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闻爱好者》

【摘要】智能媒体的进化将围绕大数据与AI技术进行，犹如猿人第一次人工制造出火种，将使媒体行业产生巨大变化。这种富智能化的传播方式为生活世界带来福利的同时，也衍生出智能媒体时代严重的网络安全隐患：网络成为公众戾气释放地；个人隐私因技术进步受到威胁；网络入侵不止局限于虚拟世界中。为维护智能媒体时代网络的安全，需主流媒体与政府部门协同合作，转变对多样化信息的处理方式、提升公众参与的正向积极性、培育公众的媒介素养与建设AI的伦理道德，以规范公众的参与行为并防范技术进步被不合理利用，使之真正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

【关键词】智能媒体；网络安全；主流价值引导；公众正向参与AI伦理道德

随着公众使用的可穿戴智能设备的增多，手机的功能进一步提升，这些设备不仅能向公众传输大量的信息，也在收集个体生命特征，如体脂含量、心率等；更收集了大量人格与心理方面的信息，如喜爱的图书类型，在某类特定图片停留的时间等；甚至消费能力、行为模式在诸多智能算法下都有迹可循，个人的征信情况也能依靠这些数据来评判。那么，在智能媒体时代公众参与下的社会生活轨迹数据是如何得以可见化的，是否将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政府、媒体与公众又将如何面对呢？

一、智能媒体下的技术与应用形态

首先，智能媒体技术让信息变得无界。经过几辈人不懈的努力，计算机算法的优化与处理器的性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VR（Virtual Reality，即虚拟现实，简称VR）设备与AR（Augmented Reality，直译过来就是扩充现实）设备大行其道[1]，无缝化成为智媒的发展方向，媒体与其他设备的界限日渐模糊，一切生活中的设备都将具备双向信息传输的能力。比如，在汽车之家网站的车辆测评区的VR与AR的应用程序中，车辆介绍页图片板块增加了内饰全景照片，使用VR眼镜设备能够观察到汽车内部的每一处细节；在车辆测评视频中，汽车之家网站也开始尝试加入全景视频，虽然只是初步的功能，但这种完全沉浸式的体验效果绝佳，以往公众只能选择观看编辑或编导想要传递的特定内容，但在智能媒体进一步发展的信息传输模式下，公众对于信息的选择更加自由。虚拟与现实世界在此已实现初步的融合，实时和真实世界产生互动，万物皆能够联结，所有物体都将成为一件携带信息的商品，每个节点上的元素与元素之间都能发生互动，其互动行为与场景都能被精准识别，并且可以任意进入其他的场景。[2]

其次，智能媒体围绕大数据与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技术得以构建。智能媒体重新将公众的接受与传递信息的过程缔造成更加具备效率的模式。未来智能媒体的发展将基于数据的驱动，搜集过程中进行主动嗅探与筛选，再使用结构模型转化为公众熟悉的新闻，同时这一过程还将把这些新闻信息变得可视化、交互化。在AI疾速发展的今天，人工智能已能对繁复信息进行处理。如腾讯安全实验室发布的《2017年上半年互联网安全报告》，是AI通过对腾讯的病毒防护软件数据进行分析，独立完成报告数据整理并写作的。智能媒体海量信息大数据的分析能力，即为其竞争力的源头。通过分析数据，智能媒体生产信息、分享信息、转化信息的能力都与以往不同。未来的智能媒体应会在现有基础上更进一步，在相对应的场景能够预判，提前准备满足用户未来需求的信息。通过智能媒体关联设备，提供沉浸式信息。智能媒体将会是以往所有媒体形式融合人工智能技术，同时辅助以最新的技术设备和大数据分析，形成的内容无尽且信息不存在限制的媒体，人作为用户本身成为传媒链条中的原子节点。当浴室镜面、卧室的墙面，甚至家具都能随时随地的全息投影传递信息时，也许媒体也会消失，未来只有信息本身、用户、接触点和包含所有信息的大数据池。

二、智能媒体时代基于公众参与的网络特征

智媒时代公众参与的程度空前深入。得益于智能媒体传播方式的精准化与透明化，这样的特质对公众参与有着极大的鼓励，公众对信息的获取热情远超以往。而在智能媒体时代，网络环境中的信息丰富程度实际上是过载的，这给予了公众更多的选择权利，同时智能媒体能够做到客制化传播，多面信息最终汇集到一点，精准的传播方式令公众感到舒适。智能媒体时代的信息已高度透明，仅伴随着极微小的延时，强大的实时互动令公众难以产生隔离感，时下火热的全民“直播”正是这一现象的反映。智能媒体时代的销售模式也更为灵活，可以说公众本身就是自己的商业信息投放的“公关专员”，现今的网络广告投放既有传统的二次销售，也混合了“付费+共享”模式。智能媒体可以分析公众个体需求，为其指定单人广告，公众也可利用智能媒体的渠道，分享自己的知识与信息来获利。知乎网推出的付费问答，用户愿意支付几百元获取某特定问题的答案，其他跟帖用户在查看热门问题时则只需支付数元，热门问题有几千人付费查看，公众对此热情高涨。在经历了近20年“共享”互联网哲学熏陶下的中国网民，对这样的知识付费模式并不排斥，且能够良好运转，说明智能媒体在加强公众参与程度的同时，也因这一特性在潜移默化中推动了公众的道德观向更高的正向层次发展。

公众成为大数据面前的“透明人”。大数据有几个显著的性质，其是海量的、多类型，低密度信息的聚合物，同时生成速度与更迭速度快，具有充分的价值[3]。公众在互联网中留下的痕迹已可用以计算个体的行为特征。当公众在使用电商网络购物时，所有的订单都进入大数据分析的数据库之中；当公众在搜索引擎上搜寻信息时，公众的行为偏好也被完全记录下来；社交网络的每一条言论，每一次转载，公众分享的生活日常，也都进入数据库之中，成为评判分析公众个体的必要元素。

公众个体成为智能节点。智能媒体时代讲求人机交互，公众的个体生理状态能被AI获知，公众的喜怒哀乐表现在身体上的特征也化为数据，人的本身成为智能节点，能够承载与传输大量的信息。传感器技术发展迅猛，小型化、多样化已成为其主要特点。智能媒体时代的硬件设备普遍携带多个不同功能的传感器，除已普及化的摄像传感器、重力传感器、GPS卫星定位系统，公众的指纹、心率、虹膜甚至细化至身体脂肪含量，目前都有相应的传感器原件可以检测，获取到公众不同时期的生理特征与身体状况的信息，服务商可以推送相应的服务。智能音箱与AI的搭配推动了个体成为智能节点的进程，Amazon推出了“Echo”，苹果推出了“HomePod”，小米推出了“小爱同学”，拥有智能管家已不再是电影里的幻想。电器智能化下的今日公众可以通过语音指令控制空气净化器、空调、电灯等设备，智能音箱也在记录公众的生活习惯，分析公众的性格特征，公众可以随时在家中口述一段信息指挥AI分享，或让其遥控摄像头录制直播视频，依靠着智能媒体时代下完善的物联网系统，作为个体的人类本身，已能更好地融入网络中接收信息与创造信息。

三、智能媒体时代下的安全问题

首先，网络成为公众戾气释放地。智能媒体时代的网络已成为公众社交生活的一部分，公众对在虚拟世界中分享现实生活早已习以为常，但公众拥有喜怒哀乐的多样化情感，因智能媒体时代的网络仍然带有一定的隐匿性，不合理的负面化情绪释放在智能媒体时代的网络中越发常见。同时，智能媒体时代公众的信息被轻易搜索，网络暴民的出现常常将戾气释放至个体身上，智能媒体时代的网络暴力事件频发，人肉搜索就是其中一项。虽然人肉搜索变相促进了事实真相更快地出现，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对违法行为产生威慑，但在实际行动时，公众存在跨越法律红线来侵犯他人的合法权利[4]。微软亚洲互联网工程院在2014年5月29日发布一款人工智能伴侣虚拟机器人，并取名“微软小冰”。“小冰”作为AI机器人，通过学习汉语使用区近七亿用户的语言数据，形成了自己的独有语言库，可以与人类进行对话，同时在日常与个体的对话中，采用了机器学习、模拟人类神经网络等技术。也就是说，通过不断的交流，“小冰”也在不断地成长，但在与人类学习的过程中，小冰也收到了大量无用的垃圾信息与不文明用语，对其思考的方式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导向作用。

其次，智能媒体时代的个人隐私越发难以维护，通过大数据分析可以得到很多敏感信息，但目前的大数据安全防护措施并不完备。使用大数据分析用户行为模式的企业在四种环境下可能产生泄露，分别是采集环节、错误使用、重复利用、未经允许的信息提取[5]。不安全的数据接口也可能使第三方从企业的大数据信息库中获得公众敏感信息，部分无职业道德的员工也可能跨过法律红线提取用户数据牟利。外部冲击是指由于大数据信息具有相当的经济价值，网络“黑客”转变犯罪方式，早已从简单的勒索病毒发展至攻陷大型企业的大数据库，用以从事更多更广范围的违法活动。而目前的大数据隐私保护存在缺陷，大数据分析采取主动式嗅探收集信息的方式，使得以往的被动隐私保护策略不再适用，作为提供数据的信息源的公众缺乏防御意识。2017年6月1日顺丰速运与阿里旗下的菜鸟裹裹因用户快递身份数据信息接入产生分歧；2015年3月，京东曝出大量用户机密信息被盗取，但发生大数据信息泄露事件后，仅仅发布了道歉声明，缺乏较为完善的事后应急措施，产生了较为严重的社会负面影响。

再次，网络入侵不再局限于虚拟世界。智能网络时代的电子设备拥有大量传感器，当公众受到网络入侵时，不仅仅在虚拟世界中被干扰，对现实世界也可能产生实际影响。如果个人设备被非法接入，公众日常生活的对话、影像都会暴露在他人面前，公众的健康状况、身体信息、用药情况都会被他人知晓并加以利用，甚至操控智能设备如智能热水器、智能空调、扫地机器人等设备，在特定的场景下对个体产生生理上的损害。干扰智能设备并发布大量威胁信息的情况也时有出现，如使用“呼死你”“短信轰炸机”频繁对个人的电子设备发送垃圾信息，不仅影响公众的正常工作，更易促发焦虑、紧张的负面心态。

四、智能媒体时代网络安全维护策略

主流媒体及政府部门要转变舆论引导方式。维护智能媒体时代的网络安全，由“把关人”进行舆论的引导，主流媒体与政府部门起到重要作用。因信息的碎片化与公众阅读节奏加快，有些媒体的社交平台倾向于在标题上使用有刺激性且较为偏颇的用语，往往更易使公众丧失“理性”，一旦这种舆论引导产生非正向效果，公众的愤怒情绪将被唤醒，渲染危机气氛刺激公众使之产生攻击性。如韩国乐天玛特超市退出中国事件中，有微博官方号发布的一系列观点，鼓动民众抵制超市，而最终受损失的唯有超市的中国员工与中国供应商。这种集体丧失“理性”的行为值得警惕，也说明了智能媒体时代舆论引导对现实产生的效果更强。这种情绪化舆论引导方式未免落后，在保证“把关人”作用完成的同时，以积极正向的理性情绪与透明化的事实引导公众的积极情绪走向。

要提升公众正向参与的积极性。提升公众在智能媒体网络中参与的正向积极性，需要从意识层面与实际行为两方面进行。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在监督公众参与行为时，应结合使用教育手段，提升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建设政府事务信息公布平台。[6]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可强化公众法律意识，使其在使用互联网过程中，规避触及法律红线的可能，让法律成为智能媒体时代最具约束力的行为标准。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在建设应用智能媒体的宣传队伍时，应注意人员选择，出台内部规范以维护网络信息安全为出发点，在完成信息把关人工作的同时，提升公众媒介素养、促进公众积极参与。

要通过智能媒体培育公众媒介素养与“AI美德”。智能媒体时代下的媒介素养，是要培育公众的媒体参与意识，对媒体在信息传播中应用的技巧和手段及其产生的效果具备一定的认知，并能判断做出合适行为的能力。通过智能媒体培育公众的思辨意识，使公众注意到所接收的信息是经过处理且具有预设话语倾向的，应主动剖析事件寻找真相。通过智能媒体培育公众的学习分析能力，智能媒体携带的海量数据唯有经过正确的搜索分析，才能得到需要的有用信息，当公众对信息的处理能力得到提高，将提升智能媒体时代的网络安全，有利于遏止谣言流传，防范不法分子的网络入侵。在智能媒体时代培育AI的“美德”更势在必行，人工智能的进化速度超越地球上的任一物种，人工智能在特定领域已经遥遥领先于人类，在经过进一步的完善后或将全面超越人类的智能。所以在当下AI发展的初级阶段，预先培养人工智能伦理，通过合理设置与筛选智能媒体的数据，使得人工智能在与人类的交流中，产生温和的道德伦理评判标准。通过对人工智能最基本的伦理设计，以建立积极的媒介素养为目标，更能使人工智能反作用于智能媒体网络安全时产生更多正向的影响。

（闫欢为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教授；靖鸣为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家豪为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硕士生）

注 释：

①在这里需要界定的是，本文所提及的智能媒体时代的公众隐私，是指公众个体不希望暴露在他人或其他团体的，用以确定个人身份的或其他关乎公众权利的信息，诸如公众个体的姓名、工作家庭所在地、常去地点、购物支付信息都包含在其中。

参考文献：

[1]Steve Aukstakalnis.Practical Augmented Reality：A Guide to the Technologies， Applications，and Human Factors for AR and VR（Usability）.USA：Addison-Wesley Professional，2017：10.

[2]ZAKER.继Facebook、苹果相继公布AR产品，淘宝推出AR直播.中国：ZAKER新闻，第1页.

[3]John W.Foreman.Data Smart：Using Data Science to Transform Information into Insight.USA：Wiley，第3页.

[4]侯玉波，李昕琳.中国网民网络暴力的动机与影响因素分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

[5]刘雅辉，张铁赢.大数据时代的个人隐私保护[J].计算机研究与发展，2015（1）.

[6]刘怡君，陈思佳.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网络舆情传播分析及其政策建议：以“8?12天津港爆炸事故”为例[J].管理评论，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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