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有点潮'》:"高冷"理论如何"潮"起来

章正 卢义杰

2017年11月28日06:35  来源:中国青年报
 
原标题:“高冷”理论是如何“潮”起来的

电视理论节目《社会主义“有点潮”》讲述社会主义500年发展史。湖南教育电视台供图

  社会主义理论教育给人的感觉是什么?一些大学生认为这有些“高冷”,但近日热播的电视节目《社会主义“有点潮”》正试图改变这一看法。

  节目由湖南省委宣传部、人民网、湖南教育电视台策划制作,令人叫绝的不只是现场采用了全息投影等最新技术,而是3名学者现场对话,既把理论讲成故事,又结合现实头脑风暴。有的学者坦言节目直面了问题,“讲了很多以前不敢讲的”。

  事实上,观念碰撞从节目的片名就开始了。“有业内老专家反映,这个题目不好,不严谨,怎么办?”湖南教育电视台理论部主任、节目制片人赵超军得到如此反馈。究竟是改回传统的严肃标题,还是坚持俏皮的网络语“有点潮”?他拿不定主意。

  这个突破的最终实现,宣传部门的支持无疑是重要因素。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肖君华告诉赵超军:“就是这个题目,其他的什么都能商量,这个题目不能改,年轻人喜欢。”

  事后,全程参与了节目策划的肖君华又专门撰文解释了这个问题。

  从确定片名这个细节开始,不少工作人员明白了,自己要做的是一件“前无古人”的事情,这档面向年轻人的理论节目,就是在努力告别一些地方过去惯用的灌输、说教的传统模式。赵超军说,既然给年轻人制作,就要有年轻人的样子。

  对内容“揉碎”再造 打捞真实历史细节

  水手:“噢,我这是在哪儿?”

  主持人:“这是21世纪,我们正在谈论你寻找乌托邦岛的这个经历呢。”

  水手:“……你知道吗,我差点被巨浪吞掉,忍受着饥饿,都是为了心中的完美世界……”

  这段“穿越”的对话,是《社会主义“有点潮”》第一集《乌托邦是座什么岛?》的开头。水手的形象是用全息技术投射出来的,现场的观众能看到一个逼真的水手与主持人在对话。赵超军说,他们花了“血本”,近百万元,电视节目现场运用这项技术的并不多见。

  除了乌托邦这座岛,节目还将一本书、一个炮、一艘船、一个特、一个梦串连起来,讲述社会主义500年的发展史。这背后就是6个问题,乌托邦是座什么岛?《共产党宣言》是本什么书?阿芙乐尔号为什么开炮?南湖的红船为什么能破浪前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在哪儿?中国梦是个什么梦?

  什么样的作品才是年轻人喜爱的?节目嘉宾、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杨蕾说:“尽量使用贴近同学们的语言,网络潮语,贴近主题的小段子,虽然我们说内容为王,但是‘颜值’决定人家是否愿意了解你,内容决定是否会一票否决‘颜值’。所以要思考吸引学生的方式。”

  谈到马克思与恩格斯“伟大的友谊”时,节目中加入了时下流行语:恩格斯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富二代”,马克思是“一个贫困的青年”,不同的生活经历,“这哥儿俩怎么能相遇、相知,最后又成为伟大的革命战友的呢?”

  “现场嘉宾的金句频出,‘青春就是用来奋斗的’‘想吃天鹅的蛤蟆成了月宫里的金蟾,坐井观天的青蛙成了饭桌上的田鸡’,同学们会心一笑时又深悟哲理。”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邓纯东说。

  有一种观点认为,思政课的创新就是媒体呈现的创新,例如全息技术、动画……但只这样理解创新未免肤浅。

  据介绍,在这档节目中,表面上是各种技术的叠加,实际上,生动的本质是对内容“掰开揉碎”的再造,打捞历史真实的细节,年轻人不知道的故事,让他们更加震撼。通过细节的表现,让历史“活”起来。

  节目嘉宾、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陈培永提起,以前我们有个印象,一说到社会主义理论,就要正襟危坐,这样很难接地气。节目中重新挖掘中共领导人在召开一大时候的年龄,发现他们的平均年龄比大学生稍大一些,这样的表达就亲切了。

  湖南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干部、节目撰稿兼文稿统筹陈瑞来认为,该节目创作时力求打破受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刻板印象,入心入境,接地气,有温度,为青年学生打开了一扇了解马克思主义、了解社会主义的窗口。

  讲了以前不敢讲、容易讲错的问题

  在录制《社会主义“有点潮”》的时候,陈培永发现一个现象:第一集,嘉宾们比较严格执行事先确定好的脚本,中规中矩,但到最后两三集,现场临时产生的对话和观点碰撞,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这当中的一个原因是拍摄进度较紧,另一个在陈培永看来是更主要的原因:嘉宾觉得没必要让脚本限制了讨论和思维,相反,嘉宾之间应该多对话、多互动,形成更多的观点碰撞。

  在节目中,3位嘉宾用访谈的形式上思政课。节目嘉宾除了上文提到的陈培永和杨蕾,还包括:张国祚,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蓝茵茵,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历史与文化系主任。

  “张国祚老师与新中国同龄,陈培永和蓝茵茵是80后,杨蕾接近90后,是理论新秀。”赵超军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这在年龄结构搭配上,尽量形成了一个梯度,两位女教师隔一期上节目。

  “3位老师在一起,相互补充,其实就是一种相互竞争、相互碰撞,不同年龄层次的观点不一样,改变了思政课的单向度说教。这种互动正是年轻人所能接受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杨阳看了节目之后说。

  “有关负责同志也是鼓励大家交锋的。”陈培永说,理论真人秀若完全按脚本走,绝不会精彩,“该交锋的还是要交锋,要去触碰大家关心的热点话题、有困惑的问题,这样才能让人更加爱看。”

  问题导向一直是陈培永所坚持的。在平常与一些团干部交流的时候,陈培永常说,一定要让青年提出真正碰到的问题,然后去回应他们。如今,这个学者在演播厅看到了突破:大学生现场提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底“特”在哪里,中国梦和美国梦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差别,今天到底怎么看无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等等。

  每个问题都有一个“到底”,这恰恰显示着这些敏感问题的复杂性所在。在互联网上,它们被热议多时,对于社会主义理论而言,它们更是不可回避的。

  节目中,同学的提问往往很尖锐。一位同学问:苏联一个如此庞大国家的解体,对于我们国家又有些什么样的影响?

  张国祚老师这样回答,中国这面社会主义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这在当时是一个有巨大政治冲击力的问题。但是呢,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冷静、沉着……我们吸取苏联的经验、教训,然后呢,走好我们自己的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现在看来是非常成功的。

  让陈培永欣慰的是,节目做了一些突破,嘉宾把一些原来没有讲的、不敢讲的,或者一讲容易出错的东西都给讲了。

  在录制前,节目组征集了500个学生关心的问题,进行筛选,录制的时候提出来。“提问环节是时间最不好把握的,听完3位老师现场的讲课,学生提问很热烈,老师们也不知道哪个是‘安排’好的问题,好几次发现,‘安排’好的学生差点儿没机会提问。”赵超军笑着说。

  40分钟的节目,录制的时间就要2.5个小时。一位曾在现场观看的同学说,如果学校老师这样上课该多好呀。

  让陈培永赞同的是,《社会主义“有点潮”》既有对理论文本的分析,也有对必须回答的现实热点的回应。如果还有机会参加,他建议节目继续给青年学者留下讨论空间,让嘉宾“你一言、我一语”地把观点亮出来,“只有直面问题,立足生活,这样的理论才能更有吸引力。”

  匠心,是打开理论的正确方式

  10月23日,《社会主义“有点潮”》视频被党的十九大新闻中心官网和十九大新闻中心官方微信公众号重点推送,并在梅地亚一层大厅播映,受到中外记者关注。

  一组数据显示,六集节目收视率全国网平均份额1.78%,推及全国观众规模达7680万人次。其中第三集节目“阿芙乐尔号为什么开炮”的单期收视份额排名同时段省级卫视第一位。

  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李作纯感觉,老师用回答问题的方式,与同学们进行平等交流,而不是居高临下的空泛说教,这是节目的核心竞争力。

  在内容为王的时代,节目组没有忽视细节,前期向社会征集了12套方案。为了不让现场气氛紧张,采用了蓝色的主色调,显得比较清新。主持人和观众的背景,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仅在舞美上的投入,就超过了100万元。

  匠心之做,是不是意味着“烧钱”?总共花费了不到400万元,赵超军说,在同类型的片子中,属于典型的经济适用型,团队核心只有8~10个人,在每个环节都抠成本,就连动画都自己创意,把钱花在刀刃上。“我们没有请大导演,他们的水平高,但对于这一领域并不一定熟悉。”

  根据赵超军的设想,本想把节目放在各个高校中录制,可是每次都要搭建一个演播厅,成本太高。他们就在自己的电视台,搭建了600平方米的演播厅,能容纳120人。

  在电视制作上,后期的作用也很重要。两个多小时的录制,最后要剪辑成40分钟,什么内容保留,什么内容去掉,难度可想而知。用他们的话说,“后期还要有编辑思想”,剪出来的片子要保证内容的正确性。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制作团队中的年轻人对社会主义发展史了然于胸,熟悉程度并不亚于一般的思政课教师。“我们是边学边干,随时看书。”该团队的年轻人肖政佳说,我们把市面上相关的书籍都买了,最多的时候节目组一次买书就花了4000多元。

  类似节目最大的难度,一方面要保证节目的准确性,另一方面还要确保节目效果。肖政佳告诉记者,有一次剪辑的时候,到底使用“讲话”还是“谈话”,还引起了内部的小争论,“一定要准确地告诉年轻人”,类似进校园的电视理论节目,中间不能有错误。

  做大思政,需要黏合各种力量

  “中国共产党最初只有13名代表,50多名党员。发展到现在成为已经有8000多万名党员的执政党。请问它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在录制现场,一位中南大学的同学提问。

  杨蕾举了一个例子说:“《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版本是陈望道翻译的。在翻译时,他的母亲端了一盘粽子放在他的旁边,他就一边吃粽子一边翻译。母亲过来收碗筷的时候问他,那个糖甜不甜啊?他说:甜,甜,很甜很甜。结果他母亲一看,怎么吃到嘴上全部都是墨汁啊?原来他不是蘸着糖吃的那个粽子,他是蘸着墨汁吃的。所以他吃的实际上不是糖,他吃的是信仰。”

  其实,做理论节目,也要有信仰。很多人羡慕赵超军,认为《社会主义“有点潮”》能一炮走红,运气实在太好了。而对于坚持做了10年电视理论宣传的赵超军来说,这档节目的成功并非靠运气而是“十年磨一剑”,是“把冷板凳坐热”。

  赵超军说:“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理论节目,之所以坚持下来,除了坚守,还有梦想,就是想做一档有影响力的现象级理论节目。”此前,他和团队制作了重大理论电视文献片《诚信的力量》及《“学习新路”——学习型党组织创建新模式》等系列电视理论专题片。

  如今,电视台中还保留理论部的情况并不多见,原因是做电视理论片,风险大,可能存在观点不一致的争论。

  嘉宾蓝茵茵,就在穿什么衣服上节目这个问题上遇到了烦恼,“我觉得自己已经很保守了,没有专门置办衣服,都是穿着自己平时穿的。可是有人对节目组反映,女嘉宾裙子短了,衣服花了,我心想我和娱乐节目上的差远了。有时候发现,创新真的很难。”

  湖南教育电视台台长、《社会主义“有点潮”》节目总制片人尹开源直言,很多电视台觉得电视理论片主题太宏大了,电视节目作为艺术作品,又不可能十全十美,存在一定的风险,加上没有什么收益,很多电视台都不愿意触碰电视理论片。但湖南教育电视台看到,针对大学生的电视理论片数量较少,“我们是教育电视台,要坚持教育立台,就是要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尹开源说。

  湖南教育电视台副台长、该节目艺术监制甘大智说,从去年10月开始,他们就开始策划这档节目。

  赵超军介绍,节目的制作不能一味求快,“一定要有策划意识,给年轻人提供优质的内容,这个需要精良的制作、反复的打磨。一定是内容为王,传播是一种手段,我们要制作适合新媒体介质下传播的优质内容。”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李伟注意到,这个节目的最大特点是把媒体力量和高校老师的力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他认为,在理论样式重塑上,不能光靠高校老师单打独斗,还要“开门办学”,尝试引入第三方力量,比如媒体的资源和其他社会力量,呈现出意想不到的效果。

  江西财经大学团委书记习金文也认同这一观点,他提出,在高校中也可以对这一问题进行共治。比如老师在课堂上讲课,缺乏社会实践平台,共青团组织有大学生暑期“三下乡”活动平台。思政课老师完全可以成为项目的指导老师,弥补思政课实践性的不足。

  李伟说:“创新的过程一定会很艰难,要面对很多质疑,各种力量应结合在一起,取长补短,专家精于理论,媒体人擅长传播和呈现,社会组织力量善于讲故事。如何通过制度,把各种力量黏合在一起?这是大思政教育格局需要考虑的问题。”

(责编:宋心蕊、赵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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