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空间转化和时间流转，为电影《刘三姐》的跨文化传播延伸出了无穷潜力。刘三姐文化中有大篇幅的传唱歌谣，表达的感情被物化，也就是说，利用具体可感的物象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象征某种情感。文化按照某种方式运动，并且创造某种方式进行运动。本文以电影《刘三姐》为研究对象，探讨壮族歌圩文化的抒怀意象、生态审美的自然意象和爱恋繁衍的爱情意象。

关键词：《刘三姐》；跨文化传播；文化意象

刘三姐的故事是流传在广西壮族地区的一个古老而优美的民间传说。以此创作的影片《刘三姐》是新中国第一部音乐风光故事片，该片在东南亚放映时，引起巨大轰动，成为东盟国家家喻户晓的经典，成为一代又一代人共同的文化记忆。片中悦耳动听的歌声与美丽的桂林山水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为影片增添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一、生态审美的自然意象

生态美学，是生态学和美学交叉形成的新型学科，不同于传统自然诗歌的审美，生态美学的关注点首先体现在审美的主体间性上。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传统的人与物的关系，而是“主体—主体”的平等关系，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将其表述为“诗意的栖居”。在这个含义下，个体生命与自然生态是相互依存的平等关系，人类不是世界的主宰者，人类与生态共存亡，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刘三姐文化中传唱的大量篇幅属于生态诗歌的范畴，通过语言的“复魅”触及人对自然的审美感觉，唤起人对自然整体美好的想象力，营造出整体关联的境界。刘三姐文化的艺术魅力在于人的价值和生态审美的和谐统一。歌谣传唱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地理空间的解释说明，我们依靠生活的自然空间找寻自身的解放。只有充分了解以刘三姐为代表的劳动人民的具体生活状态，才能了解刘三姐文化风靡东南亚的原因。

首先，岭南地区和东南亚地区有特殊的历史渊源。壮侗语民族来源于古越人，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南地区，以及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等国境内；同时，东南亚地区也是海外华人及其后裔的最大聚居地。民族的同源性意味着这些地区的语言和文化有着诸多密切联系与共同特征，而民族的同源基因和文化的长期渗透则是民族文化跨境传播的重要因素。①

其次，稻作文化的桂林山水冲击了受众的视觉。“拿起镰刀会割禾，拿起竹签会织箩，如今遇上渔家妹，手攀渔网学穿梭”“鸭子水面打跟斗，大船水面起高楼。荷叶水面撑阳伞，鸳鸯水面共白头”等山歌中，竹签、渔网、鸭子、荷叶等符合东盟国家的生活习俗，描绘了靠水吃水的生活场景，也为华夏族群和东盟受众提供了人文素养意义的情感寄托。

再次，刘三姐与众姐妹在采茶林的生活场景动人心扉。 “春天采茶抽茶芽，快趁时光掐细茶。风吹茶树香千里，盖过园中茉莉花”，描写的是岭南人辛苦劳作的场景，歌中所唱也是东盟国家共有的生活认知。画面所指的意义与生活经验结合，生于斯长于斯的刘三姐及众乡亲的劳动和山水相融，为脚下大地的丰收，更为活着的族人用歌声诉说这一切，产生了和谐自然的美好景观，无意识达到了人的价值和生态审美相统一的和谐画面。

刘三姐文化中传唱的歌谣中是具有生态意识的，“小小鲤鱼不吞钩，摇头摆尾江中游”，无意识地从生命共同体的视角体验自然，由此可见，他们的生活与自然融合为一体，岭南人民热爱自然的态度是与生俱来的。以刘三姐为代表的劳动人民离不开这片山水大地，八桂之地也因为劳动者的创造力增添了魅力。

二、歌谣文化的抒怀意象

圩，南方语系中意为集市。《壮学丛书·总序》将“歌圩”定义为欢乐的圩场，“因其群集欢会酬唱，情如欢乐的集市而得名”。②壮族有自由恋爱的传统，歌圩就是当时男女青年择配的自然场域，男女老少盛装出席，举行抛绣球、放花炮等文娱活动，青年男女对唱山歌结下百年之好。壮族人民认为他们唱的歌都是“三妹亲口教”，岭南地区的各族人民也都把自创或传唱的山歌献给刘三姐。刘三姐歌谣实质上是岭南各地历朝历代歌手即兴创作、口头传唱的各类山歌精华部分的结晶，也是表现壮族人诗性和思辨能力的社会场域。③

在电影《刘三姐》中，传唱的大量歌谣中蕴含着“自由、平等”的核心价值观，大致有以下两种集中体现：一种是抨击黑暗，一种是歌颂美好。

歌谣作为寄托体现劳动人民舍我其谁的生活态度。当时的劳动人民生产生活空间是很狭小的，占用的社会资源并不多，耕田、采茶、织布的劳动成果能自己享用的很少，大多数被搜刮得所剩无几，“十担香茶九抵税，十箩稻米九当捐”，歌谣成为一种武器体现劳动人民的自主性。

电影中的主角是以刘三姐为代表的底层劳动人民，歌谣成为他们反抗强权的武器。敢爱敢恨的刘三姐“唱起山歌壮起胆”，唱出了广大穷苦劳动人民的心声，饱含对财主的痛恨，“财主心肠比蛇毒”，体现了对自由民主的向往。

刘三姐与莫怀仁请来的秀才对歌时，一个有意思的细节从侧面说明山歌作为武器是劳动人民独有的，“世上千般咱无份，只有山歌属穷人”，而且具有绝对优势。李老汉对刘二哥说：“他这么大年纪，没见过会唱歌的财主。”阿牛在与秀才对唱时，唱到“什么生来头戴冠”“什么生来肚皮大”，李秀才答曰“中了状元头戴冠”“莫公享福肚皮大”，对完此歌引来哄堂大笑，莫怀仁也不知为何，头戴冠是大公鸡，肚皮大是老母猪。这个细节强有力地讽刺了五谷不分的书呆子和不知人间疾苦的财主。

歌谣除了抒发心中不忿，还在悠闲的时刻，利用歌圩的形式来一场娱乐狂欢。劳动者在劳动现场哼唱歌谣，以歌谣的形式讲述故事。歌谣作为一种精神寄托，将身外之景、眼中所见和心中之情自由歌唱，“山歌好， 好似热茶暖透心”，赞扬家乡好风光，赞扬艰辛劳动的甜蜜收获。音乐，是上帝给人类的礼物，不管是孤立在太平洋的复活节岛，还是熙熙攘攘的繁华文明，音乐的作用都是一样的。歌谣，音乐的一种，利用音乐这种语言向东盟传播，极具艺术感染力。

三、相恋繁衍的爱情意象

“维纳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美和性爱之神的化身，司管人间一切情谊以及一切动物的生长繁衍，被认为拥有最完美的女性体格，又被称为“阿芙洛狄忒”。刘三姐是集美和智慧于一体的完美女性，在刘三姐文化的传承发展中，被公认为是壮族的“维纳斯”。

壮族创世史《麽经布洛陀》中有“嘹三妹造友”的记载，“嘹”，口字部偏旁，意为用嘴挑逗妹仔；造友，意为恋爱，也就是说，用口唱山歌的形式与妹仔恋爱。在很多民族志和关于刘三姐的传说记载以及刘三姐的山歌中，刘三姐是具有真善美形象的人格化身，她机智过人，舌战群儒，面容姣好，电影中刘三姐的扮演者黄婉秋成为一代又一代人难以忘记的完美“初恋”。因此，电影中刘三姐和阿牛的结合，不仅象征着对纯洁高贵的爱情的认可，而且刻画了人们对美与性爱的原始崇拜。从这个意义上说，刘三姐代表了人类薪火相传的基本功能。

歌谣作为信物体现对平等爱情的追求。阿牛和刘三姐是江边偶遇，经过一系列情节，两人结成至死不渝的百年之好，“哪个九十七岁死，奈何桥上等三年”。李秀才劝刘三姐嫁入莫家为妾，金银细软不愁，这代表了现实社会的阻挠，代表了金钱的诱惑，刘三姐选择了爱情，刘三姐和阿牛奔走天涯，代表了一种胜利。电影文本中歌唱纯美的爱情和婚恋，就是对劳动者未来幸福的肯定。壮族有自由恋爱的传统，与当时按照传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来说，是一场反封建的思想冲击。当时汉族青年男女羞于公开谈情说爱，但是对浪漫爱情的向往是一致的。在东盟国家中，宗教因素使然存在等级制度，刘三姐和阿牛纯真的爱情也成为他们寄托感情的方式。

四、当代嬗变：刘三姐文化的现代转型

1961年电影《刘三姐》公映，1962年英译本《刘三姐》流传海外。“文化大革命”时期，电影《刘三姐》划为“大毒草”被禁，其在国内逐渐淡出大众视野，但是在海外不绝于耳，仍然风靡东南亚各国。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拨乱反正，“刘三姐”恢复正名，“刘三姐”文化又重新搬上大银幕。1978年广西电影制片厂出品了新版的《刘三姐》电影，由著名导演吴永刚执导，傅锦华主演。故事以1961年版本剧本为框架，又添加了新的情节，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莫怀仁起了色心劝诱刘三姐为妾，勾结官府欺压百姓，乡亲们众志成城倾力相助。但这个版本并未引起很大关注，现在流传的版本仍是1961年版。

“刘三姐是歌圩风俗的女儿”，现代化社会的冲击下，传统习俗正经历现代化转型，壮族青年塑造了新的婚恋观，田间传情没有了必要，歌圩文化中的“爱情”功能逐渐丧失，只能在表演中形成一种艺术向往。于是刘三姐文化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彩调歌舞剧，成为现阶段面向东盟传播的主要形式。1999年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首次举办，刘三姐从田间传唱转变为都市歌圩。2004年广西戏剧艺术团在原版《刘三姐》舞台剧的基础上革新，加入了现代舞的元素，在东盟各国进行巡演至今。目前的传播主要是广西戏剧院编排的新版大型歌舞彩调剧《刘三姐》。

20世纪80年代起，刘三姐旅游资源开始被开发，最著名的产品是张艺谋执导的，2004年推出的桂林大型山水实景剧《印象·刘三姐》。

2010年，广西柳州市委牵头拍摄了30集电视连续剧《刘三姐》，知名女演员舒畅担任女主角。

网络社会中，刘三姐文化的传播土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刘三姐歌谣文化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体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刘三姐歌谣以壮话、客家话等语言为主，现在已经普及为汉语普通话，向更加开放的语言体系发展，电影中的《藤缠树》就是唱词的语言载体变化的表现之一，知名歌手齐豫、罗大佑等人都演唱过这首歌，歌曲广为人知。

刘三姐歌谣文化的传播形成了两条路径：一种是平面的研究，以文字的形式记载，面向专家研究人员、研究机构和专题数据库，成果主要有《刘三姐纵横——探索歌仙千古之迷》、《广西情诗》系列丛书和《刘三姐研究资料集》等；另一种是立体的存在方式，以通俗易懂的大众文化方式展现，比如彩调歌舞剧、影视剧和山水实景演出。但不论是哪种传播形式，都是对刘三姐热爱生活、追求自由的人生本真的萃取。

当前，刘三姐已成为中国面向东盟传播的文化名片。其当年的成功在于完美契合了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各种诉求，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与东盟人民共同的文化记忆。网络社会中，刘三姐文化的吸引力对于今天东盟国家的千禧一代已经减弱。“一带一路”背景下，“刘三姐”文化需要重新包装，重新回归到每一代的年轻人之中，才能延续永久的生命力。

注释：

①梁嘉.刘三姐歌谣文化的重构与发展[J].广西民族研究,2015(05):106-113.

②张声震.壮族历史文化与《壮学丛书》——《壮学丛书》总序[J].广西民族研究,2003(1):48-49.

③梁嘉.刘三姐歌谣文化的重构与发展[J].广西民族研究,2015(05):106-113.

基金项目：本文为广西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开放基金项目“中国—东盟传媒合作机制研究：现状、保障与未来”（KF2010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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