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闻爱好者》

【摘要】“亚罗号事件”爆发之后，《北华捷报》对其展开了大规模报道。通过表明立场、跟进事件进展、发表社论和刊登读者来信，制造了舆论话题，引发读者热议。《北华捷报》通过议程设置，发挥了媒介引导舆论的作用，使“亚罗号事件”及后续冲突进入在华西人的舆论视野，为英国海军提供了舆论引导，更为其借“亚罗号事件”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提供了理由和借口。

【关键词】《北华捷报》；“亚罗号事件”；第二次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后，随着来华西人的不断增多，外国人开始在中国开办报刊，其中1850年8月3日由英商奚安门（Henry Shearman）创办的《北华捷报》（The North-China Herald），成为上海开埠后出现的第一份近代报刊，也是近代史上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在华英文报纸之一。[1]在上海外侨中，该报素有“英国官报”（Official British Organ）之称。[2]《北华捷报》注重新闻采访与报道，这些报道不仅满足了读者了解时事的需求，也制造了对华战争的舆论。

由于《北华捷报》为英国人所创，第二次鸦片战争自然是其报道的重点，其中战争的导火索“亚罗号事件”更具有重要地位和研究价值，然而纵观现有研究，整体来看成果较少，更鲜有从媒介视角的分析。据此，本文希望通过研究相关报道，重点考察《北华捷报》对“亚罗号事件”的报道方式及内容，梳理传播脉络，探究有关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争舆论，以期丰富对《北华捷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研究。

一、表达鲜明立场，声援军事行动

1856年10月8日，一艘名叫“亚罗”的中国商船自厦门开往广州，停泊在黄埔港。中国海军将领得知船上有海盗后，即于当日早上逮捕了12名华人水手。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Harry.S.Parker）得知后要求释放水手，并声称英国国旗被扯下。[3]由此，英国驻华官员认为此事是对英国领事的侮辱，并且行文给时任两广总督的叶名琛，要求释放水手并予以补偿。[4]此后，中英两国官员就此事进行了数次交涉，但都遭到了叶的消极抵抗。英国又借此争端附加了其他对中国的要求，使得“亚罗号事件”由一个小问题拖成了大问题，[5]最终导致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

《北华捷报》最早有关“亚罗号事件”的报道，刊载于1856年11月1日当期的香港动态栏目。这篇报道字数寥寥，并未以“亚罗号事件”为主体，而是报道了驻香港英国海军被派遣至广州，就领事被辱向中国政府索赔的消息。其中，“亚罗号事件”仅作为派遣海军的原因被简要提及和解释：“（在扣押船员事件中）中国当局对英国领事展示出了一些侮辱的行为，虽然该行为是出于个人意图还是官方命令尚未可知，但是足以让巴夏礼诉诸香港的英国驻中国总领事要求赔偿。”[6]在报道的最后，《北华捷报》还评论“毫无疑问，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收到有关该区域重归平静的消息”。

《北华捷报》最初对“亚罗号事件”呈现出并不重视的报道态度，这说明“亚罗号事件”本身的重要性并不高，而且在当时不是个案，之前很可能已出现过类似的民间自发敌视行动或官方的惩处。例如，1856年9月，一名英国传教士从上海出发旅行时，就在潮州府附近被中国官员逮捕并送往广州领事处。[7]因此，对于“亚罗号事件”，《北华捷报》最初也只把它当作中英之间的小摩擦，再加上当时电报尚未被使用，消息传递缓慢，《北华捷报》也未察觉此事竟会引起两国大动干戈。因此直至事态升级、英国开始大规模军事行动后，《北华捷报》才开始进行大规模报道。此时这些报道针对的不仅仅是“亚罗号事件”本身，更涉及之后的一系列发生在广州的中英冲突事件。

1856年11月15日，当期《北华捷报》头条发表了一篇有关广州冲突事件的评论，而此时，英国海军已经开始炮击广州城。正是通过这篇评论，《北华捷报》正式声明了该报“主战”的立场，表明其主要代表的是在华西人，特别是英国商人群体中的“主战派”。此外，这篇评论也奠定了该报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总体报道基调，以及后续报道、评论和舆论引导的总体方向。在这篇评论中，《北华捷报》一是作为“主战派”支持英国军事行动，二是对在华西人在中国的遭遇表示不满。一方面，《北华捷报》完全赞同英国海军的军事行动。它评论称，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Admiral Seymour）[8]的军事行动“完全符合当时局势要求，关乎在华西人的重要利益”。它认为，“他在各项行动中所表现的智慧、冷静和决断与其勇敢相媲美”，并“值得获得英国政府的最高赞扬和在华所有西人群体真诚的尊敬和钦佩”。[9]另一方面，《北华捷报》也为英国发动军事行动给出了理由，表达了对中国的批判。在评论开头，作者先控诉了外国人及其政府官员长期以来在广州受到的轻慢和侮辱；随后认为，一些偏袒中国的外国人群体在与中国这种“野蛮且半文明”的民族打交道时表现得过于仁慈，现在英国人必须对中国人进行惩罚。[10]通过这篇评论，《北华捷报》奠定了批判、谴责中国的整体报道基调，中国被塑造成了“野蛮且半文明”的欺压者和挑衅者，而英国则成了对不公正待遇发起报复的文明者。

二、跟进官方动态，披露事件细节

在多次与两广总督叶名琛交涉无果后，英国政府从1856年10月23日起开始对广州城实施军事报复行动，包括攻占广州城附近水域的炮台、炮击广州城墙及威慑两广总督衙门。但是，这些措施都未收到明显效果，叶名琛仍然采取消极抵抗的态度。面对不断变化的广州局势，《北华捷报》希望能及时获取中英两国的最新政策和动态，以便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建立读者对报纸的依赖和信任，同时这些持续的时政报道也增加了《北华捷报》的政治性和权威性，使其与英国皇室机构的联系更加密切，为日后成为英国驻华使馆发布消息的官方机构打下了基础。1856年11月15日，《北华捷报》发布声明，称将从即日起在该报刊载广州冲突事件的重要内容及通讯。[11]

在对英国当局的报道方面，《北华捷报》及时跟进最新进展，为读者披露了诸多细节。1856年12月6日，《北华捷报》按照时间顺序，详细梳理并刊载了10月23日起至11月初广州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包括“亚罗号事件”后英国攻占炮台、英国海军舰船调配情况、海军行动路线及当日战果，并公开了十多篇英国领事巴夏礼、海军上将西摩尔与叶名琛的来往书信全文，以及叶名琛和英国驻华领事馆发布的相关公报。值得一提的是，《北华捷报》全文逐字翻译了叶名琛写给西摩尔及英国当局的信件，并对一些中文行文格式也进行了注解。例如，在叶名琛1856年11月3日给西摩尔的信中，他在提及中国皇帝称谓时采取了比别字上写的格式。对此，《北华捷报》特别注释，称“这种格式是对英国的一种贬低行为”。[12]可以看出，《北华捷报》在解读中国当局的消息时，有意突出中国官员的“傲慢”，以佐证其“外国人长期受到中国人的蔑视和侮辱，因此必须通过军事行动来报复中国人”[13]的总体立场。

在对中国当局的报道方面，由于清政府公报一直没有提及“亚罗号事件”，《北华捷报》通讯员获取消息的能力亦有限，只获得了一些小道消息，致使其报道大多为捕风捉影的传言，不仅使有关中国舆论的话语权掌握在了《北华捷报》手中，也成为其佐证中英两国外交信息沟通不畅的理由。1856年12月20日，《北华捷报》曾刊载一则消息，称“据说广州的消息已经传递到了北京，皇帝的意愿是期望和平，并且已派遣一名皇帝特使南下来解决纷争。如果可能的话，将会满足在华外国人的要求”。[14]1857年1月17日，《北华捷报》又刊载一则消息，重申“皇帝派遣特使”的消息已经得到了确认，“或者是特使已经前往广州，或者是指派了广州官员为特使并已经开始处理事务”。[15]在这两则消息中，皇帝避战求和的意愿确实属实，但在派遣特使方面，事实上，自“亚罗号事件”发生后至广州被英法联军攻占前，广州的对外交涉事务一直都由两广总督叶名琛负责，并未指派新的皇帝特使。

三、刊载社论，分析局势

1856年11月底，在英军接连数日的炮火之下，广州在军事意义上已经落入了英国的掌控。[16]在持续占领中国军人驻防的多个炮台后，英国驻华领事包令于11月17日前往广州与叶名琛进行谈判，然而叶名琛仍然不屈服，包令没办法只得返回香港。[17]作为英军坚定的支持者，《北华捷报》发表了多篇社论，分析局势、积极预测战争结果并建言献策，将中英之战、中英外交等议题引入读者视野，起到了议程设置的作用，广州冲突事件一时成为热点话题，同时也为英国军事行动制造了有利的舆论。

1856年11月22日，由于轮船原因，消息延误，此时《北华捷报》尚未收到叶名琛拒不屈服的消息。它发表评论，预测近几日“叶名琛的自傲将会被（英军）击溃而化为尘土，广州人也会知道嘲笑和挑衅‘狮子’会有怎样的后果”[18]。此后，对于中英是否会开战的问题，《北华捷报》也保持乐观态度，认为由于目前英国军事和财力占优，再加上清政府内忧不断，和平才是清政府想要的。1856年12月6日，《北华捷报》发表评论预测中英关系的未来发展，认为中英之间仍会保持友好关系。因为一方面由于太平天国起义问题，中国若发动战争，在人力和财力上将面临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一旦中国与英国开战，各个港口的大额税收收入将受到影响，清政府不可能放弃这笔收入。[19]

除预测局势走向外，《北华捷报》还为事件的解决建言献策，引导舆论期待。1856年12月27日，《北华捷报》发表评论，认为广州冲突事件将很快得到解决，而在华英人“将会享有更多的利益，并在经济、政治和宗教方面取得更多的行动自由”。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国当局必须满足两点要求：一是“公使常驻北京”，二是“中国全境开放”。“为了解决目前我们所处的困境，以上两点必须得到执行”。[20]此外，在与清政府谈判的话题上，《北华捷报》对清政府的外交风格也做出评析，并建议“我们应该派出一位有能力的人，这个人不仅要坚定、睿智，而且能表现出对中国当局的尊敬”；“我们在对待中国政府时肯定会遇到大量的拖延和搪塞——折中的方案、暂时性的建议等中国外交式的诡辩，此时只有以外柔内刚的形式坚定地拒绝这些提议，谈判才能取得成果”[21]。除外交目的和谈判外，《北华捷报》也发表了对中英签订新条约的看法，为英国政府修改既有条约提供了理由。1857年4月18日，《北华捷报》认为，与西方国家签订新条约，中国将会获得莫大的好处，可以学习到西方政治、经济、艺术和宗教文明，以及西方贸易、科学和自由的知识，然而这种好处必须建立在彼此扩大交往的前提下。它还特别强调了在中国实行宗教自由的重要性。[22]

在中英交往方面，《北华捷报》认为中英交涉存在着沟通问题，成为其佐证武力解决问题的理由之一。自英国对广州发动军事行动后，广州人民也自发组织起来对英国人实施了报复。1856年12月15日，广州城内的外国商馆几乎全被放火烧为灰烬。1857年1月17日，《北华捷报》提及此事时认为，“如果这种简单的沟通问题能够在中英官员之间被解决，那么近期发生的所有冲突，以及财产和生命的可怕损失，也许就能够避免”[23]。

《北华捷报》的这些评论不仅与其刊载的读者来信相互交织，形成了热议，同时也为英国军事行动营造了正面舆论。如1857年6月20日，《北华捷报》就刊载了一篇西摩尔的回信，表达了他对在华英国商会支持的感谢。《北华捷报》的建言献策反映了其为主导舆论基调做出的努力，基于深度分析的建言献策体现了其对局势的把控、与英国驻华使领馆的密切联系以及报道评论的专业性，其建议中所提到的一些观点也反映在了中英最后签署的条约之中。

四、刊登读者来信，引起广泛讨论

除报道和发表评论外，1857年初《北华捷报》开始刊登有关中英关系以及广州冲突事件的读者来信，使广州冲突事件成为舆论热点。这种舆论热点的形成，与《北华捷报》的编辑策略有很大关系。《北华捷报》通过把握读者的心理，先刊登一篇与该报及其大部分读者立场完全相反的通讯员评论，提出一个值得争议的话题，而读者则忍不住纷纷来信反驳这篇评论，并表达对于该议题的看法，舆论热度因而也不断升级。

1857年2月7日，一篇笔名为“古老中国”（OldCathay）的通讯员评论刊载于当期《北华捷报》上。这篇评论与该报惯有的立场大相径庭，站在广州人的立场上反对中英之间的武力冲突，为广州人发声。作者认为“‘亚罗号事件’是一件英国外交丑闻事件，仿佛像是预先谋划好的，目的是为了要挑起两国争端”，而“叶名琛对海盗的态度，则与其父亲全家在广西死于叛乱有关”；对于中英两国交战问题，作者认为“战争不仅需要大量财力和人力，而且并不会带来任何对于贸易和宗教的好处”；对于设立使馆，作者认为“不必在意在北京设立使馆的问题，重要的是任何外国机构在发动战争前应该先取得其政府的同意”。[24]这篇评论一方面成为一个靶子，用来引起读者对其进行批判和反驳；另一方面，其提出的中英外交、中英交战以及设立使馆等议题也进一步引发了在华西人的讨论。

1857年2月21日，在刊登了“古老中国”的评论半个月后，《北华捷报》刊登了两篇反驳和质疑这篇评论的读者来信，一篇认为该评论全都是不实之言且毫无道理，“古老中国”应该写出其一些言论的出处和来源。[25]另一篇评论认为“亚罗号事件”只是危机的一个导火索。事实是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广州政府和人民对于外国人的态度十分傲慢而且恶劣，要想改变当前的状况只能向他们展示武力。[26]之后，《北华捷报》也在1857年2月28日发表社论反驳“古老中国”的观点。

除反驳之外，一些读者也对“古老中国”提及的一些议题发表了看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在华西人眼中对清政府外交水平的认识，以及渴望与中国建立西式外交关系的诉求。同时，这些言论也帮助《北华捷报》制造了有关中英外交的舆论。1857年3月14日，一位笔名为“年轻中国”（Young China）的读者来信，发表了对于外交理念和机制的见解，他认为中国政府和百姓必须对英国国旗的地位有所了解，国旗在外交中对一国来说十分重要，必须对其尊重和保护；此外，中国与英国以及其他国家之间必须建立快速通畅的沟通渠道，以解决双方发生争端，所以必须在北京设立常驻使馆。[27]1857年3月21日，“老武夷茶”（Old Bohea）来信发表了对于中英外交手段的看法，认为中英之间签订条约可能不会解决问题，反而会使问题争议化。他认为中国人虽然非常礼貌，但却是外交诡辩术的高手，远远强于英国。他还反对英国派遣一个职位高的人去谈判，因为目前中国人对英国人的实力、地位和荣誉的认识都是错误的，派遣高职位的人，例如皇室成员，只会强化中国人的错误认识；相反，他认为应该用武力方式建立起英国的尊严，使中国人对英国人心生恐惧和敬畏。对于常驻北京的大使，他认为应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大使有不同的职能，他的主要职责应该是告诉皇帝有关英国人以及西方的真相，去除错误的认知，并向皇帝传递英国人的讯息。[28]

在讨论中，《北华捷报》也借读者来信，对甚至是英国本土的不利舆论进行了回击。“亚罗号事件”引发的冲突当时在英国上议院及下议院中都引起了辩论。当时的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坚持发动战争，而一些政府反对派则认为此案违反了国际法原则，一些议员也认为没有政府的明确指示就不应发动敌对行动。[29]1857年5月2日，“年轻中国”（Young China）来信对此进行了反驳，认为国内的宗教、慈善和政治人士只是利用这种方式实现他们的政治利益，认为若要容忍叶名琛的行为，那么就是为了故作绅士而危害英国人自己的利益。[30]

此次读者对于亚罗号及其后续事件的热议，对《北华捷报》观点、舆论及自身品牌的传播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观点和舆论方面，一方面，虽然读者来信经过筛选，存在一边倒的主战倾向，但读者的反驳及讨论营造的话题冲突，使得《北华捷报》主张的立场受到了更好的传播；另一方面，读者作为第三方发表的观点，则比社论更具说服力，更容易对中立及持其他立场的读者进行舆论引导，改变他们的态度。在自身品牌的传播方面，《北华捷报》在舆论场引发的热议及对热点事件的特别报道，无疑吸引了众多读者的目光和关注，也在其读者群体中产生了共鸣。

五、寻找“口实”，制造战争舆论

作为当时重要的大众信息传播媒介，《北华捷报》对“亚罗号事件”的报道及评论，不仅为当时在华西人提供了了解时政新闻的渠道；其对新闻的倾向性编辑和解读，更为战争的爆发制造了舆论基础。整体来看，在“主战”立场的指引下，这些舆论主要从中英两国交往状况、交往理念以及交往方式三方面，将过错单方面归结为中国政府及官员的傲慢与失职，从而为英国对华使用武力解决问题提供了理由。

首先，在中英交往状况方面，两国在“亚罗号事件”之前已经存在摩擦和分歧，并且尤其在英国人看来处于沟通不畅、矛盾无法协调的状态。在两国关系方面，《北华捷报》的一些早期报道，就曾提及两国当时在官方和民间发生的小规模冲突；后来，在“亚罗号事件”后，冲突规模则升级成了军事对抗。此外，在侨民待遇方面，该报还认为在华英人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中国人的蔑视和侮辱，遭受了不平等对待。在沟通方面，与英国政府主动披露对华决策信息相对比，清政府方面对“夷务”则是避而不谈，外国人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只与两广总督交涉。在与叶名琛屡次交涉失败、无法沟通的背景下，外国人愤懑于叶名琛一点不考虑他们的诉求，因此必须采取一些强力措施，来改变当前局面。

其次，从交往理念来看，两国外交理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在英国实力大大强于中国的背景下，则引起了英国的强烈不满，英国人希望改变现状，让中国人学习和遵从西方的规则。19世纪，英国遵循的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后的近代外交理念，是民族国家之间平等交往的理念，而清政府则受朝贡体系影响，把英国当作不平等的通商国。英国作为西方强国却被中国看作下等国家的这种失衡的心理，使得其决心纠正这种外交关系。例如，《北华捷报》就曾在社论中把英国称为“狮子”，而把中国称为“野蛮且半文明”的国家；还认为英国的军事力量必将使中国屈服，让中国人知道“挑衅‘狮子’的后果”，体现出的是对其国家实力的自信和对中国的蔑视。此外，在一些外交实践方面，两国策略的不同也影响了对外交手段效力的认知。《北华捷报》借助读者来信，表达了外交失效的观点，认为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与中国的谈判中，英国人对清政府外交的信任有所降低，认为清政府官员的言论大多都是“诡辩”，用外交手段解决争端是一种下策，这也成为其想利用战争迫使中国屈服的原因之一。

再次，从交往方式来看，两国之间的交流主要靠两广总督进行，皇帝则不出面回应，这种“只准常驻广州的钦差大臣一人办理夷务的天朝体制”，以及清政府“害怕冲突的心理和抵拒西人的愿望”，使得“中外交涉因之而成为一种没有结果的事”。[31]一方面，对于在华英人来说，这种方式使他们无法从报纸上获得中国的官方讯息，容易产生怀疑的负面情绪；另一方面，对于在华英国官员来说，中国在与他们交往时的频繁推诿、拒绝，使得英国官员觉得在与中国交涉时存在诸多困难，两国在外交争端解决上缺乏相应的渠道。因而在《北华捷报》的报道中，通过武力迫使清政府屈服，继而在北京设立使馆在英人眼中就成了必须要达成的条件。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9世纪在华外报与中国形象研究”（项目编号13BXW008）中期成果]

参考文献：

[1]李珊.晚清时期《北华捷报》上的中国声音[J].近代史研究，2015（5）.

[2]刘志琴.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一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68.

[3]魏建猷.第二次鸦片战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38.

[4]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M].张汇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474.

[5]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M].张汇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480.

[6]North-China Herald，November 1st，1856.

[7]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M].张汇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473.

[8]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M].张汇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482.

[9]North-China Herald，November 15th，1856.

[10]North-China Herald，November 15th，1856.

[11]North-China Herald，November 15th，1856.

[12]“A Brief Narrative of Recent Events in Canton”，North ChinaHerald，December 6th，1856.

[13]North-China Herald，November 15th，1856.

[14]North-China Herald，December 20th，1856.

[15]North-China Herald，January 17th，1857.

[16]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M].张汇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484.

[17]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M].张汇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484.

[18]North-China Herald，November 22th，1856.

[19]“A Brief Narrative of Recent Events in Canton”，North-China Herald，December 6th，1856.

[20]North-China Herald，December 27th，1856.

[21]North-China Herald，December 27th，1856.

[22]North-China Herald，April 17th，1857.

[23]North-China Herald，January 17th，1857.

[24]Old Cathay，“The Canton War”，North-China Herald，February 7th，1857.

[25]Young China，North-China Herald，February 21st，1857.

[26]A Constant Reader，North-China Herald，February 21st，1857.

[27]Young China，North-China Herald，March 14th，1857.

[28]Old Bohea，North-China Herald，March 21st，1857.

[29]蒋孟引.第二次鸦片战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70.

[30]Young China，North-China-Herald，May 2nd，1857.

[31]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88.

（郭晓琼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谢庆立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