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一群在幕后默默奉献的电影人：胶片修复师，常年在散发着酸味的房间里，让老电影拂去岁月的尘埃重现大银幕； 电影字幕翻译员，绞尽脑汁遣词造句，助力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海报美工师，一笔一画地描绘出镜头里的精彩瞬间……他们用一双双粗糙却温暖的手，捧出了银幕上的光影璀璨。让我们走近他们，倾听他们的心声——

字幕翻译员： 中国电影走出去，不能输在字幕

为了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谢晋经典电影回顾展”，张国辉在5月一口气翻译了三部谢晋导演的影片：《芙蓉镇》《牧马人》和《女篮五号》，顺带还修改校对了《天云山传奇》。除了吃饭、睡觉、送女儿上学，他几乎所有时间都坐在书桌前对着电脑，不时埋首于厚厚的词典中，只为寻找一个合适的字眼。

张国辉是“80后”，从香港中文大学翻译学硕士毕业后，他来到上海海事大学任教，并开设了“影视翻译”课程。2016年，他放弃教职成了自由职业者，专注于影视翻译。迄今，他已翻译完成了400多集电视剧、10多部电影的字幕。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电影走向国际电影节和海外市场，但字幕翻译往往十分“粗暴”，翻译人员整体专业水平也不尽如人意。张国辉希望能用自己的专业能力搭建起中国电影进军世界的桥梁。他说：“中国电影走出去，不能输在字幕上。”

每个角色

都要“说自己的话”

字幕翻译是一项寂寞的工作，张国辉却乐在其中。在他看来，一句对白可以译成无数个版本，关键在于选择最适合的版本。他享受这种选择的可能性，也愿意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

比起“直译”，张国辉更倾向于“意译”。他认为，形式和词汇不是重点，意思才是。《芙蓉镇》里，桂桂有一句对白：“你不要以为我是老鼠胆子”。张国辉翻译时，用“野鸭子”代替了“老鼠”。因为在英语中，“野鸭子”才是“胆小懦弱”的象征。张国辉坚持：字幕翻译不是要把外国观众拉进中文语境，而是将中国电影中的信息准确“归化”到目标观众习惯的表达中，让他们更好地理解影片的内容。

字幕翻译有一条重要的准则是“简要”。一句精炼的中文，翻成英文容易冗长，屏幕上放不下，观众看着也累。还有一条准则是“口语化”，尽量避免大词和复句。在翻译《芙蓉镇》中李国香舅舅的对白时，张国辉却打破了这些准则，长句、复句和大词都用上了，因为这恰好能表现角色身为县委书记的“架子”和“官腔”。他说，无论角色大小，翻译谁就得像谁，每个角色都要“说自己的话”。除了保留角色的个性和语气，他还十分注重“潜台词”。《芙蓉镇》里有不少潜台词，极大地增加了翻译的难度，但张国辉喜欢这样的挑战：“我必须花更多时间去理解，更加谨慎地去翻译。不能少一点，也不能多一点。”

比起《芙蓉镇》，《牧马人》和《女篮五号》翻译起来相对容易，但张国辉也丝毫不敢马虎。《牧马人》里有一段《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这对译者的文学素养要求很高，需要字斟句酌。还有《女篮五号》里女孩儿们唱的 《青春闪光》，用词要漂亮，又要注意韵脚，十分费功夫。

不给钱也愿意做的事

张国辉在河南长大，从初中到高中，他总是戴着耳机，总是在听英文电影录音，还能模仿得惟妙惟肖。一盘《泰坦尼克号》录音磁带，被他翻来覆去听坏了。考进北京外国语大学以后，他最喜欢的一门课是《看电影学英语》。他喜欢模仿电影里的角色说话，还因此上过央视《希望英语》栏目，为电影《音乐之声》里的“上校”配音。其实，他的心里一直有个当演员的梦想。

2006年进入上海海事大学任教后，他发现，要找到好的影视翻译案例，是一件无比困难的事。虽然网上有许多活跃的“字幕组”，民间也不乏高手。但他们几乎都是将外国影片翻译成中文字幕。专注于把中国电影翻译成英文字幕的专业人才少之又少。事实上，要培养一个好的影视翻译人才，同样难上加难。除了要掌握众多翻译技巧，海外生活经历、跨文化视野都很重要。

当然，业界也曾涌现一些有名的字幕译者，比如澳大利亚人贾佩琳（Linda Jaivin）。张艺谋的《活着》、陈凯歌的《霸王别姬》、王家卫的《一代宗师》等电影的英文字幕都是由她操刀。不过，张国辉认为，将中国电影字幕翻译成英文，外国人不一定有优势。“英文好当然重要，但还要有能力原汁原味呈现中国文化、准确传递中文台词的深层含义。”

放弃大学教职投身字幕翻译，工作时间和收入都变得很不稳定，张国辉却义无反顾。此前，曾有不知名的导演联系他，想请他为一部小成本影片翻译字幕。他的态度是如果片子好，自己又有余力，他愿意相助——即使没有金钱的回报。他说：“有人告诉我，如果有一件事不给钱你也愿意做，那就是你的事业了。”虽然字幕翻译员身在幕后，但张国辉知道，这是他“最能发光的舞台”。（吴桐）

胶片修复师：与时间赛跑

每到上海国际电影节，老电影的数字修复总是个热门话题。在今年的展映片单中，黄蜀芹执导的《画魂》以及谢晋导演的 《芙蓉镇》《牧马人》《天云山传奇》《大李小李和老李》《舞台姐妹》《红色娘子军》 等多部影片均完成了2K或4K修复，重新在大银幕上与观众见面。

经典电影历久弥新，而拂去尘埃的正是隐于幕后的电影修复师。6月16日晚的金爵盛典上，上海电影技术厂胶片物理修复师胡玉娥第一次走到台前，让无数影迷了解、知悉电影的修复工作。

物理修复

是细致的手上功夫

胶片电影的修复分物理修复与数字修复两大步骤。

静安区宝通路449号，装满胶片的蛇皮袋子一摞摞堆叠在走廊两侧，小心地从狭窄的走道穿行而过，便来到了上技厂的物理修复室。

存放已久的老胶片散发着酸味，胡玉娥早就习以为常，“盖子打开，有一种刺鼻的味道，就像扑过来袭击我们似的”。为了去除酸味，每个物理修复师的工作台都安装了抽油烟机。上世纪80年代，胡玉娥进入上技厂工作，亲历了大量印制拷贝的黄金时代。“90年代开始，拷贝量萎缩。到2012年左右，胶片少了，物理修复随之上线。”2016年10月，上技厂关闭最后一条胶片生产线，洗印机器就此沉默。而胶片时代的工作人员摇身一变，成为留住老电影的修复师。

物理修复是细致的手上功夫。封存在盒子中的老胶片，随着时间的侵蚀，会逐渐收缩、发霉、破损，影响影片成像。修复时，需要先用清洁工具手工清除尘埃、去除霉点、修理斑点和断裂的齿孔，并用标准的牵引片取代坏的牵引片。此外，也常用超声波洁片机处理一些胶片上的缺陷。在修复过程中，物理修复是基础，更需要分外细致。胡玉娥举例：“如果胶片上的齿孔有问题，放到这里就断片了，还会影响后续的扫描质量及数字修复。”

一个一个齿孔修复，耗费的时间、精力难以计数。胡玉娥的团队总共只有4人，这是目前上海从事胶片物理修复工作的总人数。已有1200多部胶片电影完成物理修复及数字扫描工作。

“80后”“90后”

接力数字修复

物理修复结束后，胡玉娥便将接力棒交到“80后”“90后”年轻数字修复师手中。数字化扫描、去除脏点脏斑、调色、修复声音，数字修复的目的在于“修旧如旧”，令画面质感与几十年前如出一辙。

2007年，“80后”数字修复师胡勍勍来到上技厂工作。他进过录音棚，也从事过洗印、电影放映、鉴定等工作，最终因“块头”太大，被“赶”出了暗房。2012年，厂里成立数字修复部门，胡勍勍等年轻一代被委以影片修复的重任。“我参与修复的第一部影片是1988年上映的《一夜歌星》，足足修了三遍。”他回忆，当时购买的修复软件全靠修复师自己摸索，扫描、修复、调色全无经验，就连修复的标准也无从参照。“修完第一遍，好像焦点没调好。第二遍，颜色与原版有差异。于是继续返工，第三遍才终于完成。”

一本10分钟的拷贝，约15000帧，数字修复师需要逐帧修复，有时候一个镜头要忙两三天。“最大的问题是脏点、脏斑，还有闪烁、抖动、扭曲变形等。有些只是局部的，有些是整片的波浪线，当所有问题都集中在一个镜头时，你面对的简直就是地狱。”胡勍勍说，“补完后，大屏幕上看一遍，有问题了，重新来一遍，不停地循环，直到修复完美。”22岁的修复师沈超说：“修复就像打扫房间一样，得把老电影胶片打扫得干干净净。”

限于资金，购买的软件数量有限，12人的数字修复小组常年轮班倒：6人上早班，6人上晚班。胡勍勍说，数字修复工作很枯燥，因此留不住人，5年前一起进数字修复部门的同事，如今只剩下两个人。不过，他也坦言，每一次修复都有惊喜，“从50年代的片子到现在，从黑白到彩色，就像看历史书，你看到电影技术发展的踪迹”。

目前，上技厂已修复200多部胶片电影，平均每年可精致修复10部至15部影片。问起影片修复的最大困难，大家的回答几乎一致：难在原底素材的保存。“修复的素材选择，最好用原底或翻正，放了几十遍、几百遍的拷贝，几乎没有一部可以修复。”上技厂厂长陈冠平说，车墩片库里，有原底的影片为数不多，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胶片还在不停地老化、扭曲、变形，“现在看来，800多部上影厂的片子里，我们能修复的可能不足一半”。话语中不无遗憾。

又是一年一度的电影节，看着《舞台姐妹》 等老电影焕然一新地呈现在银幕上，胡玉娥道出了修复师的心声：“电影记载着历史和社会变迁，胶片中凝聚着老艺术家们对艺术的追求，能让电影以崭新的面貌再度与观众见面，我们很自豪。”（张熠）

海报美工师： 把爱好变成职业，我很快乐

在登上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舞台后的第二天凌晨，原上海曹杨电影院美工师李树德默默发了一条朋友圈消息，“昨天星光灿烂，我只是天际划过的一颗流星，今朝太阳升起，平凡的一天继续……”三天时间里，李树德和他的同伴“躲”在上海大剧院后台，为上海电影节赶出了巨幅手绘海报《碟中谍3》。海报揭晓的那一刻，全场掌声雷鸣，这个为上海画了近千幅海报的人，也由此一“站”成名。但他始终觉得，自己只是上海电影辉煌背后的小人物，是一名普通的电影工作者。“画画和看电影是我的爱好，能把爱好变成职业，我很快乐。”

三天完成巨幅海报

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的半个月前，李树德接到电话，对方邀请他为电影节绘制一幅海报，并在金爵盛典现场亮相。李树德一口应下。为了保证这幅6.1米宽、3.66米高的海报能够安全推上舞台，最终，绘制地点直接定在了上海大剧院后台，也就是金爵盛典的举办地。

板子搭起来，麻烦却来了。后台灯光太暗，这样上颜色，再推到亮光下，容易产生较大的色差。李树德便要求增加打灯，但时明时暗的灯光打到人身上，会有影子投在画面上，对创作造成不小的干扰。李树德的一只眼睛在前年视网膜脱落，就在这样忽明忽暗的灯光下，他爬上爬下，从早上9点画到晚上9点，硬是用三天完成了原本要五六天才能完成的巨幅海报。

“必须在彩排前一天完成”，这是李树德给自己定下的目标。上海大剧院早上8点半开门，他每天7点从家里出发，到大剧院门口等开门。那几天正是后台最喧闹的时候，几十号人进进出出，走过李树德的画，总停下来看看、问问。李树德一边画，一边还要分神答话，甚至接受采访。“对我来说时间相当紧张，我把所有事情都推掉，只想着能早一点画好、调整好，尽可能完美地呈现给观众。”

担心直播时发生突发状况，海报原作最后未能推上舞台，而是采用大屏幕显示的方式亮相。站在舞台上，李树德感受到身后大屏幕一亮，观众“哗”的一声开始鼓掌。激动之余，他的心里还有一丝小小的遗憾：“如果能把海报原作推上来，效果一定更震撼。”

画出上海的速度高度

“虽然手绘海报已经淡出了观众视线，但它为电影留下了一个暖暖的话题。”在金爵盛典的舞台上，李树德说的这句话是经过反复思量的。距离上一次手绘电影海报展将近隔了20年，他还记得那场展览像一次告别的聚会，手绘海报就这样止步于新世纪的门槛前。

手绘海报真正的原作很难留下，它们被糨糊糊在墙上，没法完整地揭下来，每次都会被新的海报所覆盖，再珍爱的作品也难以留存。于是，李树德每画一张海报，都会先拍下来，让它们连同回忆一起留在相册里。

2016年，李树德带着一批影院老美工重绘经典电影海报，并举办“红色记忆”手绘电影海报展。“我们重新看片，用现在的眼光和理解重新绘制。尽管我们年纪都大了，手指没有以前灵活，画出来的不如照片逼真，写的字也不像电脑字体那么精准，但融在海报里的工匠精神和手绘温度依然能感染观众。”

这次为上海国际电影节创作的海报，也是对电影的一次全新诠释。海报内容几经调整，到最后才确定为《碟中谍3》，因为这部好莱坞电影在上海取景，包含了大量的上海元素。画前，李树德设计了很多方案，“电影海报有基本要素和特点，比如要有主角的形象，考虑明星效应。同时，电影的基本讯息都要在上面有所反映。文字、图像的组合，色彩对比关系、主次构成等，都要动脑筋。”海报上，观众先看到什么，后看到什么，会形成不同的广告效应，背后都有绘制人员的巧妙构思在里面。而构思的前提是对电影有了解，尽管《碟中谍3》以前看过，为了这次创作，李树德又看了两遍。拍《碟中谍3》时，上海还只有东方明珠和金茂大厦，这次李树德特意将环球金融中心和上海中心都画了进去，“这些建筑彰显了上海发展的速度和高度，我画的是现在的上海，要让上海的魅力在海报上全面显示出来。”

李树德常常还会想起手绘海报曾经有过的辉煌和荣耀。那是改革开放初期，那时每个电影院都有会画、会写的美工，所有电影院门口都贴着大幅的手绘海报，吸引观众进电影院观影。“我把大部分心血都献给手绘海报事业，我知道它不可能回归，但它可以以另一种形式再呈现出来。上海国际电影节把手绘海报重新拉回观众的视线中，是对过去的回望，也是对电影的尊重。我很欣慰能再为电影事业、为电影海报做点事情。”（钟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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