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一个阅读APP涉及17项隐私权限，乍一看心里犯嘀咕。”手机用户兰女士告诉记者。据了解，这些权限涉及读取通讯录、位置信息、录像等敏感信息，其中至少15项隐私权限与该手机软件（以下简称“APP”）主营业务无关。

　　兰女士的担忧折射出社会的普遍焦虑。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期发布的《APP个人信息泄露情况调查报告》显示，个人信息泄露总体情况比较严重，超八成受访者曾遭遇个人隐私泄露问题。

　　为什么大量APP应用要求开启一定的权限？商家如何利用这些让渡的隐私权限？用户该如何审慎选择开放权限？在保护个人隐私与促进大数据开发方面还有哪些路要走？

　　1.拒绝服务还是开放权限

　　记者翻看了某手机系统上30个涉及衣、食、住、行四个类别的手机软件。其中，要求开通权限项目最多的达19项，读取地理位置、通讯录、录像、录音权限几乎被所有软件要求开通，每种软件根据其功能特点，又设置不同权限请求。

　　据了解，前几年该手机系统权限管理相对薄弱，所有权限均在安装时提示是否授权，如果拒绝则无法安装。系统缺乏约束的开放性在吸引众多APP入驻的同时，也让用户毫无选择地让渡权利，隐私泄露风险随之而来。但是2015年手机系统升级之后，用户拥有了把握权限的自主权，一道保护个人隐私的“闸门”构建起来。

　　尽管如此，权限被无条件让渡情况仍然严重。

　　“某些软件开出‘霸王条款’式隐私协议，注册或使用时只有‘允许’‘禁止’两个选项，如果禁止则无法安装或使用。”手机用户段小秋说。除此之外，从不可靠的手机商城下载软件，手机病毒或侵害性代码植入后“寄生式”获取信息；用户隐私意识差，“不走心”地全盘接受权限要求，成为信息被泄露的重要途径。

　　从应用来看，开启权限的本意是为了发挥APP具体功能，为用户提供服务。比如社交平台中读取通信录便于好友邀请，录音为了提高互动效率或制作音频产品，获取地理位置为了帮助用户导航到准确的目标场所。但是，在记者查看的30个APP中，很多权限与主营业务关系不大甚至没有关系，这些越界的权限要求显然超出了主营业务的服务范围。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高级工程师王博说：“从理论上讲，即使同意了隐私协议，通过手机桌面上设置图标关闭越界权限，或是退出APP服务系统，相关数据都无法被获取。即使拒绝开放一些权限，APP也能正常运行，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该项服务而已。”

　　在设置中选择了关闭，真的意味着用户信息不再被获取吗？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陈训逊告诉记者：“这需要技术手段，通过对APP分析、在线检测和后台检查等方式了解商家获取了哪些信息，再与用户在终端上所确认的情况进行对比，以此判断是否在用户同意的范围内获取信息。如果在用户不知情或未授权的情况下获取个人信息，就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有关规定，构成违法侵权。”陈训逊认为如果在注册时同意了隐私条款的规定，后期也并未在设置中关闭相关权限，此时软件收集到的信息是合法的。不过这里的“合法”是指用途合法而不是随意使用或售卖，是否在协议规定的范围内使用数据还需技术性核查。

　　2.被读取的个人信息去哪儿了

　　据了解，一些越界权限所获取的信息可能暂时无法发挥功效，但商家可以为扩展APP功能做储备，或者用于商业价值的深度开发。

　　实际上，每项权限的背后都隐藏着一座冰山，表面上呈现给用户的功能说明只是冰山一角。腾讯研究院研究员周春慧说：“如同拼图一样，通过权限开通获取的碎片化信息被拼接为完整的用户形象，用于商业开发。”以读取地理位置的权限为例，平台会把相关数据收纳到类似档案馆的服务器中，进行算法分析。比如，商家通过地理位置权限获知，某人在工作时间经常活跃在某CBD，晚上则停留在某高档小区，由此可大致推算其工作地点、居住地区，进而估测其经济收入。平台再把这些信息出售给奢侈品店、保险公司等用于精准营销。

　　国内如此，国外亦然。

　　国外某著名科技公司曾提出“不作恶”的价值底线，但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其内部依旧成立了隐私机构，雇佣顾问，以应对每一轮由于技术扩张和数据获取带来的侵权诉讼。在大数据时代，一些伴随着诉讼成长的国外科技公司，已经将败诉赔偿纳入到专门的经营预算中去，在与法律和公序的冲撞中，寻求妥协方案。

　　可见，商家作恶不仅仅是“生存土壤”的问题，更应该从公民意识、技术、制度和立法上查漏补缺。

　　3.避“数”之短，扬“数”之长

　　如果把手机软件比作商场里无数个“商贩”，那么手机系统就如同物业“管理员”。中国管理科学学会大数据专委会秘书长、大数据专家端木凌认为，用户要提高隐私保护意识，用好“管理员”的功能。一是从安全可靠的软件分发商、分发平台下载正版软件；二是充分利用手机桌面上设置图标中关于权限管理的功能，慎重开放与APP核心功能缺乏关联的权限，如面临“霸王条款”则可寻求替代软件；三是使用后尽量关闭手机软件，防止后台继续记录个人信息。

　　陈训逊提出了几点建议：技术上，通过变换显示号码，对手机号、身份证号等数据进行“脱敏”；机制上，针对不同种类软件的功能，制定出相应隐私权限的标准；引入第三方机构，对APP进行技术评估、检测，形成系统性、规范性、针对性的监督、考核、惩戒制度；完善国家级网络信用体制，将滥用个人信息的机构纳入失信黑名单中。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张中认为要尽快建立数据保护法律体系，规范企业对个人信息采集权限，细化个人信息收集要求，明确企业平台责任，加大个人信息保护力度，“用法律制度为个人隐私保护和大数据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随着国家大数据战略的深入实施，大数据发展的无限潜力和内生动力喷薄而出。据《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8）》显示，中国大数据市场交易旺盛，2017年市场规模达358亿元，是2012年的10倍之多。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亚太网络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刘德良说：“大数据资源是种财富，谁掌握了数据，谁就掌握主动权，只有促进数据加工、共享，才能实现数据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端木凌认为，在明确统一的数据标准前提下，应建立跨部门协同治理工作机制，使大数据流动、联动、互动起来，真正实现扬其长、避其短。

　　（本报记者 李晓 李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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