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甲子的师生情——兼祝方汉奇老师九十一华诞

赵玉明

2017年12月13日10:27  
 

来源:《新闻爱好者》

1956年,当时我正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就读。那是一个向科学进军的年代,北大校园里弥漫着青年学子求知奋进的气氛。在中国报刊史课上,我第一次领略了方汉奇老师的课堂风采,当年30岁的方老师风华正茂,讲起近代报刊史上的报坛逸事和风云人物,随手拈来,娓娓而谈。听得我有时连笔记也停下来了。当年的北大学生上课没有教材,学生全靠记笔记来学习。报刊史课作为新闻专业学生的史论基础课,一般来说,学过、考过,也就放在一边了,走向新闻采编岗位后就很少过问了。但对我来说,却是个少有的例外。1959年我从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新创办的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任教,从此开始了广播电视史的教学生涯,也开始了与方老师更上一个台阶的师生情缘,而且绵延了一个甲子之久。①

一、以师为范 终生从教

方老师生于1926年。1953年到北大任教,1954年被聘为讲师,后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1978年首次招收硕士研究生,1979年被评为副教授,1983年评为教授。中共党员(1984年加入)。1984年首次招收博士生,2004年开始指导博士后,同年退休返聘,2009年被授予(首批)荣誉一级教授。

我生于1936年,与方老师的教学经历大体相近,可以说是以方老师为榜样,从教终生。1959年到北京广播学院任教。1978年被定为讲师,1979年首次招收硕士生,中共党员(1981年加入)。1983年晋升副教授,1988年晋升教授(事后始知方老师是当年北京市高校高教职称的评委),1999年首次招收博士生,2004年开始指导博士后,2007年退休返聘,同年被评为二级教授。

方老师一生以教师为业,只担任过几年的新闻系报刊史教研室主任,我则因工作需要,先后担任过广播史教研室主任,新闻系副主任、主任以及广播学院副院长等职务长达10多年,但一直未脱离教学第一线。

在教书育人方面,我多次得到方老师的指教,有意思和巧合的是:

1978年,方老师招收的第一批两个硕士生,其中冯迈(冯金水)是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1964级的学生,曾经上过我的课。

1984年,方老师首次招收的两名博士生,其中郭镇之,是我指导的第一个硕士生。1985年我的女儿赵虹考入人大新闻系,方老师也为他们班讲过报刊史课。

2004年,方老师首次招收的博士后艾红红,是我指导的第一个博士生。

1982年,方老师参加了郭镇之的硕士毕业论文答辩。由于当年广播学院尚无新闻学硕士学位授予权。经方老师联系协调,邀请人民大学彭明教授主持,艾红红在人大通过了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经审批后,获得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当年新闻学属于法学学科)。2002年方老师主持了艾红红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此后,我应人民大学的邀请,多次主持或参与了方老师指导的博士论文答辩。2006年方老师指导的博士生彭兰的论文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2010年我指导的博士生薛文婷的论文也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

二、照虎画猫 砥砺前行

方老师领衔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以身示范、著述等身,为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后的又一高峰。作为后进,我沿着方老师指导、开辟的研究之路,是以广播电视史为鹄的,邯郸学步、一路走来,总算没有辜负方老师的期望。

方老师生于动乱年月,但早年壮志,以集报为趣,走上了报刊史研究之路。20岁出头即发表万字论文《中国早期的小报》连载于《前线日报》之《新闻战线》周刊上。

改革开放以来,方老师重返教坛,焕发青春,单篇著述源源不断,继而结集出版,又主持多项新闻史教材、专著的编著工作。我也奋力前进,沿着方老师的科研之路,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也可以说方老师在新闻史领域是怎样做的,我也照虎画猫在广电史方面砥砺前行,以求进取。

方老师著书立说是从单篇报刊史文章开路(后结集出版),继之有《报刊史话》通俗之作出版,然后集多年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推出《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专著,奠定了新闻史研究的基石。此后,他振臂领衔,集众力于数年间完成了3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巨著。与此同时,从20世纪80年代起与校内外教师协作,陆续推出大学本科教材《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1949—1988)》和《中国新闻传播史》,新世纪之初又有《中国新闻事业图史》问世。从多方面、多层次呈现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新闻史教学研究的成果,在全国新闻院系和新闻业界中,其影响之广,受益人数之众,不禁让人叹为观止。

我大体上也经历了如上的教学研究之路,在新闻史方面,我参加了方老师牵头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和《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1949—1988)》中的某些广播电视章节的写作,完成了方老师交付的任务,同时也受到启示,将从中学到的研究方法和途径,陆续用于广电史的教学研究之中。对于我在广播史研究方面取得的一些成绩,方老师及时提携表彰。20世纪80年代,他在负责筹划《中国新闻年鉴》之《新闻界名人介绍》专栏时,将我也列入其中,嘱我先行草拟一稿,此稿经他精心修改后刊于该《年鉴》1990年版中。

三、参与协作 喜获启示

方老师从事新闻史的研究,既有个人的刻苦钻研、辛勤耕耘,又富有组织能力、善于领衔完成重大科研项目。参加方老师主持的科研项目,可以从中学到许多平时难以获得的教益。

我参与方老师主持的第一个科研协作项目是《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新闻卷的编纂工作。这个项目是1983年启动的。当年春天,我正在参加原广电部召开的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赵素吾同志找到我,谈起编纂新闻卷的事宜,委托我向广电部有关领导同志汇报,确定广电方面参与工作的人选。广电部最后确定由左漠野、何光同志领衔参加,新闻学科的四个分支学科均有广电部门的同志参与。我分工到“中国新闻事业”分支学科,负责广电方面的条目。这一分支学科的主编恰恰是方老师,他同时又是新闻学科编委会的成员。这是我大学毕业后第一次直接在方老师的领导下工作。随后,方老师多次主持召开“中国新闻事业”分支学科编写工作会议,商讨确定有关条目的总体设计,大中小型条目的分类,以及大型条目的撰稿人等事项。“中国新闻事业史”是个大条目,大家的意见是由方老师执笔,方老师表示自己比较熟悉古近代的新闻事业,这个大条目还是由一位老同志执笔为妥。他提出请温济泽同志执笔。温以年纪大、工作忙推辞,但众望所归,温最后提出叫我起草,由他来定稿的折中方案。大家同意,我也只好领命,勉力而为。最后,我的初稿,几经修改收入书中,署名为“温济泽、赵玉明”。此外,我还负责撰写了“中国广播事业”“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创建纪念日”“中国广播电视报刊”(与他人合写)“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延安清凉山新闻出版革命纪念馆”和“温济泽”等条目。其余广电事业方面的条目,我请广电部有关部门和中央三台同志撰稿。这一浩大工程前后历时多年,1990年12月《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新闻出版卷问世。新世纪之初,我又参与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的有关编纂工作,担任新闻出版学科特约编审,新闻学分支学科副主编,分工广电部分的组稿及撰稿工作。2009年第二版问世。

在参与“大百科”工作中,我才知道广电方面的条目并不能集中于“新闻卷”内。“新闻卷”只有一般广电及广电新闻的条目,诸如广电文艺、广播剧、电视剧等则放在文学艺术卷内,而广电技术方面的条目则属于电子学卷内。我深感广电知识有一种被割裂的难言之隐。20世纪90年代初,我首创编纂广电方面的百科全书,获得广电系统和学校的支持。1994年10月,我国第一部广电百科全书——《中外广播电视百科全书》问世,作为主编,我不胜欣慰。

我参与的方老师主持的第二个科研协作项目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1949—1988)的编写工作。该项目是原国家教委“七五”期间制定的“全国高校新闻类专业教材编选计划(1985—1990)”教材之一,分工由人民大学新闻系负责,并约请部分校外研究人员以个人名义参加。我应邀负责该书第1-4章中广播电视部分的编写工作。全书由方老师、陈业劭主编。1992年12月,该书由新华出版社出版。此前,由方老师、陈业劭、张之华编著的《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下限截止于1949年,该书1983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记得书的衬底注明“校内用书”,初版中尚无广播有关内容,再版时始写入。

我参与的方老师主持的第三个科研协作项目是《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的编写工作。这项课题由方老师于1986年提出至1999年三卷全部出齐,历时13年之久。我先后参加了在安徽黄山、北京广播学院和新华社召开的三次编写工作会议和一些小型会议。1987年该项目被列入“七五”期间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陆续参加该项目的人员有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北京广播学院、人民日报社、暨南大学等20个单位的近50人,几乎将国内有关中国新闻史的代表性研究人员“一网打尽”。这样一来,方老师在领衔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时,需要的两位推荐人就几乎无处可寻了。方老师与我商量此事,我提出可请德高望重的温济泽同志来做推荐人,他当时是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院长、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方老师又问,另一人呢?我说可由温老提出。方老师应允后,1987年3月周末的一天,我拿着方老师撰写的申请表,来到温老家,温老满口答应,看过申请表后,略加思考,提笔一挥而就,并告之我可请同院的人民日报社原社长秦川同志做第二推荐人。我顺利地办完这件大事,完成了方老师委办的事情。

在《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的编写工作中,我作为编委和撰稿人分工负责第二卷即现代部分的广播内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原台长杨兆麟同志负责第三卷即当代部分的广播电视内容。

受方老师主持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项目的启示,1990年我领衔申请了《中国广播电视通史》项目,并获批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这是广播学院乃至全国广电系统获得的第一个国家级社科基金项目,在广电系统有关研究人员的大力协助下,历时14年,全书上下两卷于2004年问世。

方老师主持的另一个大型科研协作项目是《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三卷本)。我虽未参与,但1992年该项目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时,我作为评审组成员投票赞成,最后项目获得通过,可以说助了方老师一臂之力。

四、接办学会 再续新篇

1989年4月,由方老师领衔申请的中国新闻史学会,经民政部批准成立。我作为常务理事参与了部分筹建工作。此后,由于经费等原因,成立大会一直未能举行。当时,我已担任广播学院副院长,在一次小型会议上,方老师问我可否请广播学院协助举办成立大会。我回校汇报后获准同意。1992年6月史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研讨会在广院举行。会议期间举行的常务理事会上,增选我为副会长。2003年在暨南大学召开的史学会常务理事会上,推举我为常务副会长接替方老师主持史学会日常工作,史学会秘书处由人民大学迁至广播学院。广播学院给史学会提供办公场所及有关设备,并在经费上给予支持。2004年在河南大学举行的第三届理事会上我被推举为会长。2009年4月3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召开史学会成立20周年座谈会。方老师在会上发言称:“今天,中国新闻史学会已经成为中国新闻传播界最负声望、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学术团体。”会后,我主持编印了《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20周年纪念专刊》即《新闻春秋》总第12期。其中收入了贾临清对我的访谈《倾力求真著信史 团结务实谋发展》,我在访谈中主要回顾了我接任史学会第三届会长前后五六年间的情况。在方老师开创的史学会工作基础上,我提出了史学会以“求真务实”作为办会方针,在有关单位和广大会员的支持下,继续办好有关中外新闻传播史的各类研讨会。如两年一届的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第3-5届)等20多次。同时将《新闻春秋》打造成学会的品牌出版物,继续编印《新闻春秋》内刊(共出总7-12期),力争每次研讨会后出版《新闻春秋》论文集一册(共出第3-12辑),还先后在《中华新闻报》和《新闻与写作》上开辟《新闻春秋》专栏,方老师写了“开篇的话”。此外,还举办了“全国高校新闻传播史师资高级培训班”“红色报刊展高校行”,在平谷开办史学会教学研究基地。在有关高校的大力支持下,创办了三个二级分会,进一步推动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向纵深发展。总的来说,没有辜负方老师的信任和委托,使史学会的影响和作用进一步扩大,为史学会的下一步发展打下了新的基础。2009年史学会换届,北京大学的程曼丽教授接任第四届会长。

在参与筹建中国新闻史学会之前,1983年,我曾参与筹备召开了一次中国广播电视史座谈会,1986年夏天代表广播学院参与了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的筹建工作。同年10月,该会成立,我为首届副秘书长之一。与此同时,我又参与筹建了该会所属二级分会——广播电视史研究委员会。次年,广电史研会成立,我任副会长,1997年接任会长。我任职期间先后召开了七次中国广播电视史志研讨会。2000年在北京举行第五次研讨会期间,我专程约请方老师到会作了《新闻史研究的历史、现状和问题》的报告,借以指导和提高广电史志的研究水平。2009年换届卸任之前,我主持编印了题为《编修广电史志 记录声屏变迁》的20周年纪念册,并采用答问形式回顾了广电史研会20年的发展历程和个人体会,期盼该会换届后继续为广电史志研究工作作出新的贡献。

此外,我还参与了方老师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和方老师担任学术总顾问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工作,分别担任委员、导师之职。与此同时,还担任了北京广播学院广播电视研究中心相应的学术职务。

五、拓展视野 与时俱进

方老师虽然是执教专业历史,但是他站得高、看得远,视野开阔,能够跟上时代潮流的发展。众所周知,方老师是从20世纪50年代研究报刊史起步的。80年代以来,他在教学中将报刊史扩展为新闻史,通讯社、广播、电视均逐步纳入教学范围之内。新世纪以来,又将新闻史扩展为新闻传播史,使专业史的教学适应了新闻传媒发展的需求。与此同时,他在专业报刊和研讨会上,大声疾呼,要重视和开展新闻史的研究,并从理论上阐述“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进而及时总结新闻史研究的成果,提出“多打深井,多做个案研究”的研究方向,对推动新闻史的研究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在新闻学的研究中一枝独秀。

从20世纪末起,方老师在新闻史的研究中特别关注我国新闻教育发展的历史。1998年,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之际,他提出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闻教育和研究的开端。记得当年10月,在中国记协召开的中国新闻教育80周年座谈会上,方老师就此做了发言,与会同志听后深受启发。在场的北大校领导表示北大应重办新闻教育。2001年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成立。2007年北大恢复新闻学研究会,由时任校长兼会长,方老师被聘为学术总顾问。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首届学科评议组是1981年组建的。当时复旦大学王中教授作为新闻学方面的唯一代表,起初参加法学学科评议组后转入文学学科评议组。1992年起方老师继王中之后成为第三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按照当时的学科目录,共有12个学科门类,在文学学科门类中有三个一级学科即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和艺术学,新闻学当时列为中国语言文学内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语言学、现代汉语、汉语史并列的二级学科。由此可见,新闻学的学科地位是比较低的,与当时蓬勃发展的新闻教育是很不适应的,1996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发出调整一级学科设置的有关通知。趁此良机,方老师在文学学科评议组内提出将新闻学提升为一级学科的建议,获得文学学科评议组的积极支持,将书面报告呈送学位委员会。与此同时,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作为教育部社会科学咨询委员会中唯一的新闻学方面代表也积极建议提升新闻学学科地位。我当时作为广播学院分管教学科研的副院长,在收到学位办的文件后,也组织有关部门和教授论证此事,除上报学校建议将新闻学学科提升为一级学科的意见外,我还以个人名义致函国务院学位办,提出将新闻学学科列入一级学科的建议。

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将新闻学提升为一级学科,定名为“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与“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同时在组建第四届学科评议组时,首次成立“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方老师为评议组召集人,丁淦林教授和我为评议组成员。我们制定了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和有关二级学科的简介。我们三人均为从事新闻史教学研究的人员,同时成为评议组成员并非偶然,这与当时新闻学科内新闻史的教研成果和影响较为突出是分不开的。此后,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迈上了新的台阶,更加繁荣兴盛。方老师作为学科带头人的贡献,功不可没。

受方老师上述活动的启发和影响,我由于教学和行政工作的需要,一方面关注新闻学教育与研究的发展,在中国新闻教育和研究80周年、90周年之际,独自或与有关同志合作撰文,评述中国新闻教育和研究的进展,同时特别就我国广播电视教育的起始和发展,广播电视研究和广播电视学科建设撰文提出自己的观点,提出在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内增列广播电视学为二级学科的建议。总的来说,也跟上了时代发展的步伐,适应了新时期广播电视教育发展的需求。2010年11月24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二级学科自主设置实施细则》。有关高校据此《细则》规定,可在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内自主设立广播电视学为二级学科。至此,广播电视学的学科定位问题终于告一段落。

六、深受教益 弥久益新

回顾几十年来与方老师的交往,除上述几个方面外,感触最深的还有以下三点。

第一,“自己动手找广播史料”。20世纪60年代初,我刚刚接受广播史的教学任务,一时茫然,不知从何处着手。首先想到重返母校。我一方面再听人大新闻系开设的新闻史课,一方面向方老师请教从何处着手搞广播史。记得方老师说,广播史我没搞过,但它与报刊史一样,都是“史”字类的课,搞史要从收集整理史料开始。报刊史料我这里有,但广播史料却没有,你要自己动手去找,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可以从报刊中找广播史料。广播方面的大事,报刊上总会有记载的。方老师这段话使我豁然开朗。“自己动手找广播史料”,成为我从教一生的出发点和座右铭。起初,我是从我党办的报刊上寻找人民广播史料,以后逐步扩展到各类有关报刊和图书档案中寻找民国时期各种官办、民办乃至外国在华办广播的史料。为使散见于各处的广播史料能够保存下来,让更多的人看到、利用起来,发挥作用,“文化大革命”前我主持编印了《中国人民广播史资料》(上册),改革开放初期,又编印了《中国广播史料选辑》(五辑),这些都是内部出版。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先后参与编印公开出版的广播史料有《解放区广播历史资料选编(1940—1949)》《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新世纪以来出版的有《中国现代广播史料选编》《日本侵华广播史料选编》和《中国抗战广播史料选编》(待出)等。每本编印出版后,我都呈送方老师作为汇报,听取他的意见。正是在上述广播史料的收集、整理、编印过程中,我逐步开始了如前所述的从撰写单篇文章起步走向著书立说的研究过程。

第二,既肯定成绩,又指明不足。20世纪80年代初,在多年单篇文章积累的基础上,在校内外多次讲课的同时,我将“中国广播简史”的初稿陆续在《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上连载发表。后经补充,以《中国现代广播简史》为名内部出版,供校内使用,同时呈请方老师指正,并为公开出版撰序。1987年12月,该书正式出版,方老师在序言中,既肯定该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全面地论述1923—1949年间中国广播事业发展的专著”“填补了中国广播史研究的空白,丰富了中国新闻史的内容”,同时又指出该书“在探讨广播事业发展规律,总结历史经验等方面还有不足之处”。正是方老师这一番语重心长的指教,使我明确了下一步的努力方向。新世纪之初,我作为《中国广播电视通史》的主编,为了弥补方老师在《简史》的序中指出的不足之处,我在《通史》的每章之后都有一段未标明“小结”的小结。在上下卷即民国时期的广播事业和新中国的广播电视事业(至2000年)的书末各有一篇结束语。小结和结束语分别对每个历史阶段及民国时期和新中国的广播电视发展的特点作了扼要的探讨和历史经验的总结,聊补《简史》的不足,同时也是对方老师期盼的回复。

第三,大力倡导、发扬协作精神。20世纪80年代初,我应广西大学梁家禄同志的约请,参加了他倡议编著的《中国新闻业史》(古代—1949)一书。参加该书撰稿的还有暨南大学的钟紫、韩松同志。1981年7月,我们四人齐聚北京,商讨编书事宜。同时参加了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和北京新闻学联合会召开的中国新闻史研究与编写工作座谈会,听取对编写该书的建议和意见,并约请新闻所副所长、著名书法家谢冰岩同志题写书名,请方老师撰序。1983年全书基本定稿,我们四人约定次年春天在暨南大学作最后校阅以便付印。孰料天不与时,1983年11月梁家禄因公逝世,韩松调离暨大,钟紫年迈有病。校阅工作只能由我一人承担。1983年3月,我完成任务后写了几句话作为“校阅后记”。当年该书出版,1987年又重印一次。

方老师在1982年7月为该书写的《序言》中(据考证这是方老师第一次为他人著作撰写序言),特别称赞该书是“建国以来公开出版的第一部由协作产生的新闻史教材”“协作精神在任何时候都是值得提倡的。《中国新闻业史》的编写工作,在这方面为我们开了一个好头,提供了不少有益的经验”。此后,方老师率先示范,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新闻卷、《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和《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等几项大的工程中,参与人员都发扬了他倡导的协作精神,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我也效仿方老师的做法,在《中国广播电视通史》《广播电视辞典》和《中外广播电视百科全书》等工作中,积极提倡协作精神,较好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方老师和我先后获得了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共和国60周年传媒影响力人物”和中国新闻史学会“终身成就奖”等荣誉称号,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师。

注 释:

①本文中有关方老师的事迹,均参见刘泱育著《治学与治己:方汉奇学术之路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版)和《方汉奇传》(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特致谢意。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责编:赵光霞、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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