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拙著《非制度政治参与——以转型期中国农民为对象分析》出版。15年来，尽管学术界内外的肯定以及较高的引用率给我很大的鼓励，但我一直保持一种谦卑的自醒——现代化、制度变迁、转型期、农民（中国农民）、政治参与、治理方式的变革（社会治理权分散）等主题，在过去近20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很容易引起大家有兴致说说的公共话题，我无非是有一个做博士论文的契机，通过提出“非制度政治参与”这一概念及其分析框架，较早整合这些话题，较为系统地进行了专门研究而已。

　　在过去的15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科学领域无论研究主题还是研究方法都发生了重要变化。不曾想到的是，听学界朋友说，拙著的影响还波及社会学、法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以及方兴未艾的互联网研究等诸多领域。当听说国际出版商施普林格将拙著作为中国政治学研究代表性的经典著作而计划出版英文版时，我不得不转换身份，以一个读者审视的眼光从头到尾认真读完这本书。毕竟，再理智的人，以作者的身份同以读者的身份读一本书，心中的期待和所经历的情感体验也常常是很不一样的。

　　站在作者的立场上，学必期于用，用必适于地。任何一个研究者都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被接受、被运用，而且用得其所、适得其所，达到学、用、地三者的完美统一。在写作过程中，我曾担心从政治学角度触及古老而现实、复杂且敏感的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否会因本人对农村和农民的深厚感情而使这一研究偏离理性。经过公开出版以来的社会检验，这种担心的问号已然变成了感叹号——这应是一项由情感所激发的理性的研究。这是值得高兴的。

　　站在读者的立场上，大道至简。大道至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追求，简单而言就是用一两句话清晰地阐释和表达一些深奥的大道理，在很大程度上契合现代科学研究包括社会科学研究所推崇的理论的简洁之美。当然，这并不是说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目的只有“大道至简”这么简单，衍化成繁即对人的行为的实质特征进行描述、说明和解释，也很重要。大道至简，并不排斥对经验现象进行准确和具体有时甚至是琐细的描述。事实上，理论的抽象概括离不开有关经验现象的准确描述。

　　无论抽象的理论概括，还是细致的经验现象描述，都需要具有一定抽象和概括意义的概念。在社会科学领域，严谨规范的概念是构建学术思想体系大厦的基石，也是分析日常生活中诸多经验现象的重要工具。同建立并验证普遍概括一样，把复杂而具体的现象抽象化、概念化，进而把概念规范化，都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概念的提出还有助于达成其他方面的诸多任务或目标；或者说，社会科学研究还有其他许多同样需要解决的任务或目标，比如新的思维模式的培育与旧的思维模式的变革、方法论的探索与创新等。一项优秀的社会科学研究，在概念提炼、经验现象描述、思维方式变革、方法论创新等方面往往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这带给我们一个启示：正是一些核心概念提示了考察社会生活的不同视角和路径，也规范着展开研究的具体方法和步骤。

　　（本文为作者所著《非制度政治参与》英文版的自序，发表时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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