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北平版和《北平解放报》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１８日，在河北省平山县编辑出版的华北《人民日报》以头条大字标题向解放区人民宣告：“我军紧紧包围北平”。

中共中央决定，抽调新华通讯社总社、华北总分社和华北《人民日报》的部分工作人员，由当时原任新华社总编辑的范长江率领，立即北上，准备在北平解放的时候接管国民党的新闻机关，建立我们的新闻机构，开展我们的新闻工作。

被抽调的人员乘运送军粮的卡车，日夜兼程，向北平方向前进。到了良乡，暂驻待命。

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市工作部负责人通过北平地下党组织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学校挑选了２０多位党员和进步青年，把他们送到良乡，参加筹办《人民日报》北平版和新华社北平分社的工作。我们都换上了近于土黄的绿色军装，左胸前和右臂上缀了解放军北平军管会的符号，列入军管会的编制。

范长江、袁勃、李庄等同志组织新老采编人员学习党的城市政策和新闻业务，指挥和辅导一些记者到已经解放了的长辛店、丰台、石景山等地的工厂和部队里采访和实习。

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４日，我们这个新闻工作小分队从良乡开拔北进。先乘火车到长辛店，后换乘卡车，经过卢沟桥，到了北平西郊。仍然不能进城，暂住郊外待命。被安排到青龙桥附近山脚下的董四墓村，借程砚秋的别墅———“程家花园”住了一个星期。

１月２６日新华社播发的《中共发言人谈和平谈判问题》中，第一次出现了“北平问题和平解决”八个字，却没有为此单另发布消息。１月２８日夜截稿后，新华总社通知各分社和报社，将要增播《我军完全解放北平》的消息，而且正式播发了“庆祝北平解放”的口号。我们坐等到天亮，却又收到新华总社通知《我军完全解放北平》的消息“留播”。这时，我们的电讯工作人员收到新华总社来电，要求告知《人民日报》北平版什么时候出版，以便确定什么时候播发已经定稿发到新华总社的《人民日报》北平版发刊词———《为建设人民民主的新北平而奋斗》。我们当时连究竟什么时候才能进城也还不知道，对这个问题也就无法答复。情况一天几变，连相当高级的负责同志也说不准。

作为中共北平市委和军管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北平版该以什么样子在北平人面前出现呢？

首先，当然要正确地及时地传播中共中央、北平市委和军管会的声音，准确地迅速地反映时局的变化、接管工作的进展、人民群众的要求。世界大事也要让广大读者知道。要使北平人耳目一新。

其次，为了尽可能提供全市人民渴望了解的共产党的政策、方针和新消息、新观点，必须有相应的篇幅，配备一定的版面。起初，市委领导同志考虑到进城之初事情千头万绪，分不出多少时间考虑和指导报纸工作；如果对报纸放手不管，又担心在时局转变的重大关头报上出了差错会发生难以挽回的消极影响。因此，决定《人民日报》北平版暂时每天只出四开两版。编辑部的同志们认为，在时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动的时期，必须发表的中央的政策性文告和重大新闻很多，本市的重要消息和公告性新闻也不可缺少，两个版面不敷分配；而且只有两个版面也显得太单薄，与北平这样一个大市的党报的身份也不相称，在国内外会有不好的观感。因此，以每天出对开四版为好。

１月３０日晚上，编辑部负责人袁勃参加市委会议后回到“程家花园”，说市委同意我们的意见，每天对开四版；要我们立即把创刊号的主要稿件编排停当，准备明天上午１０点钟出发进城，去接管国民党的《华北日报》社和中央社北平分社，并立即出版《人民日报》北平版，发布新华社电讯稿。

大家紧急动员，通宵达旦，按照多日的设想，把一切应该准备的事项都做好了。１月３１日，农历正月初三，下午大约４时，我们这支３０多人的新闻队伍才带着稿件、版样、电台、行李、干粮，分乘三辆卡车，从西郊直奔城内。

我们这支新闻工作队伍是最早进城的非军事人员。几个新闻单位是在北平最先接管的一批非军事机关。

范长江等先到王府井大街去作接管《华北日报》社、开办《人民日报》北平版的初步安排。李庄等到西长安街石碑胡同接管中央社北平分社，开办新华社北平分社（同时也是《人民日报》北平版的采访部）。我们３０多人站在卡车上，暂时停在东长安街南边的御河桥（今正义路）路边，急切地待命。夕阳西下的当口，这三辆卡车终于驶到了破旧凄清的《华北日报》社大门外。

国民党的《华北日报》社留下的交接人员拿来一份显然不清的“清单”，我们的接管人员到社内各处一一验收。原有一台一个钟头能印１０万份报纸的大轮转机，还有四套制版设备，在《华北日报》社长张明炜逃跑之前被他毁掉了。在工人保护下，还有一台小轮转印刷机能运转；一座排字房还能使用。此外，靠近米市大街的煤渣胡同，有一处附属于《华北日报》社的英文报社和张明炜的“公馆”。我们接管了那些空房子。

本来我们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要在２月１日早晨使《人民日报》北平版同北平人民见面，正式宣告北平已于１月３１日完全解放。范长江、袁勃一边安排专人做接管清查和安全保卫工作，一边领导大家全力投入报纸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可是，市委极度慎重，要我们“不必仓促上马”，而要先了解一下新的环境。彭真同志向我们指出：时局急速变化之中，人们对许多涉及政策的问题非常敏感。事先准备的稿件，有些恐怕已经不再适用。要再做一番准备工作，再次修订一下发稿计划，以免忙中出错。

因此，２月１日只编印了一期内部试版。《人民日报》北平版延至２月２日（正月初五）才正式出版。按照市委指示，创刊号全部版面都要送给市委领导同志审定。大样在半夜里就都送去了。早晨过去了。中午过去了。报社工作人员着急，等着看报的群众着急。大群民众和报贩在王府井大街报社大门外聚集不散，翘首盼望。太阳到了西山上面的时候，市委审查通过的大样终于送回报社，创刊号开印了。头一次看到快速转动的轮转印刷机印人民自己的报纸，我们是多么高兴啊！血液流动的速度似乎也加快了。

创刊号以最显著的位置在这个新解放的大城市发表了１月１４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八项和平条件。根据中央指示，全文登出１２月２５日中共权威人士评战争罪犯一文，加注说明其中杜聿明已被俘，傅作义已因率部接受改编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可望将功折罪。同时发表了解放军两年半的战绩，以及不久前以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林彪、罗荣桓两将军的名义给傅作义将军的一封信，其中指出：“任何顽抗必遭覆没，和平解放可望折罪，保护数百万人民之生命财产，数千年之文化古迹……”同时发表的还有平津前线司令部布告。这是一份安民布告，宣布约法八章，主旨在于保护人民，警告顽敌，维护秩序，防止破坏，讲清政策，申明军纪。

创刊号还发表了爱国民主人士５５人对时局的意见。

社论《为建设人民民主的新北平而奋斗———代发刊词》中，向北平人民庄重地宣布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政策，提出了发展新文化和培养大批革命干部的目标。社论把广大人民作为北平的主人对待，激发人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自豪感和责任感。

头一天的副刊上发表的主要作品是记者杜展潮采写、经过范长江润色的特写《解放石景山的英雄们》。

这样一份报纸，对刚刚获得解放的北平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人民日报》北平版编辑部分为时事、解放区、本市、副刊四个组，集中在一个较大的房间里（也就是原《华北日报》的编辑室）。整个报社只有这么一个编辑室，日班夜班都在这一个房间工作，领导意图一下子就能下达到全体编辑人员，各组人员随时都能互通讯息。图书资料室就在编辑室隔壁，一门相通，查阅方便。

２月６日，北平新闻界的一些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到王府井大街的《人民日报》社来同我们见面。一见如故，亲切异常。他们之中不少人随即参加了《人民日报》北平版的工作。

２月７日，北平举行大规模的“二七”纪念大会。这是继承和发扬长辛店铁路工人革命光荣传统的大会，检阅和显示工人阶级力量的大会，宣告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的大会。市委书记彭真同志一再号召向老工人学习，他说：“不懂产业工人，就不懂现代城市。”《人民日报》北平版又全体动员，作出最大的努力进行报道。这也在实践中锻炼了我们的新闻队伍。

３月８日，北平第一次公开地大规模地庆祝国际妇女节。这是集中地宣传共产党解放妇女、男女平等的主张的日子。《人民日报》北平版的一批年轻的女记者，作为北平首次出现的人数较多、能力较强的女新闻工作者，特别活跃，引人注目。

《人民日报》北平版每天出版发行大约７万份，创造了到那时为止北平报纸发行份数的最高纪录。（《世界日报》过去曾发行３万多份，位居第一；当时落到４０００多份。发行较多的《新民报》北平版，当时还有１万多份）小轮转机吃不消，印多了就发烧，要停歇，难以多印。供不应求，报贩卖价常常超过定价。一个地下党员说，他花了比定价高好多倍的价钱，才买到一张《人民日报》北平版创刊号。

３月中旬，华北《人民日报》社的同志们相继到达北平。１５日，华北《人民日报》开始在北平出版。同一天，按照中共中央华北局和北平市委的决定，《人民日报》北平版不再出版，除范长江另有任务外，基本上原班人员迁移到东四附近钱粮胡同已被接管的国民党《北平日报》社址，编辑出版《北平解放报》。它仍然是北平市委机关报。

定名为《北平解放报》，是由于１９４６年初国共两党签订停战协定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时候，按照中共中央决定，乘中共代表团公开驻在北平的时机，曾在北平办过《解放》报（四开四版，三日刊，后来是两日刊），也叫作“北平解放报”。新的《北平解放报》的秘书长马健民，就是当年《解放》报的副经理。在反动统治下，一般印刷厂都不敢承印《解放》报；冒着极大风险秘密承印《解放》报的印刷厂，是由当年与地下党有秘密工作关系的赵近宇找到的（赵在北平解放后到了《人民日报》北平版，后来长期在《人民日报》社工作）。《解放》报在北平艰苦奋斗了三个多月，出版了３７期，于５月末被国民党政府下令查封。当年５月３１日，延安《解放日报》曾为此发表社论《论北平解放报事件并警告反动派》。《解放》报在北平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它在北平以至国民党统治区其他地方，曾经发生过相当大的影响。１９４６年６月２日，北平《解放》报和新华社北平分社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最后一段说：“我们北平解放报和新华分社是永远扑灭不了的，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我们一定不久就会更加坚强更加充实地与平津和全国广大读者见面。”过了两年零八个月光景，北平终于解放了，正好使用《北平解放报》这个名字办中共北平市委的报纸。———不久，在北平出现了民主党派的《光明日报》，工会办了《大众报》，天津《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于是，人们把平津几家报纸的名称连接起来，编成一句口号：“人民大众解放进步光明！”

接管《北平日报》社的时候，采取同对待《华北日报》一样的政策，除了对头头和编辑记者另行审查分别处理和安置以外，企业性机构和人员暂时照旧，工人、职员、勤杂人员留了下来。他们等待了十几天，我们进驻之后，排版、印刷、发行、广告和事务性工作，大都由留下来的人员照常进行。

《北平解放报》为了与《人民日报》分工，并适应城市人民的需求，特别是适应刚解放的城市的情况，决定以四开报、多版面的形式同北平人民见面。它把解放区办报的传统、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办报的经验、城市民间报纸的优点加以融会，结合起来。既要严肃，又要活泼。既要宣传党的重大决策和时局发展，又要反映城市人民各个方面日常生活中的需要和新鲜事。要对人们迫切希望了解和学习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理论尽力起些辅导作用，解答人们的问题，反映人民的呼声。还要有吸引工人、青年学生的内容。为此，除了编好时事要闻的版面以外，还要以较多的篇幅登载本市各方各面各行各业的新闻，还要用较多的版面办好多种多样的专刊和副刊。有社会服务，有读者来信，有学习辅导，有青年生活，有文学艺术，有文化娱乐……

原先北平新闻界的人士大都认为，共产党只会办政治性特强、宣传味特浓的“政治大报”，板着面孔对着读者，恐怕很难办成一份深入市民生活、贴近群众心理的小型报纸。《北平解放报》出来之后，竟然引起了他们的惊异和赞美：想不到，共产党也会办“大都市的小报”，这么快弄出来这样一份又漂亮又热闹的报纸。看来共产党里确有人才。———其实，这主要不是能力如何的问题，起决定作用的是：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群众路线；懂得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

从３月中到７月末，《北平解放报》办了４个多月。在这期间，市委书记彭真同志、市委宣传部长兼《北平解放报》社长赵毅敏同志，用了不少心血对我们进行政治上和业务上的指导与帮助。他们为了审阅我们的工作计划和稿件，常常到了午夜还不能休息。我们多次从钱粮胡同到东交民巷北平市委所在地（德国使馆旧址，市委和军管会领导同志在那里办公，也在那里住宿），请示报告，送审清样。彭真、叶剑英等同志还就办好报纸作了许多重要指示。

７月１７日，中共中央决定建立西南局，由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小平同志向中央组织部提出要求：为西南各省（四川、贵州、云南）配备新闻干部，随同进军大西南的部队前往，以便在重庆、成都、贵阳、昆明解放后及时出版西南局和各省委的机关报，并及时成立新华通讯社分社。只靠部队现有的新闻干部，是不可能完成这些任务的。

当时曾提出由华北《人民日报》社抽调一批骨干，再配置些适合做新闻工作的大学生新干部，南下随军到西南去办报。可是，《人民日报》即将转为中央党报，现有人员还不够用，也正要求中组部给增调干部；北平各大学适合做新闻工作的学生早已调出一批，分配给了《人民日报》北平版转入《北平解放报》。再多抽调，一时做不到。全国形势发展很快，干部不敷分配。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华北局、北平市委协商，北平市委以大局为重，决定《北平解放报》停办，其干部基本上都交给西南局。它所担负的任务，由《人民日报》暂时以北平新闻专栏和关于北平的评论替代。将来条件具备的时候，市委可另行重新办报。

无条件服从组织决定，《北平解放报》７月底终刊。在投身全国人民民主革命最后胜利的伟大斗争的号召下，经过动员，《北平解放报》社的同志们，除了组织另有安排和有特殊情况不能南下的很少数人以外，都在袁勃、刘希玲、张更生等同志率领下去西南局报到，随着第二野战军进军大西南。原先计划分成几个班子到几个省办报，后来四川、贵州另外配备了新闻工作人员，原《北平解放报》社南下的同志们就全部去了昆明，办了《云南日报》。

《新闻战线》

〔１９９９年 第０３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