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超是武汉某高校内一家教辅书店的老板,店铺不超过20平方米,多数时候冷冷清清。与王超的小店一墙之隔的是一家打印店,不大的门面里却挤满了学生,复印机“嗡嗡”地响个不停,灰蒙蒙的玻璃门上贴着几个黑白大字“低价教材,量大从优”。连日来记者走访武汉多所高校,发现大学教材盗版现象正愈演愈烈,正版教材太贵、教材使用率低、盗版教材监管难是背后的主要原因(7月6日《中国青年报》)。

教辅书店的生意冷冷清清,打印店的生意却红红火火,这不只是武汉高校的景观。此前就有媒体多次报道,大学生复印教材和考试用书,已从部分复印发展到整本复印,从个别人复印发展到群体性复印。

之所以出现如此状况,媒体调查出的共性结论是,正版教材价格昂贵,且科目繁多,让一些大学生不堪重负。如一名硕士研究生备战司法考试,一套八本的讲义、配套习题加上一些其他考试用书,若从正规途径购买,需花费上千元,但复印开支不到200元,省了不少钱。

看起来,我们似乎应为当代大学生懂得省钱叫好才是,其实不然。“正版教材太贵”“教材使用率低”等,绝不能成为大学生大肆违法复印他人教材和考试用书的理由。复印教材和考试用书虽让囊中羞涩的大学生节省了开支,但教材和考试用书编撰者及出版商的利益则被无端盘剥,知识产权还有多少价值可言?

原作者享有其作品的复制权和获得报酬权,大学生对此不可能不懂,那他们何以对复印侵权行为表现出集体无意识?其实是因为著作权法有一条规定,将“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列为“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的情形。有此尚方宝剑在手,复印便成了大学生使用教材和考试用书的主要方式。

然而,像如今这般完全依赖复印、整本复印,甚至于“上届学生复印了,下届学生接着复印”的情况,显然不属于著作权法允许的“少量复制”范畴。尽管大学生们并未从盗版中牟利,但会对版权作品的市场造成一定冲击。何况,不少复印店已将复印盗版他人教材、考试用书当成生意,在线上线下主动招揽这种业务,这恐怕就构成了事实上的侵权,理当打击。

要遏制大学教材的盗版复印蔓延势头,应给大学生补一补版权意识课。著作权法还应给“少量复制”“合理利用”他人作品制定具体标准。标准不具体,就给大学生和复印店“整本复印”提供了自由裁量空间,也为其躲避侵权风险留下了空间,执法者似乎也无可奈何。当然,教材的编撰出版单位的定价也要合理,学校在教材订购和收费中应更加公开、透明,共同减轻大学生的经济负担。对大做教材复印盗版生意的商家,也应强化监管与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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