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今年创办七十周年，我今年五十五周岁，原本是两件不搭界的事情，但命运却让我与《人民日报》有了舍不下的情结。

　　我的老家在川北秦巴山区“米仓古道”上的旺苍县，“蜀道难”就难在我的家乡。七十年代乡镇通公路前，祖祖辈辈通往外界的交通工具只有村里人自制的木船。1978年12月底，县里来了一个姓尹的干部，要组织全生产队的人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开会时，尹干部从提包里抽出一张《人民日报》，咳了几下对大队和生产队干部说：“感冒了嗓子痛，找一个识字的人给大家宣读一下公报吧！”

　　大队和生产队干部见报纸的文章很长，脸上立马显出了为难之色。当时，村里的壮年男人和少有的几个能读报纸的人都撑船拉纤往苍溪、阆中运木耳、蘑菇、蚕茧去了。正在为难的时候，我有些胆怯地站起来自告奋勇：“让我试试吧！”大队干部顺水推舟地对尹干部说：“这娃今年刚考上高中，星期天回家挣工分来了，让他试试吧！”尹干部犹豫了一阵，将手里的《人民日报》交到了我手上，并叮嘱说：“放开嗓子读，有不认识的字问我。”那天是我人生第一次站在一百多人面前展示自己，虽然开始时有些紧张结巴，但很快便读得流畅了，甚至有些得意忘形。会议结束时，尹干部很高兴地对我说：“小伙子不错，这张报纸送给你了！”然后又对大队和小队干部说：“这娃得好好培养，也许今后能当个大队书记当个兵什么的。”因为这件事，到家里提亲的人便多了起来。媒人们逢人便演绎说：“这娃能把几个版的《人民日报》一字不落地读完，县上的领导都讲了，今后可能当大队书记或当兵呢！”

　　两年后，我真的如愿以偿到西南部队当了兵。又过了三年，我提干当了军官，当年在生产队读《人民日报》的事被村人传得更玄乎了，说我十六岁就代表公社到生产队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父亲写信时与我聊到这件事，还以此告诫我一定要做个名符其实的有文化的人。

　　1985年底，团政治处领导让我去分散居住的连队调查军民关系。那时下基层搞调研交通工具稀缺，我在路边等了一个多小时，才截住一个彝族老倌的牛车，在满是泥土的山路颠簸了近一个小时，临近十点才到达云雾缭绕的营区。刚一跳下车，我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在干部战士们围成的圈子里，一群穿着五颜六色民族服装的老大妈在营区载歌载舞，营区沉浸在欢乐的笑声里。在门口迎接我的教导员王持强用一口重庆话对我介绍说：“六年了，这些老大妈一直带着歌舞、鸡鸭猪肉和自己绣的鞋垫到军营慰问子弟兵，为战士们洗被子，与家属们聊家常，附近的少数民族群众与我们相处得比亲人还亲。”

　　接下来的几天，我走村串寨，与彝族、哈尼族大妈们交流，与战士座谈，尝试着写了一篇报道，寄给《人民日报》。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986年1月12日的《人民日报》在一版以《彝族“乌兰牧骑”》登了出来。政委赵福瑞拿着报纸对政治处主任说：“几年了，我们团没有上过一次《人民日报》，更别说头版了。这样吧，让李宏来当新闻干事。”因为这篇巴掌大的文章，年底我荣立三等功；因为这篇文章，这支少数民族大妈演出队在云南出了名，领头的大妈李秀华还出席了全国双拥表彰会；因为这篇文章，我从组织股调到了宣传股，在新闻宣传岗位一干就是二十年。

　　1997年夏天，我被借调参加驻高原部队基层文化建设情况调研。在雪域高原最艰苦的连队行走了二十几天，官兵们的艰苦生活和乐观向上的战斗精神，常使我泪流满面。在祁连山深处，副连长高红轩穿着皮大衣，一脸高原红领着我们参观连队的集邮协会，我在那里见到了全国各地寄给他们的各种邮票，那应该是我见过的海拔最高、人数最少、最艰苦的集邮协会了。在三个人的哨所门上，我见到了一副最独特的对联：“打扑克少一人，下象棋多一人。”横批：“虽苦犹乐。”在风雪达坂，我们巧遇了骑兵连的“马背放映队”，他们就着雪啃着馒头，为少数民族群众和部队放电影行走的路可以绕地球一圈……在完成写给上级的专题报告后，我将此行经历的细小故事整理出来，其中一篇叫《雪域文化风景》，很快在1997年8月11日的《人民日报》十二版刊登了出来，得到关注。

　　如今，我做职业军人已经三十八年，当过兵带过兵，做过新闻、文化、文艺工作，出版过六部长篇小说，拍摄过二十多部电视剧，但青葱岁月在村人们面前宣读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在《人民日报》发短文的事却一直记忆犹新，这些短文我也一直珍藏着。我常想，如果有机会了，一定去人民日报社看看。

　　（作者为火箭军政治工作部电视艺术中心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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