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闻爱好者》

【摘要】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传统的新闻生产模式造成了冲击。近年来，不少媒介机构不再雇佣专职记者，取而代之的是组建覆盖全球的新闻专员网络社群，通过与他们建立弹性雇佣关系，进而低成本、高效率地生产新闻内容，并在这个过程中，展现出海外新闻专员的在地优势、语言技能和兴趣热情以及海外新闻专员为媒介机构创造核心价值的过程。

【关键词】新媒体；众包新闻；弹性雇佣关系；知识劳工

一、问题的由来

移动互联网时代，新媒体技术产品的普及为普通网络用户提供了便捷的信息发布工具与平台——网民自主发布的内容不仅对传统新闻采编的时效性造成巨大的冲击，而且因其更容易营造出新闻事件的“在场感”而得到用户的青睐。为了应对自媒体内容带来的冲击，新闻业界出现了多种形式的众包新闻的探索，旨在实现互联网用户自主生产内容与媒介机构发布相结合的信息生产模式。

弹性雇佣关系为这种探索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组建并维护一个基于弹性雇佣关系的全球性的信源网络，并与后台专业编辑团队协作进行新闻生产，这被认为是一种可行的，且低成本、高效率获取信息的运作方式。一方面，专业编辑团队的把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消息来源的真实性、传播渠道的稳定性，并提升报道的专业性；另一方面，基于兴趣与社群资源共享而加入新闻生产过程的公民个体或群体在降低人工成本、增强企业管理运营灵活性、提高地区文化认知等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1］。本文以财新传媒旗下的某新媒体产品作为研究对象，基于对其海外新闻专员的深度访谈，探究他们在新媒体技术的帮助下如何有组织地生产国际新闻，展现出通过建立弹性雇佣关系，海外新闻专员的在地优势、语言技能和兴趣热情以及海外新闻专员为媒介机构创造核心价值的过程。

二、文献综述

作为知识劳工的众包新闻生产者不仅拥有较高的教育水平，而且具备多种技能及灵活性来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但与此同时，这也催生了一种以远程办公和临时雇佣制度为特征的不稳定的工作模式。

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将这种临时雇佣制度称之为“弹性雇佣关系”（contingent employment）。他指出：即使在传统的专业领域内，终身制的雇佣模式也已不复存在，而弹性雇佣关系变得更为普遍。因此，即使是高薪岗位的知识劳工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并且他们不得不为始终变化的市场竞争做准备。具体来说，知识劳工面临的压力来自长时间的工作、不断提前的截稿时间、由劳动分工而导致的自主性降低等。更糟糕的是，他们还面临着对自身未来强烈的不确定性、临时的劳动合同，甚至无法从任何保障性的社会保险中得到援助等情况［2］。

恩达·布罗菲（Enda Brophy）和格里格·德·波伊特（Greig de Peuter）强调弹性雇佣关系的兴起使之前稳定的职业身份、规律的重复劳动、有保障的收入以及失业期间可获得的福利补助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职业身份不再单一；工资收入不再固定，而是根据劳动成果进行绩效核算；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不再集中，可随时随地远程办公；临时的工作合同取代了终身雇佣制［3］。工作形式的转变也催生了许多新修辞来表述这种不稳定的劳动力，如网络工作者、弹性上班员工、长期短工、处境堪忧的劳动者等。这些修辞既是劳工不断社会化以适应具有临时性且不稳定性的工作条件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是劳动与资本重构的产物［4］。

以弹性雇佣关系为根本特征的“后福特主义弹性”构成了新的社会形态的结构基础［5］。在弗兰克·韦伯斯特（Frank Webster）看来，20世纪70年代以降，信息作为一种无形的物质，在社会中扮演着越发重要的角色。信息的生产、处理与传递成为生产力与权力的主要来源。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变革了传统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方式，也孕育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用“网络社会”的概念来描述这种新的社会形态，网络社会催生了一种以知识为生产力，以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为特征的新经济；而以信息为基础的生产必然会引起社会劳动分工，劳动空间、生产工序不断被分散化，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和工人的生产工作方式都趋于灵活。

部分国内外学者将研究视角聚焦于媒介产业中不断兴起的弹性雇佣关系及其对知识劳工的影响，并完成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尼科尔·科恩（Nicole Cohen）通过对加拿大自由撰稿人群体进行研究，发现弹性雇佣关系使得出版商对自由撰稿人劳动和版权收益的剥削更加容易。雇佣关系的不稳定性加剧了自由撰稿人对工作机会的竞争，从而拉低了整个行业的薪酬水平。按劳动成果付费的薪酬制度更使他们难以有机会进行包括深度访谈、调查报道等在内的诸多新闻生产——在这些过程中，自由撰稿人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他们付出的隐性劳动时间无法获得与之相匹配的薪酬回报［8］。何塞·阿尔贝托·加西亚—阿维莱斯（José Alberto García-Avilés）等学者在对英国和西班牙六家数字化新闻编辑室进行观察和对编辑室新闻工作者进行访谈的基础上发现，编辑室中新的数字系统的运用不仅带来了工作惯例、操作流程和新闻产品质量的变化，更导致了编辑室组织结构的重组，视频编辑等一些专业岗位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系统管理员、媒体管理员等新的职业。这些变化是在新的传播技术的影响下，新闻业寻求缩短生产时间、降低生产成本和优化人力资源而导致的必然结果，而新闻工作者不得不相应地调整自己的角色、拥抱新技术，以迎接多媒体报道时代的到来［7］。此外，马特·卡尔森（Matt

Carlson）通过以美国科技初创公司Narrative Science为个案研究，探究了传播技术与媒介知识劳工关系的前沿领域：大数据时代下的机器新闻写作，即运用算法将程序收集到的数据自动转换为可阅读的新闻文本。随着机器学习能力的不断增强，机器新闻将在越来越多的话题领域取代人工记者。因此，大数据技术不但改变了新闻生产的流程和范式，而且对记者的职业身份也造成了巨大的挑战［8］。

在本土研究方面，曹晋、许秀云聚焦上海某综合性网站的网络编辑群体，从对其生活境遇和工作环境的劣势分析中得出：弹性雇佣关系让网络知识劳工在过剩的劳动力市场中沦落为低薪的、临时的、缺乏保障的群体，从而逐步陷入无产化、贫困化的境地［9］。张楠华运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亲身参与网络字幕组的翻译工作，发现传播技术使娱乐兴趣与网络劳动的界限趋于模糊，用“兴趣”“自由”和“参与的满足感”换取字幕组成员的隐性劳动，使资本主义的弹性经济积累与跨时空、跨国界、跨阶级的剥夺更具隐蔽性［10］。姚建华通过以上海两家出版社为案例的研究，揭示了数字技术的发展不断消除着编辑人员职业技能角色和技术角色之间的差异性。与此同时，弹性雇佣关系的兴起，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工作/休闲、办公室/家庭边界的打破都使他们的生活陷入了不稳定的状态，而对他们劳动过程和工作环境中无处不在的“电子监控”更使这种状态急剧恶化［11］。吴鼎铭以我国当下广受欢迎的新闻与社交网站（包括网易新闻、新浪微博等）为案例，从Web2.0的商业意识形态与“公民记者”的动员、新闻众包生产与“公民记者”的劳动剥削等视角出发，提出“公民记者”的新闻生产与传播行为的实质是在互联网商业意识形态的召唤下，“公民记者”自愿加入“新闻众包”的劳动过程，并成为廉价甚至是免费“贡献”自身劳动成果的“数字劳工”［12］。

三、研究方法

本文以财新传媒旗下的某新媒体产品作为研究对象。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出于对参与本研究的受访者身份的保护，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作者对所研究的新媒体产品在名称上进行了模糊化的处理。该产品最初是财新网和今日头条共同发起的全球资讯分享平台，旨在搭建一个全球化的国际新闻网络，帮助中国使用者更熟悉世界，深入了解每个国家。成立至今，该产品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主要面向青年的新媒体产品，运用文字、语音、视频、直播等多样化的报道方式，在手机APP、微信、微博和知乎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上发布国际资讯。值得关注的是，该产品从创建伊始就没有专职记者的参与，而是依靠招募海外新闻专员，组建起覆盖全球七大洲超过60个国家200个城市的新闻专员网络，通过当地新闻专员与北京总部编辑的协作来共同完成全球资讯和突发新闻的报道。

本研究对在巴西当地参与报道的4位海外新闻专员进行了深度访谈，其中3位以微信语音的方式、1位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完成。每位访谈者就其参与的最有代表性的报道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涉及选题、采访、制作和发布等各个具体的操作环节。与此同时，由于访谈对象数量的有限性，本研究同时以该新媒体产品在2016年8月发布的与里约奥运会主题相关的报道为样本，对共14篇报道进行了文本分析，这些报道涉及文字、语音、视频、直播等多种类型。与其他相关网络资料的搜集整理相结合，这些方法旨在探究广泛存在于众包新闻生产方式中的弹性雇佣关系对海外新闻专员的挑战。

四、众包新闻生产中的弹性雇佣关系研究

（一）海外新闻专员的招募与人员构成

研究分析近一年来财新传媒发布的全球资讯，可以将其报道来源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占绝大多数的海外新闻专员供稿；第二类是由位于北京财新总部的编辑团队制作的总结、分析和评论类稿件；第三类是较为少见的读者供稿。无论从稿件的数量、质量还是阅读数来看，海外新闻专员的供稿无疑是财新传媒新媒体产品的核心，而如何组建并维护一个覆盖全球的庞大的海外新闻专员网络是本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

就招募渠道而言，海外新闻专员主要来自以下三种途径。首先，来自海外华人网络社区和自媒体。在被研究的新媒体产品的筹备阶段，其创始团队成员在众多海外华人网络社区投放了财新海外新闻专员的招募贴，如豆瓣网的海外小组、华人和留学生论坛等海外中国人聚集的网络社区。除此之外，创始团队成员还会主动接触以发布当地资讯为主要内容的海外自媒体人员。其次，来自现实社会中的熟人网络。该新媒体产品的主编在一次网络访谈中提到，一开始团队找海外新闻专员，多半是通过朋友介绍。而参与本研究的所有受访者均表示，当初他们加入的契机，也都是经朋友介绍后直接与编辑团队取得联系，在此之前并没有特别关注过该新媒体产品。再次，来自读者应征投稿。该新媒体产品也会定期通过自己的新媒体平台，如微信公众号、知乎账号等发布海外新闻专员的招募消息。其网站和微信平台也长期开放投稿入口，随时吸纳新的海外新闻专员以壮大团队。

就人员构成而言，被研究的新媒体产品将海外新闻专员的目标群体锁定在当地留学生和在当地居住的有表达欲望的华人群体，而非专业记者。直接参与里约奥运会报道的海外新闻专员，有在巴西的留学生、有在当地工作的中文教师，还有奥运期间前往里约的志愿者。虽然没有明确的标准，但该新媒体产品的新闻专员均具备以下特征：在海外生活，对所在国的语言和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关注国际时事政治；对写作、拍摄有浓厚的兴趣；拥有把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分享出去的强烈欲望。这些特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新闻专员在第一时间内发回“最新鲜、最真实”的独家消息、完成报道任务，同时降低外包活动中常见的高失败率。

（二）选题策划与劳动分工

据统计，该新媒体产品共发表14篇和里约奥运会主题相关的报道。除去编辑撰稿和读者供稿外，身处巴西的海外新闻专员共完成了其中的9篇稿件。具体包括1篇探访里约贫民窟的直播报道，1篇采访巴西人民对奥运看法的视频报道，1篇奥运志愿者的语音播报，1篇采访巴西籍中国女乒运动员的视频与文字相结合的深度报道，其他文字稿件主要涉及在里约生活、巴西健身行业、奥运志愿者经历等相关话题。

关于选题策划的过程，因新闻专员加入时间和个人背景的不同，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在受访的新闻专员中，有一位新闻专员在奥运之前就长期为该新媒体产品供稿，奥运会期间主要负责女乒运动员的选题。据她介绍，奥运选题的策划大约是提前半年开始的。新闻专员和编辑分别列出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再通过微信讨论执行的可能性。其他新闻专员均是在奥运开始前不久加入该团队的，由编辑提前2～3周在微信上与新闻专员进行个人沟通、探讨选题。在确定报道主题和形式后，再根据需要将新闻专员拉入不同的项目微信群，如直播群、运动员专题群进行后续沟通。如果是单人负责的文字稿件，则由新闻专员和编辑直接联系。

（三）以编辑为中心的弹性劳动

由于海外新闻专员大多既缺乏新闻从业经验，又无法保证时间的投入，因此北京的编辑团队控制着报道从选题、策划到执行的所有环节。一位新闻专员表示，自己上报的选题内容、采访提纲都与编辑的视角有很大的不同，讨论后最终的结果绝大多数都以编辑的想法为准。

但即使有专业编辑的全程把控，海外新闻专员在实际的工作中也会遇到很多问题。例如，编辑策划在里约机场进行一次直播报道，前期投入了很多时间筹备，并进行了两次直播测试，但最终因场地信号不佳而无法完成，不得不改为一条志愿者自述的语音播报，最终的效果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简化了很多。而一些新闻类稿件，如策划采访奥运难民代表队、里约的特色音乐表演等，都因缺乏足够的线索而不得不被放弃。可以看出，这种非专业记者的不稳定的工作模式无法保证高质量作品的产出，更不用谈工作带来的满足感和成就感。

在工作强度、劳动时间的投入方面，也因新闻专员的个人条件、任务分配不同而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一般来说，深度的新闻类稿件会花费专员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内容偏于见闻、体验、感受类的稿件，操作起来较为容易。有受访者表示，在完成里约贫民窟主题的报道过程中，他们前期会投入很多精力查阅相关资料和反复修改采访提纲；对有些受访者来说，在奥运会期间，他们白天的志愿者工作的强度比预计要大，晚上还要兼职写稿，因此对他们来说，这份工作并不轻松；另一位负责采访女乒运动员的新闻专员表示，选题从确定到完成前后共持续了两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她曾花费大量时间在巴西当地寻找可供租赁的拍摄器材，同时接受线上简单的摄影培训，独自一人完成了拍摄、采访和写稿的所有工作。而对参与语音和直播报道的新闻专员来说，他们投入的时间和精力相对少很多。

（四）物质与非物质回报

海外新闻专员根据最终发表稿件的数量和形式得到一定数额的薪酬，但这并没有十分明确的标准；新闻专员也不会事先签订劳务合同性质的文件，而只是和编辑在微信上进行口头协商。有受访者表示，编辑全程没有谈论过薪酬的问题，而最终也因为自己较少的参与而没有计较薪酬；还有新闻专员表示，最终得到的薪酬比心理预期要低，但他们认为参与奥运报道的经历与体验比薪酬重要得多。

在非物质回报方面，奥运会前不久加入的新闻专员均表示这是一段有意义的体验，为自己的奥运经历增添了有趣的回忆，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而署名稿件的发表也给自己带来了一定的满足感和成就感。之前长期参与该新媒体产品的受访者则把参与奥运报道定位在兴趣与工作之间，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接受业内人员的专业指导、学习专业的媒体知识和新闻操作流程，并有机会参与财新智库等其他项目的筹划工作都非常有意义。更重要的是，这份兼职工作为异乡生活带来一种团队的归属感，帮助排遣海外生活的孤独。此外，该新媒体产品的海外新闻专员系统主要是通过大大小小的微信群的形式组织起来的；因此，加入到这样一个虚拟的网络社区之中，新闻专员不仅可以第一时间获取全球新闻资讯，而且可以作为全球华人社区的一分子和其他优秀、有趣的青年一同成长。

五、结语

弹性雇佣关系是企业节省运营成本的有效工具。在弹性雇佣的模式下，许多企业开始裁员，只留下一组核心的长期雇佣的员工，用外围的临时劳工增加企业的弹性，降低企业的人力资源成本［12］。在本研究中，弹性雇佣关系重构了众包新闻生产过程中媒介的组织结构，并重新定义了编辑和新闻记者的核心能力和角色。具体来说，位于北京的编辑团队是被全职雇佣的稳定的核心员工，而兼职的海外新闻专员取代了全职记者，成为外围的“临时劳工”。在这样的组织结构中，媒介机构规避了培育驻外新闻记者、建立和维护记者分站点等高昂的成本；但另一方面，确定选题、联系采访等新闻记者专业工作的一部分却被转嫁到了编辑团队身上。编辑也因此从一个纯文字工作者转变为产品运营者，在面对海外新闻专员的不稳定性和非专业性时，他们的协调和管理能力就显得格外重要。

弹性雇佣关系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闻报道的种类和质量。海外新闻专员在编辑团队的全程操控和指导下，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新闻生产的真实性，不会像用户自主发布的消息那样难以进行核实。但非专业的兼职新闻记者很难完成有深度的新闻报道。以奥运报道的样本来说，涉及大量采访工作并最终完成的深度的新闻类稿件只有2篇，其余均是侧重新奇感和特色文化的“体验类”稿件。报道的浅层性一方面是青年受众口味导向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弹性雇佣关系下新闻记者专业新闻素质欠缺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除此之外，临时受雇的新闻专员更多地将新闻报道的生产视为一次以兴趣为主的体验活动。面对完全依赖弹性雇佣关系组建的新闻专员群体，编辑团队很难保证长期稳定的、高质量的新闻生产。弹性雇佣关系所带来的产品质量问题日益凸显。

在国际新闻这种选题范围特别丰富的领域，通过新媒体技术和弹性雇佣关系将世界各地的华人组织起来，把他们转变为有价值的信源和新闻劳动生产力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实践。海外新闻专员不仅熟悉当地的语言文化，能第一时间到达新闻现场，且他们有着丰富的背景知识，并有能力提供更新鲜、更有趣的新闻视角。但是，这些建立在弹性雇佣关系基础上的知识劳工看似是摆脱传统大规模生产的“自由劳动者”，但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平台的提供者实际上控制了市场和接触市场的渠道，劳动的成果最终被资本攫取用来创造价值。这种新型的弹性雇佣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外包体系；只不过资本不再以大工厂的生产方式持续增值，而是将个人视为免费的自由劳动力。这种剥削改变了劳资关系，令其更加隐蔽［13］。在本案例中，新闻专员自愿地将自己的语言技能、兴趣热情投入到新闻生产的劳动中；劳动对被雇佣者而言不再是谋生的手段，但却为雇佣机构创造了核心价值，成为这些机构进行内容生产、商业品牌延续、广告利益交换的筹码。（姚建华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研究员、复旦大学国际出版研究中心研究员；刘畅为复旦大学2013级新闻学院本科生）

参考文献：

［1］解雯超.自媒体时代我国公民新闻的发展[J].视听，2017(3).

［2］Ross，Andrew.Nice Work If You Can Get It:Life and Labor in Precarious Times[M].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Press，2009.

［3］恩达·布罗菲，格里格·德·波伊特.非物质性劳动、不稳定性和重构：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220-237.

［4］文森特·莫斯可.信息社会的社会理论与知识劳工[J].新闻大学，2009(3).

［5］弗兰克·韦伯斯特.信息社会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6］Cohen， Nicole. Cultural Work as a Site of Struggle: Freelancers and Exploitation. TripleC 2012(2)：141-155.

［7］García-Avilés， José Alberto， León， Bienvenido， Sanders，Karen and Jackie Harrison.Journalism at Digital Television Newsrooms in Britain and Spain:Workflow and Multi-skilling in a Competitive Environment.Journalism Studies 2004(1)：87-100.

［8］Carlson， Matt. The Robotic Reporter: Automated Journalism and the Redefinition of Labor， Compositional Forms， and Journalistic Authority. Digital Journalism 2015(3)：416-431.

［9］曹晋，许秀云.传播新科技与都市知识劳工的新贫问题研究[J].新闻大学，2014(2).

［10］曹晋，张楠华.新媒体、知识劳工与弹性的兴趣劳动：以字幕工作组为例[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5).

［11］Yao， Jianhua. Precarious knowledge workers in China’s social transformation—A study of editors in the Chinese publishing industry. The Journal of Chinese Sociology 2016(5).https://journalofchinesesociology.springeropen.com/articles/10.1186/s40711-017-0053-6.

［11］吴鼎铭.“公民记者”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反思：以“数字劳工”理论为研究视角[J].新闻界，2015(23).

［12］弗兰克·韦伯斯特.信息社会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93.

［13］林品.哈维中国演讲III：数位新经济、社会运动与左派的未来[EB/OL].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628-opinion-david-harvey-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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