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范永站在刻着人民日报社原总编辑范敬宜赠予“思索之苑”的书法作品的石碑旁。 　　本报记者 马 菲摄

开栏的话

6月15日，人民日报70岁生日。本报今起推出“人民日报·海外情缘”系列报道。70年来，许多国际友人、华侨华人与人民日报的故事，就是一部以独特视角记录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史。让我们一起分享他们与本报的情缘，分享那份对中国浓厚的情感。

成范永是韩国最大的盆栽艺术园——“思索之苑”的苑长，此次采访是记者第二次在济州岛见到他。和第一次见面时一样，他身着麻布衣衫、头戴圆顶布帽，典型的农夫装扮，黝黑的脸上挂着淳朴的笑容。

这位已近耄耋之年的老人与人民日报有着不解之缘。随着年岁增长，许多往事在记忆里已逐渐模糊，但和人民日报的故事却始终让他无法忘怀。

跨越国界的情谊和思想交流

上世纪60年代，成范永放弃在首尔的家业，孤身一人前往济州岛，在一片无水无电的荒地里，开始自己的盆栽园林之梦。经过20多年的奋斗，他的盆栽艺术园终于在1992年正式开园。

成范永将自己的盆栽艺术园命名为“思索之苑”，就是想让这里成为启发人们思索的独特空间。也正是在这里，成范永和人民日报社原总编辑范敬宜之间，有了一次跨越国界的思想碰撞。

1995年，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的范敬宜应邀率团访问韩国，其间参观了“思索之苑”。“范先生仔细参观了园子里的每一处盆景和花木，一字一句读完了园子各处立着的说明文字，并不断向我提出各种问题，采访纸上密密麻麻记满了东西。”对于成范永来说，那一天发生的事情依旧历历在目。

此前，范敬宜由于在少年时代受到中国清代文学家龚自珍所作的《病梅馆记》一文影响，对于盆栽花木并不认同，家中也从来不养盆景。但在参观了成范永富有生机的盆栽艺术园之后，他改变了此前的想法。

“范敬宜向我描述了《病梅馆记》的内容，说这篇文章用把梅花扭曲成畸形怪胎的盆景来影射清朝科举制度对人才的摧残。我和他交流了自己对于盆栽艺术的看法。”成范永认为，盆栽艺术所做的事情不是摧残，而是矫正。“这些含有野性的花木，经过设计和培养，最终成为可以带给人们美感的‘人’。让粗心的‘人’变成细心的‘人’，浮躁的‘人’变成稳重的‘人’，我感到十分自豪。”

回国之后，范敬宜写了一篇《新〈病梅馆记〉》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讲述了他与成范永的这次思想对话和碰撞。

范敬宜的文章将成范永和他的“思索之苑”第一次介绍到中国。此后，慕名访问“思索之苑”的中国人不断增多。成范永多次前往北京与范敬宜见面交流，两人始于“思索之苑”的情谊一直在延续。

“我和他一共见面有20多次，每次到北京我都会联系他。而他不管多么繁忙，都会抽时间见我。”回忆起两人之间的往事，最令成范永印象深刻的，莫过于范敬宜每次都身着朴素衣衫、骑着自行车来见他的场景。“尽管身居要职，范先生却那样简朴和随和，他的认真谦虚和博学多才深深打动了我。”

在多次的见面交谈中，范敬宜对于人生的哲学思考给成范永留下了深刻印象。“范先生经常跟我说，沟通的核心是文化，文化交流可以跨越国界。在我看来，我与范先生之间的情谊正深刻印证了这句话。”

在两人于济州岛的初次见面中，范敬宜也称赞成范永是一位哲学家，并鼓励他写一部关于盆栽的哲学书籍。在范敬宜的支持和鼓励下，成范永有关盆栽的哲学思考书籍《思索之苑》历经10年的准备和打磨，于2005年完稿，并在中国出版了中文版。

“我的中国朋友比韩国朋友还要多”

2003年，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张研农率团访问“思索之苑”。对于成范永来说，这就如同见到亲人一般。“亲切、认真、诚恳、务实，这是人民日报社的工作人员给我留下的整体印象。”

2004年，张研农邀请成范永访问人民日报社。时值北京筹办奥运会，人民日报想就城市造景问题采访成范永，这让他感到十分惊讶。

“这么重要的问题，难道不应该请世界级专家来谈吗？我区区一个农夫能谈些什么？”成范永问道。张研农笑着回答说：“成苑长不就是世界级的造景专家吗？”

就这样，在轻松的氛围中，两人就树木和盆栽问题进行了长时间交流。人民日报记者之后还对成范永进行了专访，并刊登了题为《让植物景观成为城市宝贵财富》的专访文章。

“思索之苑”里林立着各种雕塑、悬挂着多幅书法作品，多数都是中国朋友赠送给成范永的礼物。在中韩建交15、20及25周年之时，“思索之苑”都举办了纪念活动，这里也成了中韩民间友好的象征。成范永告诉记者，他计划打造一个韩中友谊博物馆，陈列他数十年来收集的中国艺术品和纪念品。

“现在，我的中国朋友比韩国朋友还要多。我和中国的缘分始于人民日报。对于中国来说，人民日报是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对于我来说，人民日报是我一生最尊敬和宝贵的朋友。” 成范永动情地说。 （本报韩国济州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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