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人民日报70岁，我53岁，我与人民日报结缘却有49年，说来挺玄乎的。

　　1969年春，一天清晨，父母牵着四岁的我，兴致勃勃去村上开大会。全村1000多村民，放下农活，太阳离地二三丈时到齐，准备听村支书传达最新指示——最高指示的最新版本。一个个长颈鹿脖子，伸向主席台，却不见支书，只有副支书反复在喊：“莫闹莫闹，快开会啦！”可是很久过去了，会还没开。我，与我一样“蹭”会的小孩们，自然不听命令，东跑西颠，嬉戏打闹。太阳移至头顶时才开会，支书气喘吁吁直奔主席台，拿一份报纸读将起来。万籁俱寂，只有发自报纸的指示震天响。

　　原来，按计划早上9点，报纸即可送达。谁知邮递员妻子偏偏生娃，他忙前忙后，顾不上送邮件，误了大事。支书只好走10多公里山路，去小镇邮电所接回这份报纸。

　　什么报纸？父亲指着支书手上的报头，教我认四个大红字：“人民日报”。这，就是我心底，最初被烙上的文明符号。

　　我从小学到大学，都在邵阳的百十里打转转，但是学校阅报栏，每每都有我身影。那时报纸很少，人民日报却赫然在目。读人民日报，对我开阔眼界，知晓天下，树立正确三观，起了重要作用，而且，我从中掌握了不少写作ABC。老师说：“人民日报就是范文。”

　　这句话，贯穿我在邵阳市、县广播电台，在惠州、东莞、珠海下海办报纸的过程，贯穿我在中学，制药厂，检察机关，省高速公路项目公司及其总部的从业生涯。几十年来，我写公文报道，搞文学创作，做专题节目，主编大型杂志、丛书，策划宣传文化活动，都离不开报纸，尤其是人民日报。为什么？一报在手，她牵引着我，更好地领会党的政策，通晓时事政治，掌握高端前沿资讯，把握宣传舆论口径，打开选题、立意、取材的视角，她是权威、品位的象征，跟着她不会错。记得在邵阳市制药厂，采、写、编、播维持厂广播室运转，常常是我一个人。我多次拿起人民日报，向1000多名干部职工直播党中央的声音，边播边感到自豪和踏实。

　　2012年10月起，我做了六年半的高速公路收费站长，发动员工八小时之外，在站部阅览室读书看报，还经常组织读报会，针对性辅导员工读读写写。此间，人民日报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和标杆。全站三四十名员工，不，六年半从业过的100多名员工，包括临时工，都要定期搞创作，包括写日记日志、散文游记、杂谈读后感等，比学赶帮蔚然成风，一时间，“邵阳南收费站炊事员、清洁工都有文学细胞”的名声在外。我站能获得国家级“模范职工之家”、“湖南省十大杰出青年文明号”第一名等众多荣誉，与此有关。三尺收费岗亭因此不再狭窄，半数员工都成了才。如今，邵阳南站出身的数十名科级干部，在各自“一亩三分地”都征订了人民日报，承续了读报情结。

　　2011年起，我先后主编了几年的《湖南高速公路》《高速时代》杂志。有段时间，错别字、病句、逻辑错误等编辑疏忽现象严重，没办法了，我抬出人民日报，厉声道:“谁能找出这张报纸差错率超过万分之二，我给他磕头。否则，就老老实实将它做模板！”此招立竿见影。

　　因工作关系，我与人民日报梁永琳、陈阳波、吕明军、苏显龙、周立耘、颜珂、侯琳良等，有着多年的接触。在他们身上，我看不出名记名编大腕的派头，却领略了报社的优良作风、学风、文风，领略了他们的无私支持。

　　说到向人民日报投稿，我一般不敢造次，但也有几次美好回忆。1987年初，针对邵阳县杨青乡伐林采锑矿现象严重，我以县电台记者身份，冒着严寒爬上高山，采写了调查报告。文章被人民日报内参和光明日报刊登后，乱象很快被刹住。1995年，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散文，标题可能是《风呀轻轻吹》，不久又在刊头题字征稿中胜出, 内容记不准确了。当时我在珠海《珠江晚报》做编辑，获悉后，当众高唱起齐豫的《橄榄树》来。可惜，我珍藏的这两份人民日报海外版，被妹妹清理老房间时，连同那些“老东西”当作破烂处理了，气得我三天不吃不睡。

　　2011年2月1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我的新闻稿《湖南高速争当“助推器”、“加速器”》。当时，湖南高速身处舆情风口浪尖，不少平时熟络的媒体，都敬而远之。可是人民日报却客观理性看待，毅然发稿宣传湖南高速，真是雪中送炭。2017年2月5日，人民网发布我的长篇通讯《湖南高速农民工工资管理有“温度”》，以及3月16日，人民网又重磅发布我3000字的调研文章《一个地方宣传工作者的新闻实践与感悟》，都收到良好反响。近三年来，人民论坛网在第一时间，首页发布我的文章，更是达三四十篇之多，包括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高速公路的实践，描写山川之美、人性之美、传统文化之美，并对重大国事、省情发表的正能量评论等。

　　但是我感到，人民日报的文学发稿确实很难，毕竟千万文人都争着攀登这个高地。近几年，我几次把网络点击量达五位六位数的散文，发给梁永琳先生请求发表，他总是婉拒，并重申了人民日报相关标准原则。

　　直到5月2日，因为钟扬，我得以在人民日报露了个文学脸。钟扬是援藏16年的著名科学家、教育家，去年9月25日钟扬因公牺牲以来，媒体对他的报道，一浪高过一浪，他的大公无私、博学多识、砥砺前瞻的“种子精神”鼓舞着无数人。作为离他老家仅5公里的我，很想翻翻他的“家谱”，写篇“不一样”的散文解密钟扬。我将这个想法报告梁先生，他几次向编委报题，得以获准。我随即联系采访钟扬亲属，哪知钟扬二老年高多病，悲愧缠身，婉拒了所有媒体采访，我也不例外。

　　于是，梁先生指导我先扫外围，采访钟扬其他亲属，同时想方设法请求采访二老，不能懈怠；采访到二老，才能获取最宝贵素材。我的诚心终于被打动，我利用清明假期，上武汉采访了二老，获取了大量“干货”。梁先生支持我拟将散文改为报告文学，再次向报社报题，并示意我再开个“菜单”补充采访。于是，我又一次自费出差武汉，在二老身上，我更加清晰地探摸到钟扬的成长轨迹。

　　此后，在此报告文学的立意、取材、创作架构上，得到了梁永琳、董宏君先生的悉心指导。我4月16日开始业余创作，20日出初稿，眼看感觉对路，却遭遇了钟扬二老最严格的审稿。

　　我报告了梁、董，希望从二位先生身上，获得报告文学创作的权威性“宽松”依据，好转告二老。谁知梁、董对二老在事实细节上的“较真”，不但不反感，反而叮嘱我，不要畏难，要理解尊重二老的实事求是，成稿时务必请二老审签。我如此这般地落实到位，24日将成稿发往报社。5月2日，人民日报《大地》副刊整版重磅刊登我的报告文学《解密“种子”的基因》，随即数十家媒体进行转载，好评如潮。

　　5月2日，正好是钟扬54岁生日，二老捧着这天的人民日报，泪眼朦胧，悲喜交集。我想，崇高是一种美，尊重崇高、传播崇高也是一种美。

　　49年来，即使再忙，读人民日报及其人民网、人民论坛网都是我的日课。它们就像我老家村中心的一口井，饮之如饴，绵延不断流。

　　2018年5月27日于长沙

　　（作者系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中层干部、高级政工师、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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