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消费语境下国产喜剧电影中的深层价值呈现与显性价值思辨

高靖凯

2018年08月23日14:14  来源:视听
 

摘要:由于信息编码方式的不同,电影作品呈现出相异的面貌。本文以喜剧电影中的价值与精神为切入点,以中国近年喜剧电影文本细读为依据,考察和比较经典优秀国产喜剧电影与当前类型化国产喜剧电影在喜剧价值维度中的镜像审美嬗变动因、轨迹和特征,从这种变化中梳理出启示性的结论,揭示喜剧电影的价值并不仅仅是提供欢乐,其核心价值在于体现应有的喜剧价值,传递喜剧应有的喜剧精神。

关键词:消费语境喜剧价值;国产喜剧片;缺席与偶在

瓦尔特·本雅明曾断言,在机械复制与大众化生产时代下,艺术的灵韵①消失了。在他看来,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的两大关键标识,一方面是它要宣称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另一方面是艺术“又与日常生活和普通事物保持一定的距离”。②

国产喜剧电影正在由“粗放式”发展向“工匠式”发展转变,优秀与经典的喜剧作品越来越多。而如何评价一部喜剧电影所呈现出的水平高低、成就大小,大概取决于作品所体现出的喜剧深层价值与显性价值的深度构建。

一、消费语境下国产喜剧电影显性价值的缺席与偶在

在当下市场经济的语境中,一部电影的成功与否和电影票房的高低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也是投资方与电影企业最为看重的。这就导致了当前很多电影制作方在逐名趋利的动机驱使下,想方设法主动激发和满足观众的欲望,并且这样的欲望满足往往会以一种肤浅而缺乏内涵的方式呈现。具体到国产喜剧电影中,价值观缺席,靠荤段子或粗俗的桥段逗乐观众,天价片酬特邀流量明星“客串”等问题层出不穷。文化与思想性缺失,产生了娱乐至死、感官主义等消极倾向,大多数作品完全没有对“真善美”的关注或对喜剧精神的呈现。

黑格尔针对娱乐价值曾说:“人们往往把可笑性和真正的喜剧性混淆起来了。任何一个本质与现象的对比,任何一个目的与手段对比,如何显出矛盾或不相称,而导致这种现象的自否定,或是使对立在实现之中落了空,这样的情况就可以成为可笑的……喜剧性却不然,主体一般非常愉快和自信,超然于自己的矛盾之上,不觉得其中有什么辛辣和不幸;他自己有把握凭他的幸福和愉快的心情,就可以使他的目的得到解决和实现。”③当下有许多喜剧电影片面地追求愉悦的快感,一味发扬其“可笑性”,但可笑性并不是喜剧的娱乐价值,更不等于喜剧性。小津安二郎曾说过:“电影最终胜在余味。”可笑性虽然能片面地带给我们“在场”的快感,但这种创作方式所带来的笑声不会是意味隽永的幽默,只能是没有内涵的空洞轻浮的哄笑。

如《唐人街探案2》中深处的娱乐性只是在于将遥远洋气的美国变成了三个“痞子”似的唐人的狂欢,这种讨巧的创作方式无非是将过去唐人街这种低端文化加以现代娱乐化而已。又如《陆垚知马俐》中将借避孕套、做男性手术等场面作为展示其“可笑性”的一种夸张的类型化喜剧桥段,将“性”作为一种禁忌欲望的外化。有时过于直白露骨地在喜剧中展示“性”,不仅失去了性幽默本来的有趣含蓄,还会使其所谓的娱乐精神变成了单纯的感官刺激。

而以喜剧为载体的寓言式隐喻不仅可以达到干预个人或群体情绪的作用,并且可以以此深入到深层的社会现实,产生对社会、生命现状的讽喻式关照。法国喜剧大师莫里哀曾说过:“一本正经的教训即使最尖锐,往往不及讽刺有力量;规劝大多数人没有比描画他们的过失更见效的了。恶习变成人人的笑柄,对恶习就是重大的致命打击。”④不必多言,这种讽喻和干预的力度所造成的喜剧价值和效果是单薄娱乐化喜剧所可望不可及的。如《我不是潘金莲》中,创作者既用调侃的口吻对权威做了解构与幽默化处理,又试图从“权威”内部去解读秩序运行的逻辑与悖论。整部影片讲的不过是一个农妇因为离婚案而不断上访的事情,但为何看似普通的事件一路闹到了北京也说不明白?其实这就是创作者对无形但庞大的“秩序体系”的调侃甚至是讽刺,这中间的干预价值就是权力的尴尬。一个没文化的农妇不自觉间查看了权力秩序的现实间人的处境,她以一个忤逆者的姿态不断地撕扯着男权社会的遮羞布,在苦恼与归谬中让一个不协调的、荒诞的现实社会当众受辱。而观众则从其中感受到了一种讽喻权威的快感与现实的尴尬、无奈,并在观影中完成了对社会现实存在的一种机智的干预与抗衡。此时,喜剧精神被进一步地深入展示,创作者对荒诞性的揭示让喜剧性的“可笑性”变成了喜剧性的“揶揄”,并为我们传递出理性的声音和思考。

二、消费语境下对喜剧精神的终极价值构建的方式与路径

喜剧精神的诠释是喜剧电影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喜剧研究学者张健认为,喜剧精神“可以是娱乐中的警示和惩戒,可以是娱乐中的认知和学习,可以是娱乐中的修整和激励,也可以是娱乐中的宣泄和抚慰。但不管它是什么,它归根到底都是人类生命力的激活”。⑤可见,张健老师谈喜剧价值也是在娱乐性的前提下的,娱乐性必然是喜剧中的一大要素。但如果当下只是片面地追求泛娱乐化,那一定是讲不好中国故事的,还会对中国喜剧未来发展的前景产生隐忧。

所以对喜剧精神的终极价值构建的方式与路径不是插科打诨,不是娱乐至死,而是乐观自信的喜剧精神。如《羞羞的铁拳》中的马小,她自信、追求自由,可以对过往的经历进行自嘲式的反省,并敢于直面当下,对人生和未来的生活充满了乐观自信的向往与追求。这才是丰沛的喜剧人物形象与娱乐价值的彰显。

又如《追凶者也》中那三个底层小人物的形象,他们虽然身处底层,并不属于同一类人,但都在实践着做人该有的坚守——德。何谓德?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关于“德”的论述是:“正直中和之谓德。”徐复观认为德性文化是指:“中国文化所建立的道德性格,是‘内发’的,‘自本自根’而无待于外的道德。其对象是各人自己的心,其尺度也是各人自己的心。心在内面……其验证只是个人的体验,其方法只是个人的操存。”⑥可见如果内涵价值上升到此,那么影片所传达出的喜剧性就不再是滑稽可笑那么简单,“而是一种根植于现实主义的黑色幽默,将现实的荒诞用喜剧的视角为我们展示出来”。⑦20世纪30年代,以《十字街头》和《马路天使》为代表的诗性喜剧电影就突破了单纯的滑稽闹剧,他们以笑写哀,针砭时弊,对个体的存在有一种忧患意识,把悲剧意识与平民关怀融进电影,并对社会的不公平、不完善有大胆呈现,对人性有深度挖掘,这为当下国产喜剧电影起到了一种标杆作用,树立了一种典范。

没有喜剧精神的作品只能带给观众思想上的虚无。而喜剧精神的核心在于对理性的超越,对德与自由的追求,甚至是展示现实中的荒诞与尴尬。这里面包含着对社会中丑的否定与对过往生活自嘲式的认知和豁然,这才是喜剧电影中所蕴含的深层次的美学特质,也是当下国产喜剧电影应该追求的。而那些一味追求“娱乐至死”,呈现出浅层人文思想性与“喜剧性”的喜剧影片,不仅容易弱化国产电影自身原有的本土性、民族性价值,也将导致同质化生产下的电影作品丧失其应有的艺术灵韵,导致我们讲不好“中国故事”。为此,笔者认为可以从20世纪30年代的诗性喜剧传统着眼,关注在消费语境下喜剧电影的现代化转型,找到国产电影独有的价值表达和阐述方式,传承笑中带泪的悲喜色彩,实现更高层次的交流和传播,创作出不辜负时代的优秀国产喜剧电影。

注释:

①灵韵,拉丁文为aura,本意为微风,也可以翻译成光晕。本雅明以之为喻来描述事物为彰显自身独特性而散发出的一种微妙气质。

②[美]伊莱休-卡茨.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M].常江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79.

③[德]黑格尔.美学(第三卷)[M].朱光潜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90.

④[法]莫里哀.莫里哀喜剧六种[M].李健吾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35.

⑤张健.喜剧的守望[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9.

⑥徐复观.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及其历史的命运[J].民主评论,1954(8):89.

⑦张荣恺.国产喜剧电影的喜剧价值呈现与喜剧精神构建[J].当代电影,2018(5):145.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

(责编:赵光霞、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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