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闻爱好者》

【摘要】《泰东日报》是近代大连第一份中文报刊，创刊于1908年，在东北地区有较大的影响力。通过对1913年到1928年爱国人士傅立鱼任编辑长时《泰东日报》的257篇社论进行研究，发现其版面设计的特点和偏向政治类议题的题材选择倾向；通过分析其社论对政府、社会、国人（华人、百姓）、日本几个词的运用可以发现，《泰东日报》社论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当时腐败低效、不受信任的国内政府，混乱动荡、日益凋敝的社会状态，生活艰辛、饱受差别待遇的华人百姓和政治稳定、生活优越的东邻日本。这些对了解和还原当时的社会状态和百姓生活有很大的帮助。

【关键词】《泰东日报》；社论；傅立鱼

一、《泰东日报》及傅立鱼其人

《泰东日报》创刊于1908年11月3日，为大连地区最早创刊的中文报纸。它由大连华商公议会发起，中国人集资创办，首任社长为中国人刘肇亿。《泰东日报》发行37年，1945年10月上旬终刊，发行时间基本横亘了大连作为日本租借地的全过程，是东北地区出版时间较长的报纸之一[1]。

《泰东日报》能够发展壮大，立足华人百姓，发表进步言论，与在1913年到1928年间担任该报编辑长的爱国人士傅立鱼有分不开的关系。傅立鱼，字新德，别号西河，安徽人。他1904年曾留学日本，其间结识了孙中山、陈独秀等人，后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是一名具有进步思想的爱国知识分子。在武昌起义胜利后，傅立鱼担任安徽省民军总指挥和临时政府外交部参事，1912年辞去官职，赴天津创办《新春秋报》，因发表反对袁世凯言论被追杀，于1913年8月逃亡到大连，应金子平吉之邀出任《泰东日报》编辑长，直到1928年被日本驱逐出大连。

傅立鱼对《泰东日报》的影响是巨大的，其任编辑长时，《泰东日报》的销路非常好，东三省各地百姓都喜欢阅读该报，是东北最有影响力的中文报刊之一；但1928年傅立鱼被驱逐出大连后，《泰东日报》的经营情况大打折扣，每日仅卖出一两千份，直到休刊[2]。

二、《泰东日报》社论的版面设计与题材选择

（一）版面设计

《泰东日报》评论一直刊登在其头版头条位置，

与此同时，还会在头版左下角发表一则短评，以当年的农历年号命名为“某某春秋”（如1918年的短评名为“戊午春秋”）。根据笔者的统计，《泰东日报》的评论栏目有社论、说论、代论等多种，但社论的数量最多，地位最重要，在笔者抽样统计的1913年到1928年《泰东日报》的307篇评论中，社论共有257篇，占到全部评论的83.9%。

《泰东日报》社论排版采用从右至左竖排文字的方式，大小字在社论中交叉使用，重要的论点用大字，论据和一般叙述用小字。一列一般有10个大字或者16个小字，一栏一般有35列左右，一篇社论最多三栏，最少一栏。据笔者观察，《泰东日报》社论的字数变化很大，少的可以仅有300多字，多的有1300多字。同时，《泰东日报》的社论已经开始采用新式的标点符号，在句读处统一用“句号”以示分隔。

（二）《泰东日报》社论选题涉及的题材

1.政治类题材

在全部257篇社论样本中，政治类题材数量为171篇，占总样本的66%。这显示了政治题材是《泰东日报》社论关注的绝对重心。1913年到1928年这段时间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的一段时期，《泰东日报》社论基本关注了这一时期所有重要的历史事件。

如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后，《泰东日报》于翌年8月14日发表社论《俄政府之态度与辽东未来之风云》，表示同情俄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1920年爆发直皖战争，《泰东日报》于当年7月10日发表社论《皖直两派之兵争》，其中说“以贼杀贼，以毒攻毒，岂非良民之幸欤”，认为直皖军阀战争，如果能带来和平与统一，是百姓之福。

2.社会、经济等题材

《泰东日报》社论除对政治话题内容一直保持了较高的关注度外，对其他领域的题材也广泛涉猎。其中，社会类选题的数量最多，达到29篇；经济、文化、国际领域的选题也都分别达到了17篇、12篇和15篇。

《泰东日报》在傅立鱼任编辑长期间，政治色彩较浓，但对于经济问题仍然加以关注。《泰东日报》社论关注的经济问题主要涉及财政、税收、金融、经济体制等问题，对于当时的中国财政和税收问题也有论述，如：1921年11月10日发表的《财政危机现象》，1923年2月25日发表的《增加国税之乐观态度》；对于当时中国关税难以自主的状况，其在1925年8月25日发表过《应力求关税自主》。

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也非常多，而且话题与民生息息相关，文风也较为犀利。这类话题有的在呼吁社会关注难民，有的是为维护平民权利高声疾呼，有的希望推动社会制度和法规的进步与完善。如：1920年10月30日，发表社论《为华北难民叩首》；1922年2月14日发表社论《电汽公园应该彻底开放》；1925年“五卅事件”发生后，连续发表《沪上暴动风潮》《力争沪案》《论五卅惨案与国际道德》等多篇社论，声援沪上学生运动，批判当局的暴力行径。

《泰东日报》社论也会对不良的社会习俗进行批判，倡导进步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如：1918年11月2日针对当时华人吸食鸦片的陋习发表社论《有传染性之嗜好》，1919年12月7日发表《早婚之害》，1920年5月7日发表《女子参政之研究》，同年8月27日发表《傲慢气习需改革也》，1921年7月21日发表《废止娼妓研究谈》，1923年4月14日发表《新闻之使命》，1926年3月21日发表《新年戒赌》。

三、傅立鱼任编辑长时《泰东日报》社论展现的时代图景

报纸书写了一个时代的历史记忆，社论则是这份历史记忆的点睛之笔。《泰东日报》立足大连放眼全国，对当时中国的内政外交、社会情态和百姓思想有很多记录。通过分析《泰东日报》社论对政府、社会、国人（华人、百姓）、日本几个词的描述可以一窥当时社会的时代图景，以及该报对不同主体的真实思想态度。

（一）腐败低效、不受信任的国内政府

傅立鱼任编辑长时，中国正处于军阀割据的时代。政治混乱，北洋各派系间征伐不断，政府更迭频繁，1916年到1928年，13年中就有38届内阁，最短的两届内阁仅有6天。频繁的政府更迭导致对内政策的频繁变动，外交上软弱无力，难以形成持续的方针和原则。《泰东日报》社论对国内政府的情感倾向于负面，展现了一个腐败低效、不受信任的政府形象。

《泰东日报》社论在提到政府时，往往与“恶”字相联系，说明该报对政府的所作所为是极为不满的，这种不满不仅针对中央政府，还针对各地方政府的不作为。例如，在报道华北旱灾时，傅立鱼主笔的社论《为华北难民叩首》中提到政府时说：“以地方官吏之隐蔽中央政府之玩忽，迟钝于赈务，此中外所同深愤恨者也。”[3]在另一篇社论中，批评国家军阀轮番上台变更政体，“回顾我国年来，纪纲不存，法制凌然，所号称为国会者，有旧国会，有新国会，复有新新国会一国三公，无所适从，试视民国以来，官僚以压制为能事，双方背道而驰，早脱民意轨道”。社论认为：“政府既不能代表民意，所谓三种国会者，亦岂能有一种真正代表民意耶？”1923年8月28日的社论《奋起国存之不容缓》中，号召百姓齐心协力救国，并在副标题中写道：“友邦不可靠，政府尤不可信也。”其他国家无法依靠，但我国政府是更让人难以信任的，正文中又再次提到“今日北京所谓政府者，其无状至于无可比拟”，认为当前政府的不作为已经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还特意用当时政府的外交总长顾维钧举例，称其刚登台时和人们承诺要维护国家的国际地位，但实际来看，完全是让人无法信任的“夸大之虚言”，可见该报心中对政府的不满已经到了何种程度。

当时中国政府的实质是由北洋军阀控制的军政府，这些军人政客争夺国家政权，不是为了国家民族，而是为了一己私利，这样的政府无论由哪一派当政，恐怕都很难获得百姓的认可。《泰东日报》社论谈到政客时就充满鄙视，可以说对当时中国的走马灯般上台的各个统治者无一好感。社论中提到这些军阀政客时，戏谑他们对权力的渴求已经到了无法满足的地步，而真正做的事却是“武人政客，金屋藏娇”。1919年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傅立鱼就在社论《北京政府总辞职》中表示，这次外交的失败是北洋政府咎由自取，下台了也不值得可惜和怜悯；在1920年1月16日发表的《新年之和议观》中，傅立鱼写道：“各国政府及国民，方聚精会神，尽瘁于和平后改造之事业。我以弱邦，反多内乱。其危险诚不可以言喻者。日月逝矣，年复一年，诚不能不于南北要人有厚望焉。”[4]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的爱国分子已经对中国的政局和北洋军阀的政客团体失望透顶。

（二）混乱动荡、日益凋敝的社会状态

在《泰东日报》社论中，整个大连以及中国社会都呈现出一种混乱动荡、日益凋敝的状态。20世纪初的中国处于社会的混乱和转型期，旧的封建制度已经瓦解，但西学东渐带来的春风还没有在华夏大地扎根，各种思潮风起云涌，政治的动荡、战乱的频繁让整个社会倍感疲惫。

在《泰东日报》的社论中，那个时代的“社会”展现了一种日益凋敝的暗淡色彩。在1918年11月2日发表的《有传染性之嗜好》中，作者对大连社会的现象做了如下描写：“恒见夫一般之人，胥用此物为主要之酬酢，富商大贾，一榻孤灯，无时或熄，亲朋交集，输送以嘘，至于各小卖所之门，镇日如市，鸠形鹄面之流，与夫脑满肠肥之辈，皆视此烟雾迷蒙之窟，为消遣时日之场，其在娼寮，所用以飨顾客者，且以所谓烟般为上品。凡兹风习，具有烟瘾者，固缘以逐渐扩张，未有烟瘾者，遂由是以入于染受之全套。如风之靡，宁有底止。岁月人间促，烟霞此地多。”[5]吸食鸦片已经“蔚然成风”，足见当时的大连社会已经病入膏肓。

不但如此，社会文化也开始趋于萎靡不振，文人墨客都身陷在儿女情长中难以自拔，对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却缺少关注。1918年12月4日《泰东日报》的社论《情》，对当时人们醉心的市井文化有很好的描述：今日国人之用情，果何所属耶？武人政客，则金屋藏娇。学士文人，则满口儿女情书漫布国中。有如爱情、苦情、哀情等等层出不穷，连篇累牍，无非描写闺阁腻语，人持一部，浸成习俗。[6]

1924年7月22日发表的社论《吾国今患人才之多》中，也对当时的社会现象做了描述：吾人第见吾社会日益穷迫，吾国家日益凋敝，内讧不已，外侮日深，兵盗不分，藩镇扰难，财政破产，国派摧残……[7]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达官显贵却在痴迷儿女情长，百姓又吸食鸦片，也难怪社论的作者在文章最后都痛心疾呼：“人生上寿不过百年，保养健康，卫生学家所舌敝唇焦者，良以健康为寿命之母，而一切幸福之首基也。”“吾当发大愿心，不读社会此等言情小说。”

《泰东日报》社论中谈及的“社会”，除了是民生凋敝的社会现实外，也是仁人志士想要有所效力的热土，因此，社论中每谈及“社会”，总要倡导百姓自立图强，建设社会。在《情》中，作者在文末呼吁道：“不知男儿生长天地间，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总要有所效力……日月如驰，岁不我舆吾从朝乾夕惕，殚精于身家世界有益之学，尚恐不及，遑暇以有用之精神，消磨于无聊之邪境。西人之言曰：‘中国人士目光皆注射于妻子。’呜呼，岂诬我哉？岂诬我哉？吾甚愿国中志士，起而共雪前耻。”

社会凋敝，就更要奋起图存，这可能是当时每个爱国人士心中都有的热忱和意志。

（三）生活艰辛、饱受差别待遇的华人百姓

近代被日本殖民者统治时期，大连地区日本人与华人混居，华人百姓受到了很多不公正的待遇，社论《果无差别待遇乎》中提到，当时南满铁路客车票价相同，但同等车厢里日本人的设备要远优于华人，日本车厢甚至不允许华人进入[8]。1922年2月14日的《电汽公园应彻底开放》也提到这一问题，公共场所对华人是有所限制的。

不但如此，《泰东日报》的很多社论都提到了“匪患”一词，说明在社会不稳定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百姓变成了危害社会治安的土匪；而匪患问题的根源，还是要回到百姓通过正常的渠道已经无法在社会生存的问题上。

《泰东日报》社论中与“华人”经常连用的词语有“凉薄”“容忍”“冷漠”“怨声载道”“颇有微词”等，这些词语共同描绘出了大连华人当时生活的窘迫，明明是土地的主人，却要经常遭受日本殖民者充满凉薄、冷漠的对待，面对这样不公平的待遇又无甚良方，虽然怨声载道、颇有微词，但又对社会现实无能为力的情态跃然纸上。

当时号称要“中日亲善”的日本殖民者对华人到底是什么态度呢？

在1919年3月18日发表的《对于大连华人教育问题之希望——华人教育与中日国交》中就提到，华人是没有开办学校自由的，这让大连华人“深感苦痛”，大连华人要尽纳税的义务，但在教育经费上却和日本人区别对待，得不到应有的就学权利。1921年6月3日的社论《满铁首领更迭之感想》中就提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负有开发南满洲之使命，按照日本的说法，这个机构应该是最与华人关系密切了。但事实却不是如此，文中说道：“单观之华人近日舆论，对于满铁颇有微词……满铁年来之措施，入电车之强分位置也，铁道之差别待遇也，石炭之价格暴涨也，以至如附属地内畸轻畸重之规划也，皆足为所令反其所好之明证。”原来大连华人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坐电车时却要和日本人分位而坐，坐火车时同价不同待遇，在城市规划上，日本人聚居区规划得好，华人聚居区就规划得差，俨然是“二等公民”。由此观之，日本提到的“亲善”，不过是欺压而已。

四、结论

《泰东日报》社论在傅立鱼任编辑长期间表现出了较强的进步色彩，议题关注的范围广，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现状都有较为全面的反映。社论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生态着墨众多，体现了当时报纸较为盛行的文人论政风潮。

通过《泰东日报》的社论，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侧面和缩影。当时处于新旧制度、文化变革期的中国风起云涌，面对国家分裂、外辱日盛的社会状况，处于混乱期的北洋政府如走马灯似的更迭，难以起到掌控中国全局，引领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作用。在糟糕的政治环境下，社会环境也每况愈下、日益凋敝，吸食鸦片、纸醉金迷的现象屡见不鲜。一方面是达官贵胄的迷乱生活，另一方面则是普通百姓在殖民者的压迫下饱受欺凌，处处存在差别待遇，生活难以为继。当时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是全方位的，不但是军事上的直接胁迫，更有文化上潜移默化地同化，可以说处境十分艰难。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仍然有傅立鱼这样的爱国人士在夹缝中站在国家和百姓的立场上高声疾呼，为建设独立富强的国家摇旗呐喊，他们的精神令人敬佩并值得学习。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百年中国新闻史史料整理与研究”（15ZDB140）之子课题“东北地区的新闻史史料整理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大连市史志办公室.大连市志?报业志[M].大连：大连出版社，1998.

[2]杜吉仁.东三省的报纸[J].现代评论，1926（84）：119.

[3]西河.为华北难民叩首[N].泰东日报，1920-10-30（1）.

[4]西河.新年之和议观[N].泰东日报，1920-01-16（1）.

[5]紫.有传染性之嗜好[N].泰东日报，1918-11-02（1）.

[6]狮儿.情[N].泰东日报，1919-12-04（1）.

[7]甦生.吾国今患人才之多[N].泰东日报，1924-07-22（1）.

[8]魏刚，于春燕.傅立鱼主笔下的《泰东日报》[J].大连近代史研究，2009（00），480-488.

（郑保章为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部新闻传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赵凯为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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