闻人有何启示教育？

蔡教授：范长江是典型的建设学派的践行者，他就是一直在路上、一直在行走的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他的社会性、实践性非常强。那么我策划“滚滚长江，致敬长征”——重走范长江之路大型新闻教育实践活动的目的也在于让新闻学界、新闻业界、新闻学子学习范长江吃苦耐劳、博学多识的专业精神。新闻学子能够在范长江当年走过的路上、在新闻实践的第一现场去感悟一种精神，传承一种精神，践行一种精神，提升自己。这种精神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精神，和红军的长征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本次活动也把“滚滚长江，致敬长征”的精神与红军的精神紧密结合在一起。

范长江的精神对今天的新闻人仍然具有启示意义，首先范长江是哲学化的新闻人，从小有很强的新闻意识，后来在北京大学读哲学，带着很强的生命感和家国感学哲学、思考宇宙和人生。正是因为有这种爱和精神，他才会选择用新闻手段去爱国、爱民，后来他做科学以及其他方面的工作也都做得很好。其次范长江有强大的人格力量，范长江之路沿途艰难险阻，尤其是不少地方有生命危险，范长江对于这一切毫无畏惧。最后范长江具有非常强的学习能力，是一个全才。现在很多新闻学子认为我是学新闻的，哲学、历史、文化与我无关，这种浮光掠影的学习很难真正胜任社会领域新闻传播的工作。

记者：您多次担任“中国新闻奖”评委和“长江韬奋奖”评委，在您看来，我国的新闻人应具有哪些优秀品质和技能，才能适应当前快速发展的传媒业市场？

蔡教授：如上所说，范长江仍然是今天所有的新闻人，包括新闻业界、新闻学界、新闻学子学习的榜样，他身上的优秀品质和技能在今天仍然是适用的。当然在今天以市场经济为主要运作方式的传媒行业来说，应对传媒市场的能力是很多人尤其关心的，特别是在媒体高度竞争、白热化竞争的当下，怎么样提高自己对传播品传播价值和新闻价值的判断、发现、提炼、创造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要能够非常快速、精准地判断哪些事、哪些人、哪些细节具有被广大的受众感兴趣、愿意去关注的能力。我们要能够发现新闻价值、传播价值，同时能够从纷繁复杂的信息中去固化这些价值、提炼这些价值、彰显这些价值。同时还能够主动介入到新闻要素中，与新闻要素进行互动，创造价值并掌握价值地形成和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在高度竞争化的格局中不被传媒的汪洋大海所淹没。

从两奖的角度来看，新闻包含的品质还有“走钢丝”。什么叫“走钢丝”，就是能处理好各种关系的平衡点，不能偏左也不能偏右。例如宣传价值和新闻价值的关系、政治导向优先和专业能力为重的平衡。处理不好的话可能变成剑走偏锋，要么满足政治要求而忽略了受众和市场的需要，这样正确但没有传播效果。另一方面可能走向低俗和庸俗，满足了市场的需求但是在文化和道德上会陷入另一个矛盾之中。真正的高手一定是能全面把握各方面的原则和要求，同时把这些矛盾关系处理得比较好，很少出现纰漏，这样的人是需要新闻人学习的。不能够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剑走偏锋，忽左忽右。要处理好大题材和小切口、处理好严肃的内容和生动的形式、处理好政治导向和讲故事之间的关系，这是优秀的新闻人应该有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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