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从战火中走来的人民日报，即将迎来创刊70周年。自即日起，“研究事儿”将不定期推送由人民日报老报人讲述办报经历的文章，他们历经沧桑，见证中国第一大报的流光岁月，他们讲述历史，启迪新时代的人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首期讲述人，是曾担任国际部副主任、人事局局长、外事局局长的俞成秀，他在人民日报有着30年的工作经历，一起看一看，究竟哪些事儿让他永难忘怀。

本期人物：俞成秀

河北石家庄人，1965年北京大学国际法专业毕业后到人民日报社，长期在国际部工作，先后任国际部编辑，驻埃及等国记者，国际部副主任、人事局局长、外事局局长等职，1995年退休。2014年被评为“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

历经多岗位 甘当螺丝钉

我在报社工作30多年，做过编辑，上过夜班，到后来做主编，当过驻外记者，后来又做了很多行政工作，人事局、外事局都干过。我是18岁上中学时入的党。我们那代人是最听党的话的，经常讲自己是一颗螺丝钉，组织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因为我能有后来的成就，完全靠的是党和国家的扶持、帮助：我从上小学开始就有助学金，中学也有助学金，到了北大还是靠助学金，上了研究生也是如此。

我在大学里学的是国际法专业，没有想到毕业后来人民日报社做新闻工作。为什么来人民日报呢，因为60年代我们国家经常同其他国家有一些边界上的纷争，人民日报的报道和评论常常遇到涉及国际法的问题，所以就把我要来了。刚进入报社工作，我就参与国际评论的写作。那时，参与评论写作的几个人经常围坐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其中有一个人执笔，让我在旁边坐着。遇到涉及国际法的问题就问：“小俞，这样的提法行不行？”我就回答行还是不行，遇到拿不准的，我就赶快去查。就这样，我慢慢地开始了新闻工作。

人民日报发展到现在，可以说经历了几代人：第一代人是进城，从人民日报创刊地河北平山里庄进入新中国的首都北京；第二代人是文化大革命前后进报社的，这是一个转折点；第三代人是人民日报从王府井搬到朝阳区金台西路以后进报社的。我们报社从王府井搬到金台西路是1980年，现在80岁的人当时都是棒劳力，那时也没有搬家公司，所有的办公家具、设备、资料等搬迁都靠职工自己干，这是一项大工程。当时的金台西路附近完全是郊区，我是最早搬来的，住南区民八楼，报社西门外面常常有流氓打群架，那时是非常荒凉的。当时中办要给报社装红机电话，但是装不了，因为这边没有布线，后来专门给人民日报埋了一条电缆线，当时花了几百万，报社这才有了红机电话。

夜班无小事 有责需担当

我在国际部上夜班比较多。我在报社工作了几十年，连报社北戴河的休养所和山东养马岛的休养所我都没有去过。因为一到休假和逢年过节的时候，国际部必然要有人值夜班。我当时比较年轻，也懂业务，常常是自告奋勇值夜班。

搞新闻不重视夜班，不重视编辑是很不对的，不懂夜班等于不懂新闻。国外很多人认为编辑是资深的新闻工作者，待遇比较高，而记者往往被认为是新手。我有一个体会，驻外记者出国以前都应该先上夜班，时间是半年到一年。不少驻外记者往往不清楚某个题材该发什么类型的报道，消息、述评还是通讯、特写，只有上过夜班他才会心里有数，稿子发回来的命中率比较高。

有一次我上夜班，上面有位领导关照新华社发新加坡《海峡时报》的一篇文章，要求《人民日报》发专稿，减头去尾基本上是全文照发。这篇文章骂某国首相比较厉害。虽然说是上面领导关照的，但我认为这样发不合适，会引起外交上的问题，就如实说了我的看法。一开始他们根本不理会我的意见，但我还是据理力争。后来他们来了电话，说我们研究了你们报社的意见（不说是我的意见），有道理，我们准备删。其实在他们来电话之前，我已经划出一些内容准备删掉。他们发来删过的稿子，我一看跟我删后的稿子差不多，于是就登了。结果，第二天就有领导批评，你们想干什么，挑动青年学生到某国驻华使馆闹吗？我向他作了一番解释，他就不再说什么了。上夜班，我就要承担责任，要有这个气魄才行，当时上夜班的人，很少有人没写过检查的。

干校种水稻 时光未虚度

十年文革中，很多人都有过干校经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们被安排去河南叶县的人民日报五七干校种水稻。当地的老百姓说，一群知识分子在这里种水稻是穷折腾，是胡闹，因为这里历史上从来没有种过水稻。我们中很多是北方人，没种过水稻，就从头开始学习。浸种育秧的时候水很凉，后来搞得我静脉曲张。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种了200亩水稻，最后收成还不错，供报社吃了好几年，当干校从河南叶县搬到北京小汤山的时候还没有吃完。

后来，我到埃及当驻外记者时，有一次采访尼罗河三角洲的水稻生产。陪同我采访的是一位埃及科学院的农业专家，采访的时候我给他提了不少很专业的问题，他很吃惊：“俞先生，你是学农业的吧？”岂不知我这是从干校学习的。这说明什么？就是在逆境中也要坚持学一点东西，不可虚度，水稻从种到收我全学会了，所以给他提的问题很内行。

2012年，俞成秀（左）、颜世贵（右）在干校房前思绪万千。（图 阙邦火）

回顾在干校的经历，我认为知识分子去干校锻炼一下是可以的，但是待两年时间就长了，造成人才浪费，有点劳动惩罚的意思了。虽然我们种的水稻比当地农民种的产量高，但我们投入的成本很高，盖房子，打机井，买拖拉机、发动机、柴油机、马匹、肥料、农药等，成本没法算了。

智慧化难事 学会做比较

我是1974年到某国驻站的，开始时报社安排去驻站的不是我，是一位别的同志，他是少数民族。由于种种原因，后来社领导研究，让我去，我是人民日报历史上第一个驻该国的记者。

当时跟对方交涉遇到好多问题，比如我第一次在那里出去采访，该国外交部的一位官员让我交费，他想搞创收，算出的采访费用很高。我说你们国家驻北京的采访费用，我们中国全包了。如果要收费的话，中国面积大，你们出去采访的机会多，要向中国交更多的钱；而你们国家地方小，我们出去采访的机会少，向你们交的钱肯定少。这样的话，你们会吃亏，希望你算明白了。他就笑，不再提收费的事了。这件事告诉我，处理涉外问题的时候要注意用点智慧，幽默一下甚至开个玩笑有时事情就解决了。

后来我又到埃及当驻外记者。有一次我到科威特，采访科威特一份主要报纸的总编辑，我采访他时，看他说话吞吞吐吐的。他跟我讲话时旁边总站着一个人，穿着阿拉伯的服装，手里拿着念珠转来转去的。等那个人出去后，这位总编辑悄悄告诉我，那人才是我的老板，我是黎巴嫩人，并不是科威特人，我这个总编辑就是个雇员，背后那个科威特人说了才算，稿子必须写得他满意才行，版面处理对他有用才行。其实在资本主义国家，报纸背后都有两个东西，一个是经济靠山，一个是政治靠山，或者两者合二为一。这很典型，实际上美国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如此。民主的手段可以多种多样，为了表达民主不一定是一人一票，一人一票有时候未必反映真实民意。真正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才是重要的，不光眼前利益，还有长远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有时会有矛盾，必须得协调好这个矛盾。谁才能协调好这个矛盾？只有我们这样的党才能协调好，像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无法协调。做新闻宣传工作，头脑要十分清醒，要学会比较分析。

那时中国人出国，穿的衣服样子都差不多，别人看起来像军装一样，走在街上一看就知道是中国人。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我发现情况变了。以前出国，感觉国外什么都是好的，常常想买很多东西带回国内。后来再想从国外带东西回来就难了，因为国内很多东西都有了。

优良传统多 至今仍萦怀

报社有很多优良传统，因为工作上的事，我和很多领导都有过争论，但都是为了工作，过后都不会计较。

有的事现在想起来仍让人心头一热。过去驻外记者发稿不像现在有网络，那时候没有网，经常通过总机打电话。说完工作上的事，总机值班的同志每次都会问一句“你家里有什么事吗”，就这么一句话，非常感人，心里感觉热乎乎的。过去的总机能细心到这个程度，你找某人，如果他办公室没有人，总机会非常细心，他经常到哪开会，或者他常去哪里，就把电话拨到那儿去，服务非常好，很用心。

我初上夜班时，常常夜里一两点钟下班，下班的时候公交车已经没有了，我也没有自行车。我当时住东直门，报社在王府井，距离比较远，下夜班后我总是跑步回家，天天晚上如此。有一天晚上下大雪，我正要回去，碰上一位社领导，他问小俞你住哪里，这会儿还有车吗？我说没有了，他说那你怎么办呢？我说跑步回家，锻炼身体。他说那不行，第二天就给我安排了二十四间房（地名）夜班宿舍，当时夜班宿舍被褥都有。那时我们不会主动反映困难，但领导发现了马上就给你解决，当时大家的关系就是这样，感觉很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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