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府井51号

“51”这个门牌号，在我的记忆中难以忘却。1965年8月底的一天，我大学毕业分配来到报社，在大门口首先看见的是毛主席题写的“人民日报”四个大字；另有一块小小的门牌，写着“王府井51号”。这里地处王府井闹市，门前一道五六十米长的围墙，拉开了我们和喧嚣的距离。但我们的办公室多半临街，大街上的嘈杂声却无法阻挡。只是因为习惯，才充耳不闻。那年我们在河南叶县干校，听报社五楼传达重要文件的录音，扩音器里不时传出王府井的汽车笛声，忽然感到很有趣，我们不禁都笑了。

一

报社自1949年从平山搬迁至此，在王府井做了30年的住户。世事漫漫，也是沧桑陵谷。这51号里的建筑，原来全都是平房，后来盖起了两栋办公楼。后一栋新楼落成不久，1957年4月10日这一天，我们的“户主”、总编辑邓拓，忽然受到批评，失去了中央的信任。不久以后，他官贬北京市。但在51号里，却留下他良好的口碑。

我刚到51号时，不时听说他的为人风范：他政治责任心很强，经常参加完重要会议，便亲自赶写社论；他是写作快手，经常边写边发排，让秘书送车间，写一页送一页，从未误过出报；他为人谦和，平易近人，从不对部下发脾气；他知识渊博，能文能诗善书法，是文坛才子；他主持编辑了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对传播毛泽东思想做过贡献；他很重视报社的形象，常常教导职工树立好作风。我报到上班的第二天，同事张大姐就教我怎样接电话：要问清楚找谁，如被找的人不在，就问清要不要转告，并留下对方电话，别动不动就说“不在！”啪！把电话撂了。她说这是她当秘书时邓拓同志教她的。

许多人都能背诵的，是邓拓告别报社时写的那首诗：“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有些同志把它抄录下来压在办公桌上的玻璃板下。

而我们的又一个“户主”、总编辑吴冷西，我们当时对他却有一种隔膜感。他身兼数职，我们难得一见，只是偶尔来报社，我们在台下聆听他的报告。几年之后在河南“五七”干校，他作为被打倒的“走资派”，与我们同为“五七”战士之时，我们才有近距离的接触。偶尔的交谈，却让我们感到其见解之高屋建瓴，特别是对世界大势的点滴评论，更是时有让我们敬佩之论――他到底曾经是“九评”文章写作班子的班长！

颇有意味的是，吴冷西在政治上的浮沉，竟应了“七八年来一次”的预言。在这51号里，邓拓大约在位8载，吴冷西也大约干了8年。他虽然也有过人的才智，却也无法预料更无法把握自己的政治命运。但在我们的心目中，他和邓拓一样，都是值得我们为之骄傲的人物，至今想起他们来，仍然心存敬意。

也是巧得有意思，吴冷西被明确宣布丢权，也是在四月上旬。那天，康生明确批示：以后人民日报的社论，要送唐平铸审阅修改（唐是当时《解放军报》总编辑，后为《人民日报》代总编辑）。也正是从这一天起，人民日报经历了信任的危机，不再能直接听到中央的声音了。编委会于是派出几路记者到上海、武汉和广州等地，试图从那里得到中央的新精神。我被派跟随老记者到广州，做他们的语言拐棍。然而，羊城几日，我们无所收获，于是抓稿子。我们首先找部队干部开座谈会，批判《逆风千里》等几部电影，请与会者发言并写出稿子。但第二天我们被告知，说接解放军总政治部通知，部队的稿件一律给《解放军报》，意思是拒绝给《人民日报》供稿。这是前所未有的怪事！那天早上，我在沙面珠江边上遛达，心中敲起了小鼓：报社这碗饭以后还吃得下去吗？

待我们空手回到51号时，陈伯达已率工作组进驻报社，正式宣告夺了吴冷西的权。6月1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发表，全国进入了一个动乱的年代。

二

51号发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声音之后，紧接而来的是“破四旧”浪潮，具有“四旧”味道的门牌、店名、路名一律被改掉。王府井被改为人民路，我们单位就变成了“人民路51号”。

红卫兵也冲击过我们大楼。我们报纸常因一篇文章或一幅照片而被指责。登了一封致爸爸妈妈的公开信，要他们“继续革命”，就招来一些红卫兵的攻击，说这是“狗崽子”写的。有一次，一群红卫兵说本报刊登的毛主席像有严重问题：老人家手持帽子扶栏杆，帽沿向着自己的胸口，如同手握短枪指向自身。“编者居心叵测，是可忍孰不可忍！”一群红卫兵理直气壮地冲进大楼不肯走。此类事情发生过若干次。“造反有理”的红卫兵，无理地干扰了编辑部的正常秩序。有鉴于此，经中央同意，卫戍区遂派军驻守这座大楼，武装保卫报社，保证正常出报。从此，我们也多了一件事――进出大楼掏证件。

这大楼，离天安门可算是很近的，我们晚饭后，常去天安门散步。家乡继母大人为此曾问我，散步时是否常见毛主席？那时毛主席多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也真的曾下到城楼下的金水桥。那天一早，日出东方，我极其荣幸地被派到这里采访。傍晚，当毛主席来到金水桥头时，红卫兵如浪如潮涌来，我正好站在桥头栏杆边，要不是警卫的推搡，我几乎可达到和伟大领袖握手的地步。第二天，我正为昨晚之事而无限幸福又无限遗憾之时，本报摄影记者王兄打来电话，叫我去取照片。我一看，金水桥头那魁梧身躯不远处，分明站着一个小小的我。“和毛主席一起照相了！”我高兴得几乎跳起来。

我从未想过会有如此幸福的机会。而红卫兵手持红皮语录本、高喊“我们要见毛主席”、受到毛主席挥手检阅的幸福，我也是感同身受，并多次为这些照片的见报而辛苦劳动过。为制作优等效果的照片，我们青年编辑，经常来往于照制车间和编辑部之间，取送照片小样、大样供领导审阅。照片常因制作效果不佳或与北京兄弟报纸相比不理想而推倒重来，出不了日报出晚报也在所不惜。当时下午出报是常事，我们的夜班工作时间也常在12甚至16小时以上。有时竟连轴转，吃过晚饭继续编第二天的报纸。我们不轻松，工人更是辛苦。

那时报上引用的毛主席语录都用黑体字，不论是《毛选》里的话，还是老人家的最新指示，我们都用黑体标出，以引起读者的重视。它的首创权是否属于本报，尚有待考证，不过后来取消这用法，却是由于本报的请示报告。据说当时提出的理由，是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经典著作里，反面观点才用黑体字。中央同意了，那用法也就从此消失了。

在这“史无前例”的日子里，我们经历了史无前例的生活，编辑过史无前例的报纸，也留下了别具色彩的心路历程。

三

记不得哪一天，听说我们要搬离这座大楼了。原因据说是毛主席提出要搞彩报：为什么人家能搞彩色报纸我们就不能稿？于是，报社又是派员出国考察，又是在京城选新社址，最后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提议，选择了一个已迁离北京的机械学院为社址。10年之后，我们终于东迁，远离了热闹，远离了繁华。但一种恋旧情结，却常让我们在抚摸往日伤痕的同时，也重温着当年曾有的和谐与温馨。

王府井51号几经易主，若干年前它已成为商场――好友世界商场。离开了它就想念它。我曾几次到它对门的永和豆浆店吃早点，并临窗眺望我工作过的地方。往事如烟，却是清清晰晰，历历如在眼前。我刚到报社时，被分到工商部工作。我那时心里很是发怵，学中文却来做新闻，而且又是工商经济，哪一门的ABC都不懂，自知没有竞争力，担心日后这碗饭吃不好。老同事郭龙春和张惠珍夫妇，为人和善而且热情。一个雨天的中午，他们请我到东安市场喝豆汁，说是让我品尝京味小吃。我虽然没有恭维豆汁的美味，心里却领受了他们的真诚和热情。春节时，他们又请我们年轻人到他们家里过节，张大姐还教我们怎样处理来信之类的必要业务，没多久我就感到了一种同志的温暖。

那时“同志”这字眼，是个亲切的称呼，上至社长、总编辑，下至干事、工人，一律习惯以此相称，从不叫职务。

我心中特别牢记着一位同志――已故的原总编室副主任凌建华。他是行政11级的高干，老穿着一身旧不拉叽的蓝布衣裳，朴素得像个农民；他业务水平很高，大样从不乱改，凡改的都改到点子上；他很敬业，长期做夜班，工作克尽职守；他身体瘦得皮包骨，体重长期不过90斤，我曾戏说他：“长期做夜班，难过百斤关！”他克己奉公，廉洁自律，事事做表率。那年我跟他去大寨采访，同坐硬卧夜车（他可坐软卧而不坐），车到阳泉下车时才凌晨4点多，要等到天亮后8点多才有长途客车可坐。考虑到他的年龄和级别，我说给那里的县委值班室挂电话，请他们派车来接一下，他说“不要麻烦人，等天亮后坐长途吧。”我们于是在车站售票厅的水泥地板上，坐等到天亮后乘第一班长途车。

我心中至今牢记着一个群体――夜班编辑组的几位老编辑。我的师傅徐长荣、艾铁民、王青、钟立群和韩国华，他们都是老夜班，默默无闻几十年，编稿件、做标题、画版样、改大样，还要到车间，站着陪工人拼版，一站就是一个多小时，每晚只享受两毛钱的夜班津贴。最难的是老徐，他有腰疼的老毛病，夏天都要系着厚厚的棉腰带！韩大姐还有一难，半夜下班没有班车送，多少次寒风凛冽，多少次冰天雪地，她都得自己只身骑车回家――八九里外的豫王坟。如今，韩大姐和老徐已经去了另一世界，老王、老艾等也各有疾病在身，但他们的形象和精神，都深深地留在我的心中。

两栋楼里，同事数百，人影憧憧，却有不少老辈同侪，让我长存敬意，怀念不已。其中还有行政人员和工厂工人，如拼版快手刘师傅、幽默风趣的郭师傅，如服务周到、不厌其烦帮助来电者找人、多次获“红旗单位”称号的总机话务员，如常做可口的脂油葱花饼、三分钱一个的酱鸭头、一毛五一碗的卤煮豆腐的食堂师傅……正是他们，共同参与营造了我心中的“王府井51号作风”！

日前，我又一次来到好友世界商场，作不知第几次的旧地重游。仰望招牌上那四个大字，琢磨其中含义，觉得颇有意思：往日的“同志之家”，今日成为“好友世界”，其中凝结着的，是历史变迁的印痕。出门时我又好奇地注意到，大楼一层面向王府井的门脸儿竟有好几个，可没有一个门楣上挂有门牌。我问门卫和营业员该店是多少号，回答却都是脱口而出：“王府井277号”

“哦，改了，改了，统统都改了！”出得门来，坐在门前的长椅上歇脚，忽然闪出上述记忆碎片，我心里不禁生发出沧海桑田的感慨。但回望这大楼，我又深深地知道，其中也有没改和改不了的，那就是――我心中的记忆。

（来源：《社内生活》2005月01月15日 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