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部学刊》

摘要：网络技术改变了人类知识的性质、形态和结构。本文以此为视角，探讨知识的网络化对科学与科学传播的影响。在网络时代，作为知识的一种重要类型，科学变得更具流动性、开放性和公共性，科学传播也呈现出网络属性的新特征。网络化知识时代的科学传播，需要重构专家和媒介的关系、实现传播多元主体的互动化和强化关系传播的力量，以构建高效、良性的科学传播系统。

关键词：网络化知识时代；科学的网络化；科学传播

一、引言

关于“科学”的界定一直充满争议，不过，至少在一点上能够达成共识：科学是知识。从词源来看，“科学”一词的英文为science，源于拉丁文的scientia，其本意是“知识”“学问”（knowledge）。到19世纪，受法国社会学家孔德（Comte Auguste）实证主义的影响，“科学”一词偏重于意指运用实验方法和定量方法“研究自然现象的学问”。现今，《辞海》将科学定义为“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1]1745虽然“科学”一词的内涵和处延随着时代的变迁在发生着变化，但“科学是知识的一种，一切科学都是知识”是确定无疑的。

作为知识载体的媒介技术决定着知识的形态和传播方式。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传播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Herbert Marshall Mcluhan）高度重视媒介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媒介即讯息”的论断。他认为，真正有意义的讯息不是媒介传播的内容而是作为技术的媒介本身，因为技术能够为人类生活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环境，这种环境对塑造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机制。[2]10在技术发展到网络成为知识载体的时代，人类对知识的理解方式以及知识的结构性质、呈现形态、认知环境和传播模式也被网络技术重构了。网络时代，知识不再线性延展、逻辑严密、脉络清晰、边界固定，而是变得混沌、碎片化、分散化、无定形、没有边界。“世界不再是一个逻辑严密的论证，更像是一个无定形的、相互交织的、不可掌控的大网”[3]187；知识是“网形式”的，存在于弥散的网络本身。科学作为一种特殊且重要的知识类型，在网络化知识时代，其本身的性质和结构、生产和传播产生了怎样变化？对这些问题的审视即是本文的旨趣。

二、科学的网络化特征

当技术发展到网络成为知识载体的时候，知识变得越来越难以与网络相分离，知识具有了网络的属性，在网络世界中，“知识不存在于书籍之中，也不存在于头脑之中，而是存在于网络本身”。[3]67知识的网络属性，改变了知识的结构和形态，也改变了知识的性质。网络时代重新定义了知识。

科学即知识，一种特殊类型的知识，一种条理化的、系统化的知识。网络化知识时代，科学也变成了一种网络。网络化科学的最终产物“就是网络本身——是曾经为出现在有限的期刊资源上而争斗的科学家、数据、方法论、假说、理论、事实、猜想、仪器、阅读材料、雄心壮志、争议、思想流派、教科书、教职员、合作与分歧，是这一切的无缝连接。”[3]244科学具有了网络这种新媒介的属性，其性质和结构正呈现出新的特征：

（一）更具流动性。传统知识论的思维方式追求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确定性知识，科学是一项严谨而保守的实践，通过精心控制排除干扰，通过重复实验验证假设，力图寻求坚不可摧、明白无误的真理。在网络上，超链接性使得每一个节点都可能连通着几十到数百个节点，只需鼠标轻轻一点，就能从一个网页到下一个网页。网络技术实现了对信息的数字化储存、搜索和提取，获取信息的便捷性、信息的丰富度与复杂度，已远远超出人们将之过滤、删减到单一、确定性结论的能力。“今天我们处在两个异化的概念中间的窄道——一个是确定性定律所支配的世界，另一个则是掷骰子的上帝所支配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是荒诞的、非因果的、不可理喻的……人类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正处于一种新理性的开端，在这种新理性中，科学不再等同于确定性，概率不再等同于无知……”[4]5科学知识嵌入到编辑、阅读、参考、讨论的网络之中，在不断地被修正、补充、完善、更替和革新。网络化的科学无比庞大，讲究实用，包容差异，永远存在分歧，而且永远不确定，处于流动的状态之中。

（二）更具开放性。网络具有开放性，这为非专业人士参与到科学活动之中提供了便利条件。讨论、整理、发现、分类、反馈的方式和渠道越来越丰富，非专业人士的主体性得以大大加强。他们参与到科学知识的生产、分享、诠释之中，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认可，从而获得了在现实生活中不具备的话语权。从协同创造中发现新知识日益受到重视，在线协作的方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各个领域纷纷利用在线协作的方式，将成百数千的科学家甚至科学爱好者的工作集成起来构建庞大的数据库。比如，全球气候的变迁、所有物种的基因以及宇宙星系的结构，甚至“整个世界”的图谱等。众多的研究者可以聚合在一起，利用计算机对这些数据库进行深入的整理、分析、挖掘，以发现其中未曾被发现过的关联、规律。[5]6科学生产的主体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

（三）更具公共性。“公共性”最一般的含义是公开性，具有可能最广泛的公开性。[6]36“就本质来说，科学是一种公有的知识，每一个研究者都把他个人的成就贡献给它，同时通过相互之间的批评得到修正和澄清。科学是一种协同的活动，我们每个人在我们前辈的工作基础上添砖加瓦，又与我们的同辈进行竞争性的协作。”[7]82科学的网络化使得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更加透明化、更加公开。在传统的以书籍作为科学公共化媒介的时代，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是相对不透明的，“纸质中介因其昂贵，以及书架空间有限，要求出版商扮演专家过滤器的角色，因此能够赋予被公开的发现以权威性”[3]208。在网络技术条件下，成本和物理存储空间的限制都不再是问题，把关过滤的控制过程也更加开放，科学的工作从开始到结束日益趋向持续、直接地呈现在公众面前。公共性还意味着公众直接参与公共事务，所有人都是参与者，都是主体。网络去中心化、公开、匿名和互动的技术特性，使公众话语权得到极大扩张，人们能够自由认知科学、参与科学、评价科学，并同科学界直接对话，网络化的科学构建的是一个去中心化、去权威化、共同协作的全新模式。

三、网络化知识时代科学传播的哲学反思

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科学突破单纯的学科领域，将广泛的社会群体裹挟进来，科学传播已经成为各界共同关注的话题。但是，目前学术界对科学传播的定义仍存争议，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最早关注“科学传播”（Scienti.c Communication）的研究者是英国社会学家J·D·贝尔纳（John Desmond Bernal）。1939年，他在其著作《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中提出，科学传播涉及科学家内部之间的交流、科学教育工作以及科学普及工作。他认为，“按照过去关于科学的概念，交流是科学家之间惟一的桥梁”，但是，“假如我们不在同时使对科学的真正了解成为我们时代普通人的生活的一部分的话，增进科学家对彼此工作的了解就毫无用处”，因此“需要极为认真地考虑解决科学交流的全盘问题，不仅包括科学家之间交流的问题，而且包括向公众交流的问题。”[8]398在我国，“科学传播”属于一个舶来词汇。我国学者翟杰全和杨志坚引入传播学的术语，进一步深化了贝尔纳关于“科学传播”的概念。他们提出，科学传播是指“科技知识信息通过跨越时空的扩散而使不同个体间实现知识共享的过程”；包括专业交流、科技教育和科学普及以及技术推广等基本形式；基本任务是把科技知识从其拥有者传递给接受者，使接受者了解、学习和分享这些知识信息；基本功能是把科学家的“私人知识”转化为“社会共享知识”，实现科技知识传播和扩散，并通过知识传播和扩散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9]本文的“科学传播”指围绕科学所进行的传播活动，科技知识以及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等在包括科学家在内的社会全体成员中的传播与扩散。

网络技术为科学传播提供了更快捷的途径和更经济的载体，更重要的是，真正实现了将“多元、平等、开放、互动”的“传播”理念引入到“科学”之中，从理念层面上改变了人们对科学的认知与理解。可以说，网络技术改变了科学的性质和结构，网络化的科学（Networked Science）具有更强的流动性、开放性、公共性；网络技术也为科学传播带来了本质的变化，“一对一的邮件，群发邮件、网站，在线信息和新闻服务等，使科学传播变得更为复杂，甚至很多人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得到一些科学知识，不知道是怎么得到的”[10]。

在传统的纸质时代，科学传播带有本质主义色彩，科学知识被认为是普遍有效的客观知识，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是没有异议的绝对事实，是人类知识的典范；可以超越民族国家、时空地域的限制。科学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或显性或隐性地发挥着重要作用，人们需要对它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掌握，因此传统纸质时代的科学传播强调科学知识的大众化过程。科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属于前后关联的两个环节，在传播之前，已经生产出了科学知识。科学知识的生产来自于权威（专家/科学家），传播则由媒体的编辑或记者去完成。在网络化知识时代，网络化的科学具有开放性，科学知识本身就是具有无限可能性的意义网络，它包含分歧、充满差异、无限流动、没有边界。它来源广泛，不为资质所限，没有明显的限制门槛。科学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可以同时发生在人们使用网络的过程中，“生产即传播”。科学知识的传递没有一定的等级秩序可以遵循，而是零乱、松散地向着四面八方播撒开来，没有中心，也不以形成任何新的中心为目标。

在传统纸质时代，科学知识的传播是单向的，科学家有义务和责任向公众传播科学，受众处于“需要知道（need to know）”的被动地位，科学传播过程中传播者与受众之间呈现“主体/客体”的二元对立关系。在网络化知识时代，网络的强大交互性、即时反馈性为受众与传播者、受众与受众之间的交流提供了渠道，受众不再满足于被动地接受信息，而是主动索引所需要的信息、主动参与生产和传播信息。受众转向了“需要分享(need to share)”和“需要参与(need to join)”。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传受关系问题即主客体关系问题。网络技术的特性使受众得以获得自主选择的主体性和互动参与的主体性，实现了科学传播过程中真正意义上的“传受一体”，传播者与受众之间表现出的是一种互为主体的状态，受众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得以凸显。

今天，科学已经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不断出现的关系公众利益的重大事件大多与科学技术领域密切相关，如转基因农作物问题、中西医论争、普洱茶致癌等。査尔斯·培罗（Charles Perrow）是美国的社会学家，他很早就注意到科学技术引发社会公共风险的问题。他认为，“科学技术曾被认为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和根本动力，但现在却日益成为当代社会最大的风险源。”[11]420在网络化知识时代，网络技术实现了科学传播的去中心化、发散式、多向度和“传受一体”化，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把关和过滤机制失效，人们参与科学传播的自主性大大提高。网络的匿名性又使得人们的个体身份模糊，责任感减弱，一旦有科技风险事件出现在人们视野中，在从众心理的驱使下，容易迅速蔓延成公共危机事件。同时，网络提供的开放式讨论空间有利于人们迅速、便利地寻找到或建立起与自己有相同观点或兴趣的社群。那些与自己原有立场和倾向不一致的观点在无形之中被过滤，同质单一化的信息流进一步强化其本身持有的观点，科学传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加。

四、网络化知识时代科学传播的实践理路

网络化知识时代，网络媒介改变了科学本身的性质、形态与结构，在为科学传播提供新平台的同时也引发了科学传播方式的变化。因此，只有在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网络媒介对科学及科学传播带来的影响的基础上构建出新的传播路径与策略，才能有效促进科学传播的新发展。

（一）重构专家和媒体的关系

媒体在科学传播中不仅仅只发挥中介、渠道的作用，“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科学的真实就像他们在媒体中所看到的一般，他们对科学的理解较少是来自于直接的经验或是过去的教育，反而是透过新闻从业人员的语言及想象所作的过滤”[12]17。尤其是网络化知识时代，迅速普及的互联网等新媒体成为科学传播的重要手段和工具，而由于网络把关人的缺失，无论是科学知识的生产还是科学知识的传播，都失去了准入门槛的制约，海量的信息得以迅速、广泛传播，泥沙俱下，难辨真伪。在网络上，“民众呼声可能被赋予颠覆科学权威的权力，科学的真理也开始依靠民意投票或辩论术”[13]71。更为重要的是，官方政策实施通常依赖科学家的象征权力，一旦专家权威被消解，政府将面临民众的舆论绑架，推行政策也将会遇到一定的阻力。[14]科学家是科学知识最主要的生产者，也应成为科学知识传播、评判的主要消息来源。因此，要从体制层面调动科学家从事科学传播的积极性，包括国家政策的倾斜、项目基金的分配等；建议设立专业的科学媒介中心，针对大众关注的热点问题或有争议的问题，及时做出澄清，为大众解疑答惑。

(二)实现传播多元主体的互动化

网络的开放性为非科学专业人士参与科学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过程提供了平台，科学传播主体变得更加多元化。在网络化知识时代，围绕着科学技术的传播，实际上存在着五大行为主体，分别是：科学共同体（包括高校及科研机构等）、政府、媒体、商业机构、大众等。他们带着不同的需求、目的和动机参与到科学传播之中，选择的传播内容、采取的传播方式和实现的传播效果都可能会存在差异。因此，这五大行为主体之间也需要建立起密切的传播关系，组成一个传播的互动网络，以使科学传播获得多元的发展推动力。

网络化知识时代，科学共同体（包括高校及科研机构等）应该在科学传播的多元主体中处于核心地位。一方面，科学共同体是科学知识最主要的生产者和最有话语权的评判者；另一方面，科学共同体需要将生产出来的知识传递给政府、媒体、商业机构和大众，展现研究的价值所在，并获得他们的支持以推动创新扩散。政府是科学发展与应用的决策者，既要确保相关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又要引导舆论、凝聚社会力量推动政策的贯彻执行，需要与科学共同体、媒体、商业机构以及大众建立积极有效的沟通反馈系统，听取各方的意见和建议。科学技术的价值能否最终实现，将直接影响商业机构的利益。作为科学技术的应用者，商业机构需要与政府、科学共同体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及时了解政策的最新变化、科技发展的最新情况，调整经营策略；也需要利用媒体向大众推广新的科技产品，促进新产品的销售。媒体是科学传播中颇具影响力的力量，是各方争取达成联盟的对象。媒体需要联合科学团体、政府、商业机构获得相关信息，影响大众；也需要联合大众，推动大众关注科学的发展和应用，对政府、科学共同体和商业机构施加影响。科技的发展对大众日常生活影响至深，大众也需要与政府、科学共同体、媒体和商业机构等其他各方传播主体建立起对话的渠道，以了解科技发展的最新动态以及判断技术应用的风险性。

（三）强化关系传播的力量

在网络化知识时代，基于网络的传播方式重新营造了人际圈。借助链接、评论、留言和搜索引擎，能够迅速积聚形成对某一议题有同样兴趣或偏好的群体，从而使网络传播呈现社交化和圈层化的特点。网络社交化的圈层中，“专业的内容生产机构不再享有王者的尊贵，而是被混同于一个由亲人、朋友、同行、志趣相投者、生活层次接近者、行业意见领袖、偶像等各色人等交织而成的关系网络和信息流之中”[15]12。人际传播网络中“意见领袖”处于传播的中心节点地位，能够成为公众意见的引领者和行动的组织者，在互联网条件下，网络“意见领袖”也是一种客观存在，科学传播的实施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这类意见领袖，充分发挥他们的引领作用，以助推整个科学传播系统的高效、良性运行。同时，由于“互联网中有很多科学信息是充满错误，甚至是危险的。没有一个经过科学的教育或培训，并具有解释上下文科学信息的人，是很难辨别和理解一些科学方面的内容”[16]，因此，要有计划、有目的地培育、打造科学传播的“意见领袖”，使他们为科学传播的有效进行发挥应有的作用。

五、结语

戴维·温伯格在《知识的边界》一书中对网络媒介技术条件下知识发生的变化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视角，即“知识的网络化”――“当知识变得网络化之后，房间里最聪明的那个，已经不是站在屋子前头给我们上课的那个，也不是房间里所有人的群体智慧。房间里最聪明的人，是房间本身：是容纳了其中所有的人与思想，并把他们与外界相连的这个网”。[3]12科学是知识的一种重要类型，我们也可以说，科学也已经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网络化的科学更具流动性、开放性和公共性。在网络化知识时代，“生产即传播”，公众广泛参与到科学生产与传播过程中，这将成为科学的危机还是成为划时代的科学的提升？归根结底，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打造出“聪明的房间”以应对科学的网络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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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龙明霞，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传媒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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