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少数民族新闻史，中国的新闻史就是不完整的。”这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白润生为每一届学子讲课的开场白。

萨空了、英敛之、邓恩铭等都曾在少数民族报业发展史上刻下印记；《伊犁白话报》《西藏白话报》等早期少数民族报刊在中国报刊史上留下特殊一笔……一批批学子在生动的故事中，触摸到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的脉络。

日前，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新范式、新方法研讨会暨白润生先生学术思想座谈会在中央民族大学召开。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会会长白贵在致辞中说，白润生教授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全身心投入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和人才培养，丰富了中国新闻史的书写，白先生的研究不仅仅是专业领域奠基性的贡献，更对构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具有深远意义。

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

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马国仓是白润生的学生，也是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专业的首届毕业生，他清晰记得专业初创之时的“一穷二白”，“当时没有基础，什么都缺乏，师资缺乏、教育缺乏，唯一不缺乏的是办好学科的热情。民族新闻教育更是靠白润生老师这样的拓荒者一片一片开拓出来，拓荒者不易，拓荒者最可敬。”

万事开头难。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的拓荒者经历了怎样的筚路蓝缕？

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赵玉明笑称，自己和白润生是同龄人，都是“80后”。二人1983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新闻史教师进修班相识，此后一直在不同的新闻史领域耕耘，“白老师搜集少数民族新闻史的资料，可比我搜索广电史复杂得多，这些年，每次见面他就说发现了一个满文报纸或者藏文报纸等等，这类研究跟普通的史学研究可是不一样的。”

特别的学科毫无疑问要有特别的精神辅佐。北京大学程曼丽教授对白润生“一步一叩首”的研究之难印象深刻。找到资料是一难。白润生曾说，找民族新闻史料就像找散落在民间的珍珠，只知道价值连城，却不知道在哪儿。最初给少数民族地区发信，回复率不到30%；翻译则是另一难。许多少数民族文字的资料需要找到不同的“翻译”，白润生笑称要拿着少数民族文字的资料“叩拜”精通不同少数民族语言的老师，这些年不知道求过多少人。

“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这是陶行知先生的话。与会专家学者认为，用这句话来评价白润生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上的努力，最为恰当。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党委书记赵丽芳介绍，白润生教授在这个有些“偏僻”的“小史”领域培养了60名硕士研究生，他们中有锡伯族、土家族、布依族、回族、彝族、瑶族、蒙古族、哈萨克族、满族、汉族等，绝大部分来自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学生在民族地区、在民族团结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小史”也能对接“新”

30年过去了，白润生教授已经是80岁的老人。但对于一个学科而言，尚有许多未尽之领域。正如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钟进文所提出的，“一次学术回顾，更重要的一点是要面向未来，在新时代，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该怎样发展？”

无论大新闻史，还是小新闻史都需要学习新理论、登上新时代，抓住新机遇、提出新课题，运用新技术、挖掘新话题，探索新思路、提炼新总结，倡导新评述、开创新水平。这是赵玉明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新范式、新方法的理解，他认为，一切的一切均要围绕创新而行。

程曼丽建议，当下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要倡导“打深井”，重视针对地域和媒体的个案研究；加强系统性研究，在个案研究和局部研究基础上探寻规律，揭示少数民族与中华民族新闻业之间的联动关系；拓展领域关照重大现实问题，如边疆地区的跨境民族融通问题、民族身份认同与国家认同的良性建构等。

清华大学郭镇之教授建议，年轻学者从事与少数民族相关的研究，应做有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基础的通文化研究，在互动基础上对二者建立通透的理解。中国人民大学邓绍根教授认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创新一在于史料挖掘与整理工作；二在于改进研究方法；三应进一步通过跨学科学习提升理论水平；四应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搭建学术交流平台；五应加快培养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的专业化人才梯队，发挥好民族院校特别是中央民族大学的作用。

“少数民族新闻史的研究同样可以契合国家关切进行研究拓展。”这是许多学者提出的建议，具体而言，就是可以深入挖掘“一带一路”沿线民族资源，包括边界民族融通的范例。比如，中国、蒙古国、哈萨克斯坦三国都有哈萨克族，他们具有同样的面孔、有同样的生活习惯，甚至可以使用同样的语言。

民心相通，为“一带一路”提供了强劲动力，也给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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