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人民日报》迎来自己的七十岁生日。七十年来，它始终与祖国发展同步，见证时代风云、记录社会变迁。我出生于1947年，可以说，伟大的时代与强盛的祖国给予我一方舞台，成就我的艺术人生，而《人民日报》则是我艺术道路上一个个重要节点，记录着我对艺术的苦心思索。再回首，亦难忘，我在《人民日报》为数不多的发声，成为我珍藏永远的艺术回忆。

　　1976年，为再现革命先烈杨开慧的英雄形象，我们决定创排京剧《蝶恋花》，12月底主创人员集体赶往湖南长沙，深入实地调研和体验生活。我们的导演、编剧、演员、音乐及舞美设计等在长沙生活近两个月，先后访问烈士的生前挚友李淑一同志，烈士的兄嫂杨开智、李崇德同志，随同烈士坚持狱中斗争的陈玉英同志等。随着学习访问的逐步深入，杨开慧烈士的人物形象在我心中越来越生动，越来越高大。我们行走在她被捕时走的岳阳古道上，聆听老乡讲述着她的故事，当年乡亲们在山坡遥遥相望、依依送别之景历历在目，杨开慧为革命慷慨赴死之决心更令人感同身受……

　　1977年，我登台演出，将深入生活所得的故事融入表演，将设身处地所产生的真情实感融入人物，每场演出都眼含热泪、充满感情。这份真诚也打动观众，演出引起社会和艺术界的强烈反响。当年10月，我将创作经历和心得体会写成《且为忠魂舞——学习扮演杨开慧烈士光辉形象所受到的教育》一文，发表在1977年10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这是我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关于京剧表演的专业性文章。于我个人而言，这篇文章的发表不仅是创作的总结，更是对我艺术生涯的一种肯定和鞭策。

　　写作也让我对艺术作品进行沉淀与再思考。我在回顾中梳理经验，也摸索出创作与表演的真谛：只有更深入地扎根生活，才能更贴切地表现人物、打动观众。近两年，京剧《蝶恋花》再次复排，我与年轻演员交流时，首先要求她走近杨开慧这位革命先烈，加深对“骄杨”的“骄”字与“忠魂”的“忠”字的理解，要从心底产生对先烈的崇敬与爱戴之情。

　　“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真，不仅是我遵循的艺术原则，更是我的艺术追求。表演要真诚，才能对得起观众，我接受的就是这样理念的教育，从十一岁登台开始我也一直这样要求自己。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感觉周围的艺术环境发生变化，一些歌唱演员，甚至是一些戏曲演员“假唱”现象严重。面对成千上万的观众，放录音不是欺骗吗？一次演出后，我问一个演员：“为什么要假唱？”他回答，放录音的声音更好。但我坚持现场演唱，就算舍弃所谓声音的“完美”，我也要留住一份艺术的真诚。1996年，我以“艺术需要真诚”为题在《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就是想呼吁演员要更加关注创作，把独特的艺术献给观众，将全部感情投入角色，而不是琢磨如何“造假”。无论何时，扬真善美、弃假恶丑，始终应是文艺工作者秉承的基本原则。

　　近年来，我登台少了，将精力更多投入幕后工作，但我对京剧艺术的热情有增无减，对京剧的思考也从未停止。我一直在思考：在当下，京剧如何吸引年轻观众、拓展新观众群。我想，这不仅需要不断创作高质量的新戏，更要善于利用多元的传播手段，让更多京剧“飞入寻常百姓家”。2011年底，我有幸参与首批“京剧电影工程”，我接到《龙凤呈祥》演出拍摄电影的任务后，决心尽最大努力，为传承好京剧贡献所能。从接到拍摄任务到拍摄完成的两年时间里，我几乎每天都生活在戏中，我重新研读剧本，加深对孙尚香这个人物的理解，并为如何在艺术上高标准地体现做了一些努力。

　　2015年，我把在京剧电影《龙凤呈祥》中的创作实践和经验写成文章《“移步”不“换形”》，刊登在《人民日报》上。不论是唱腔、念白、做工的研究，还是对舞蹈、服装、化装、道具等方面的改进，我最想表达的就是探索京剧在继承的基础上，如何勇于创新、善于创新。

　　到今年，我已从事京剧事业六十年，真心希望京剧事业能再创新辉煌，也愿意尽绵薄之力多做一点事情。几十年来，《人民日报》不仅见证我个人艺术生涯的点滴，更记录着京剧发展的铿锵印迹。

　　《人民日报》是党报，也是文艺宣传的重要阵地。我希望《人民日报》能继续给读者讲述更生动的中国故事——比如如果文艺工作者没有深入生活进行创作，作品是什么样的；有了生活的根基，创作出的作品是什么样的……我希望我们的党报既要宣传好文艺事业，多宣传京剧之美、传播京剧之韵，让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也要做文艺引导的一面旗帜，对优秀文艺作品创作经验多总结、多肯定，对文艺创作中出现的不良倾向及现象要多发现、敢点名。因为《人民日报》的影响很大，我们都很信服它，希望它能不断为我们文艺工作者指明前进的方向。

　　（作者为著名京剧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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