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当年走的邮路，从县城到最边远的一个民族乡，全程一百五十六公里，村子分布在崇山峻岭中，当时不通公路，全靠“铁脚板”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来。

　　为了让边疆少数民族能够看到《人民日报》，及时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父亲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无论春夏秋冬，还是阴天下雨，长年累月地行走在这条邮路上。

　　最怕发生的事情那一天还是发生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一天晚上，父亲穿过一片森林时，突然听到“啪、啪、啪”的几声枪声，聪明的父亲急中生智，迅速把装有《人民日报》的邮包藏在草丛中。几分钟后，四个蒙面人包围了父亲，嘴里不停地喊：“丕斗！丕斗！”（匪语：交出钱来）。土匪在父亲身上搜了几遍，没搜到啥值钱的东西，只搜到一包香烟，就用枪托把父亲打倒在地。待土匪走后，父亲才将《人民日报》送达当地乡政府。

　　1979年我从部队退伍回到家乡。那个夏天，雨水特别多，老天爷连续下了十多天大雨，父亲在投递《人民日报》的途中，遭遇泥石流，躲避不及，被泥石流冲下六十多米。当地群众知道后迅速展开救援，人们将父亲抬到河岸边时，父亲还有一口气，两只手仍紧紧抓住那个装有《人民日报》的绿色邮包。待我和家人赶到现场时，父亲已经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父亲走了，收入没了，今后的日子怎么过？此时此刻，党和政府给我家送来了新的希望，单位领导考虑到我们家的实际困难，决定让我继承父亲的职业，当乡邮员。从此，我背上父亲当年用过的那个绿色邮包，继续投递《人民日报》。

　　与父亲不同的是，我改走了另外一条乡邮路——昆南，单程三十公里，当天往返。可以在白天行走，看得见，摸得着，更没有人会抢邮包，不必担心安全问题。

　　昆南一带是革命根据地，但山高坡陡，不通公路，全靠步行，隔山看得见，行走要一天。天长日久，邮路沿途的群众与我成了朋友，都很信任我，经常叫我帮他们从城里购买些针头线脑等小物件带回来。昂洪村一个叫李扎者的退休工人，因年老多病，不方便到城里去取工资，他把图章交给我，每个月都叫我帮他取回工资，直到他离开人世为止，我共为他取回工资八万多元，分毫不差。

　　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发展，1998年，曾经“一家独大”的邮电局，一分为二，即：邮政局、电信局。按照当时的分营政策，我被分在邮政局，继续行走乡邮路。

　　我喜欢看《人民日报》，长年累月与报刊打交道，慢慢地走上了“爬格路”：购买照相机，学习摄影；拿起笔杆学着写点“豆腐块”“火柴盒”，把邮路沿线的所见新闻写成消息，投给报社。三十多年来，我先后在省内外各类刊物上发表作品六百多篇（幅），获奖作品六十三篇（幅），被聘为省内外十多家媒体特约通讯员。

　　由于投递工作做得好，群众信任我，我所在的乡邮政所，连年超额完成《人民日报》的征订任务。那年冬天，一位农村退伍老兵病在床上，得不到外界的一丝信息，我自掏腰包一百九十八元，为他订阅一份《人民日报》，后来他成为养殖专业户。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之间，我已经在乡邮路上行走了三十多个春夏秋冬，可绕地球二十圈。历经沧桑，昔日的壮小伙，如今已变成小老头，满脸“梯田”，满头“银丝”，腰弓了，背驼了，但我骄傲，我自豪，因为我为祖国的邮政事业作了贡献，为投递《人民日报》出过一份力。如今，我光荣地退休，离开了我洒满汗水和脚印成串的那条乡邮路。

　　值得庆幸的是，我的姑娘很争气，大学毕业以后，又报考到邮政局工作，同事们都说：“老王家都成了邮政世家了！”我的回答很干脆：“假如有来生，我还当乡邮员，还去送《人民日报》……”

　　退休以后，我仍不弃不舍，笔耕不辍，相机随身，继续在“爬格路”上耕耘，搞点诗歌、散文、小小说、图片等，向《人民日报》投稿，传递正能量，鼓舞后代人。

　　（作者为云南蒙自退休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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