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青年记者》2017年10月下

2011年11月16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说：“调查研究是对客观实际情况的调查了解和分析研究。既要调查机关，又要调查基层；既要调查干部，又要调查群众；既要解剖典型，又要了解全局；既要到工作局面好和先进的地方去总结经验，又要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研究问题。基层、群众、重要典型和困难的地方，应成为调研重点，要花更多时间去了解和研究。”

调研报道是建立在调研基础上的，以新闻报道的形式予以呈现。各级党委政府和科研学术部门也承担着很重要的调研工作，比如各地的政策研究室和高校院所，大多会形成调研报告和论文。调研报道与之相比，内容更注重事实本身，直指问题，开门见山，语言文字更加通俗、活泼，有较强的可读性，但也存在着专业性弱等问题。

今年（2017年）8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总编室联合滇、黔、桂三地记者站对西南石漠化连片特贫地区进行调研。调研目的是发现脱贫攻坚期存在的困难和方向性问题，探寻破解之道。下面以本次调研报道为例，分析非独立环境下扶贫调研报道的开展以及带来的启发。

调研的前期准备、进行过程中时刻都要挖问题、抓问题

调研要以问题为导向，这是最根本、最基本的思路。所以，在调研的前期准备、进行过程中时刻都要挖问题、抓问题。本次调研任务要在20天内完成，时间紧，“一点多次”蹲点式对比调研方法不适合。每省区的采访力量最多不超过4个，人数少，导致“一题多点”分散式调研方式也不适合。只能选择集中调研采访，这种方式也便于集思广益，并且思想随时碰撞可及时调整采访方向。

一路人马要踏访广西、云南、贵州三省区六个县，制定一套科学有效的调研方法是必需的，确保快工出细活。经商议，制定原则如下：实地走访和座谈相结合，干部和群众相结合，书面材料和口头采访相结合，基层和上层相结合，典型经验和问题相结合。

1.人手紧，时间少，所以不得不采取实地走访和座谈相结合的调研方式。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存在“被调研”的可能性，即采访对象、现场都是排练好的。为此，各地记者站梳理了历史素材并齐聚北京交流，同时前期开展私下调研，在不预设立场的前提下搜集问题线索，做到心中有数，以防被蒙蔽。

2.采访样本要多，干部和群众相结合，书面材料和口头采访相结合。综观此次调研，共走访15个乡镇近20个贫困村，采访干部、群众、企业主百余人，积累的采访录音将近50小时。样本多、材料丰富，保证了调研的科学性，避免“一叶障目”情况的发生。在当前全员全天候扶贫的情况下，调研组周末时间也跟随基层干部采访。

3.基层和上层相结合。部分基层人员视野窄、想法少，因此调研还需要更高层面的采访对象。按照经验，调研组多选择省级扶贫办专抓具体工作的副主任，而且尽量是有基层工作经验的。

4.典型经验和问题相结合。石漠化地区较为特殊，既要看到问题，也要看到探索的成绩，保证客观的基础上寻求破解问题之道。因此，调研选择了问题较多的几个贫困县，但也包括被各省区列为试点的贫困县。

如何让调研对象主动爆料?

这次调研基本是自上而下式的采访，难免出现干部怕影响前途而心存戒备、群众看干部脸色不敢说实话的状况。如何让他们主动爆料？首先，按照调研组的要求，各地精简了下乡采访的随行公务人员，一般只要求扶贫办一名负责同志全程陪同。其次，调研组成员根据自身多年的报道经验，在各种条件下采用不同的采访方式，以求获得真实信息。具体有以下几种：

1.找共鸣，话题有突破。基层公务员也是本次调研的重点采访对象，他们对工作中的问题、困难虽然心知肚明，但往往不愿过多表达。如何打开他们的话匣子？调研组决定先营造轻松气氛，主动抛出共鸣性话题，再引出具体有效的信息。在调研后期的云南、贵州两省座谈采访时，记者为在座干部讲述在广西的所见所闻，取得共鸣，寻求突破。比如，在云南省某县座谈时，记者主动为在座干部讲述了广西官员对于第三方评估“满意度调查”一票否决的苦恼，从笑声中就知道引发了对方的共鸣，从而引发他们主动倾诉。这让干部认为不是自己主动揭开问题，而是随波之为，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顾虑。

2.盯重点，采访对象有突破。即寻找有表达欲望的对象。在广西某县座谈的自由交流环节，因有组织部干部在场，其他部门的负责人都选择了沉默。基于此种情况，每次座谈都有记者负责留意具有发言欲望的受访者。在贵州某县，一位副县长被问及上级督查问题时主动发言，但碍于一二把手在座而没有详细展开。会后，记者千方百计与他接近，获知上级各级频繁下沉督查给他们带来的负担。

在调研中，驻村干部也是我们的重点采访对象。因为他们大多来自上级机关单位，视野相对更宽，和当地没有直接组织隶属关系，说话尺度会更大。而且，这个群体长期生活在城市，下沉到农村必有深刻感触，而不像当地干部长期因“只在此山中”而缺乏发现能力。采访驻村干部往往能有意外收获。

3.打掩护，搞突击。因为行程中大多有公务人员随行，这可能对记者下乡采访造成人为干扰。在舆论监督报道中，参与的多个记者经常分扮“红脸”和“白脸”，取得采访突破。这种分工合作的采访方式，在本次调研中也有使用。

在贵州、云南部分农村走访时发现，当官员和群众、上级和下级在一起时，往往是前者主导话题方向，记者听真话、实话不容易。为此，调研组成员根据自身所负责的主题，各自盯人采访，无形中将他们分隔开来，互相做了掩护，避免干扰。如果遇到干扰情况，调研组成员在微信群内发一个信息，即另有他人前来采访“干扰者”，将其巧妙支走。此外，为了能够了解真实情况，调研组临时砍掉官方安排的不必要的行程，在基层“推门而入”或者要求临时增加采访对象。

4.“无章法”式提问，打破常规。主题采访往往采取集中提问、步步深入的方式进行，这让受访人很容易得知记者意图，进而规避或圆滑处理。为此，调研组将各个具体问题“化整为零”式打乱，在不同时间或者由不同记者采访，获得有效信息后再整合。亦可采访不同的知情人而得到同一主题的内容。

广西某县计划通过土地优惠、贫困户贷款入股等措施，推动淡水龙虾扶贫项目，这在全自治区都鲜有听闻。项目是否科学、是否有成功经验、是否有市场、存不存在盲目性等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如若集中提问，质疑未免赤裸裸。记者在一天时间里，在不同场合、时间采访了不同的知情人，最后整合素材后得出初步结论：该县连淡水龙虾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市场价多少也不清楚，项目实施多少具有盲目性。

5.充分利用工作外的时间。正规场合、正襟危坐，当事人的表现往往不自然或瞻前顾后、顾虑颇多，这也妨碍了记者获取真实、有效信息。对此，调研组会及早地结束正规场合采访，并利用工作餐、上厕所、坐车赶路等机会积极引出话题，在聊天中采访。三省区的村组干部待遇低，这支最基层的扶贫力量正在流失，影响不言而喻。这是记者在和乡镇干部、村干部吃饭、抽烟时得到的线索。

整个调研过程中，不论走到哪，所有记者都在和人聊天，连开车的司机都没有放过。除了正式采访，其他场合气氛更加轻松，受访人防备心也不强，表达会更加真实、生动。

要挖问题、敢质疑，努力求解

在采访过程中，大量的素材得到积累，但同时要进行梳理，要挖问题、敢质疑，努力求解。这其中，调研组遵循的原则如下：

1.有长远考虑的前瞻性。问题本身有一个从小到大发展的过程，通过调研可以发现苗头性问题并将其揭示出来，在萌芽状态解决。“持续、稳定脱贫，防止快速、大面积返贫”是本次调研的一个重点。中央将全面脱贫时间定在了2020年，这期间各种力量集中发力。过后，扶贫力量、力度是否会出现减弱，进而导致返贫？比如，多地发展养牛产业，贫困户免费领牛并将其养到标准体重后由公司回收。但企业方面更倾向于自己规模化养殖，只不过当前享受各种扶贫优惠政策而不得脱身。如此看来，扶贫企业和贫困户的利益关系在2020年前是稳固的，但之后存在不确定性。现在问题尚未显现，但必须未雨绸缪，眼光前瞻。

2.注重挖掘问题，也要重视求解。对于扶贫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错误做法，媒体需要进行监督，但调研报道不能像一般的批评性报道那样只触及表象，更不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而要着力提出解决问题之道。本次调研中，我们发现地方的一些做法欠妥、违背中央精神。比如，在实施异地搬迁工作中，有的安置点建设在原址几百米外，基本是“从山上、山腰搬到山下”“从农村搬到农村”。这种做法只是为贫困户、贫困村改善了居住条件，因为交通没有改善、生产资料依然靠原有零星土地，所以这种安置方式对于长久稳定脱贫作用不大。后经采访得知，石漠化地区“八山一水一分田”，连片平坦的土地资源紧缺、就业机会不多，所以一些县选择零散就近安置搬迁户也是无奈之举。调研报道如果只说现象和弊端就失去了意义。随后的采访中，记者接触各级干部时着重寻求解决之道。在贵州黔西南州，当地跨县区来解决用地、就业问题，同时配套教育、社保等政策，一步到位让农民变市民，实为创新之举，调研组也找到了一个答案。贵州的做法属于典型经验，有人不将其列入调研报道范畴，其实不然。从上述事例就可看出，调研过程中发现问题后，或许正面典型就是打开疑惑之门的那把钥匙。

3.独立思辨，敢于质疑。精准扶贫过程中，有的地方措施实实在在，有的却在玩弄数字游戏，施放各种“烟幕弹”。记者如若不敢质疑，只记录表象而不主动思辨，则有被蒙蔽的风险。广西鼓励贫困户将政府贴息的5万元扶贫贷款入股当地乡镇企业，每年可以得到分红4000元。在采访中，大多数干部将此做法作为经验来介绍，让人以为这可以当做金融扶贫的典型经验。对于任何新生事物，调研组都抱质疑态度。贫困户从中具体能得到什么？模式是否可持续？有何风险？一系列的问题，需要在采访中重点加以了解。经过思辨和继续调查后发现，这种模式有“数字脱贫”之嫌，没有充分发挥扶贫资金应有的带动性，且贷款3年期限导致模式不可持续，也存在监管风险等问题。

综合来看，本次调研也多有遗憾，分析有二：一是调研手段不够多样化。此次调研以口头访谈为主要方式，问卷调查等手段没有充分被利用，科学性可以进一步提高；二是研究能力有待提高。调查是积累素材的过程，而研究是对一系列现象加以分析，使认识更加深入，触及本质，找到问题根源。虽然调研前后有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相关专家提供智力支持，但在调研过程中未将跑口专业记者纳入其中，导致调研组总体研究能力有所缺失。

借扶贫报道提高调研报道水平

扶贫调研报道属于新闻扶贫的一种。何谓新闻扶贫？如何进行新闻扶贫？各家媒体理解不同。笔者注意到，不少媒体利用自己的电商或者信息平台，帮助贫困村、贫困户销售土特产。也有的媒体派出高颜值的小编通过网络直播进行推销。在很多人眼里，这是“互联网+扶贫”，名头不小。

对于扶贫，媒体应该承担起应有的责任。这个责任不仅仅是为了应付上级任务而派记者驻村与农民同劳动，也不仅是靠一场网络直播吸引眼球为一个村卖几车西瓜。媒体应该发扬沉得下心、蹲得下身的优良作风，充分发挥智力优势，站在高处，着眼长远，力求解决扶贫工作中普遍性、长远性、苗头性问题，如此扶贫既治标也治本。调研是达到此目的的必经之路，调研之风应该持久发扬并提倡。

而在现实中，有的媒体将调研报道局限在“报道领导调研”；有的极力挖掘典型经验和典型人物，即便其不够典型资格；对于明显浮现出的问题不细究、过问，只看成绩、不看问题。这些做法是记者和媒体不专业、对工作不负责的表现。精准扶贫给媒体记者提高调研报道水平提供了一个好机会，也是历练务实作风的好平台。

（作者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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