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青年记者》2017年10月下

今年（2017年）9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习总书记引用并肯定了6月5日人民日报“经济周刊”刊登的《驻村三记》。《驻村三记》是我2017年5月在内蒙古杭锦旗巴拉贡镇昌汉白村精准扶贫驻村调研后写的。习总书记的肯定，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荣耀，也是对我新闻扶贫的莫大鼓励。下面结合自己多年做扶贫报道的经历，谈一些感受。

耐得住寂寞，多花苦功夫、笨功夫

我从事扶贫报道已经12年，算一名资深扶贫记者了。回头来看，感慨良多。我2004年参加工作，当时的人民日报经济部农村组人多口少，2005年组里安排我跑口扶贫报道。记得2006年5月，我专访了当时的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坚，发了篇稿件题目为《扶贫开发不能边缘化》。事实上，当初扶贫真的很“边缘”，扶贫办一年到头没几个会，好不容易开个会，新闻稿还经常刊登不出来。我感觉浑身有劲使不上，挺没成就感，一度很消沉，甚至动过转行的念头。当时的部门主任皮树义鼓励大家做T字型记者，把自己的口跑深跑透，画长T字那一竖的同时，扩大关注范围，画长T字那一横。我听着挺有道理，决定先把扶贫报道这“一亩三分地”耕种好。

活少就主动找活。很多扶贫办的现场会、工作推进会，主题从当时新闻的角度来衡量，似乎没那么重要，而且都在很偏远、条件很差的贫困山区开，但是我都尽可能地争取参加，很多时候我是进行采访报道的唯一一名记者。因为这样的现场会太苦太累，投入大产出低，很多别的媒体的跑口记者认为不值得参加。很多工作会议明知发不了稿，我也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参加，当做增进对行业了解的机会。我跑了不少贫困地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深度贫困地区，日积月累，对扶贫的了解越来越深入，稿子写得也多了起来。

这些年花的笨功夫、苦功夫没有白费，积累厚实，才能更好地抓住机遇。2011年11月底，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比2009年1196元的标准提高了约92%。这个会议我没有参加，当天傍晚看到会议新闻通稿后，感觉这是个大新闻：为什么要这么大幅度提高扶贫标准？标准提高后，贫困人口增加1亿多，为什么敢这么做？我当即联系扶贫办，希望能解读这个新扶贫标准，经过努力，时任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同意接受采访。晚上我赶到会议代表驻地现场采访，稿子当晚上版，第二天很多媒体转载了这篇独家权威解读。

访贫知贫，才能更好地新闻扶贫

2012年人民日报经济社会部组织的“走基层·贫困山区行”大型采访，让我至今印象深刻。那次，我来到乌蒙山区的云南省大关县上高桥回族彝族苗族乡大寨村采访。那是7月的一个午后，大雨过后，驱车沿着泥泞不堪的土路盘山而上，随时都有滑下山崖的危险，中间还遭遇了滑坡泥石阻路。我深一脚浅一脚地步行了好长时间后，终于到了大寨村所在的牛角湾梁子。破旧不堪的茅草房里人畜混居，大半间是猪圈。苗族老人张定清一动不动，蜷缩在黑漆漆的房子一角。房子的另一角，是一堆发了霉、长了芽的土豆，这是老人平时的口粮。当老人接过我们捐给他的500元钱时，他的眼神非常让人看不懂。随行的村民小组组长给他解释，这是100元的人民币，一张就能买好多盐巴。小组长告诉我们，老人72岁了，还从没见过100元这么大面值的钞票。由于房子没有立足之地，老人也不会说汉语，所以我没能和老人直接交流，转而采访了别的贫困户。

采访回来，我写了篇《“贫困死角”不是被遗忘的角落》，文中描写了张定清老人的深度贫困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没体现他的心声。2016年2月，我回访大寨村，很想弥补上次的遗憾，但张定清老人已经过世。这件事给我挺大的触动：不远千里，翻山越岭，这么费劲地来一趟，面对如此的深度贫困，我却错失了一次深度采访的机会。而这样的采访机会，在追求快节奏、高效率的当下非常难得。不走进贫困户的内心世界，不零距离倾听他们的心声，怎么更好地新闻扶贫？自那以后，我每次采访都尽可能多地倾听采访对象的心声。

越深入采访，越能抓到好新闻。4月底5月初，中宣部组织为期一个月的精准扶贫驻村调研采访活动，我非常珍惜这次机会。每次采访，都问得很细很全，采访一户贫困户平均要花上两个小时。昌汉白村贫困户白三子掀起上衣，露出肚子上那道深深的血管瘤手术伤疤；郭建祥对外出务工顾虑重重，一个劲地猛吸烟，这些画面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驻村蹲点结束后，我在人民日报“新农村周刊”开了个“蹲点手记”系列言论栏目，争取写出来的言论篇篇沾泥土、接地气。其中，《扶贫干部少些文山会海》一文，短短1100多字，既有“基层干部一年开280多场会、同一主题的会开4遍”“第一书记不时为填表熬夜加班”等鲜活事例，又有“基层干部都忙于开会填表，谁来打通政策‘最后一公里’”的思考，还有解决问题的地方探索实践。

习总书记曾经说过：“基层跑遍、跑深、跑透了，我们的本领就会大起来。”在“11·7”讲话中，他又勉励我们做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者。这就要求我们在工作中既要“站在田埂上找感觉”，也要“站在天安门上想问题”，这样才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做到这点有时真的不容易。去年年底，人民日报经济社会部农村组组织了“脱贫一线新观察”系列采访。深入采访发现，地方高度重视脱贫攻坚工作，贫困群众获得感也很强，但也出现了一些倾向性、苗头性问题。脱贫时间层层加码，一级比一级往前赶；年终考核，贫困县如果位列连片特困地区倒数10%，主要领导就要被免职，于是工作压力层层传导，基层扶贫干部压力很大。一位在原单位即将退休的老同志，主动请缨去贫困村担任第一书记，自己掏钱给贫困户买鸭苗，由于贫困户养殖技术不过关，鸭子死亡率偏高，这位第一书记因此被行政处分。我理解地方上有很多实际的困难和苦衷，很多做法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确保如期脱贫摘帽。但中央的态度很明确，脱贫攻坚要保证质量，对于地方出现的这种脱贫急躁症要坚决予以纠正。因此，我们实事求是，在肯定地方脱贫攻坚成效的同时，也把当地脱贫急躁症的症状给翔实地写了出来。文章见报后，影响很大，省委书记做了批示，地方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这篇稿子，作为牵头联系地方和主笔的记者，对地方我怀有深深的歉意。但对于这样的报道方式，我的态度是坚定的，因为这样做才是对上、对下都负责，才值得党和人民信赖。

新闻工作者“下接地气”的同时，还要“上接天线”，做到“顶天立地”。驻村一个月，我觉得应该把驻村点上的情况放到决战绝对贫困的大背景下来写。脱贫攻坚推进到当前，绝大多数贫困村和我所驻的昌汉白村一样，如期脱贫摘帽的难度并不是很大，但贫困户要稳定脱贫还面临不少挑战。而只有稳定脱贫，才经得起时间检验，才是对人民负责。因此，《驻村三记》选取了“他们为什么贫困、稳定脱贫靠什么、打工机会在哪里”这三记，记录了典型贫困农村脱贫攻坚的真实进程，指出了当下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给出了解决的思路。这篇文章既有温度，又有深度，我理解这正是其引起强烈反响的深层次原因。

更好地报道“三农”，必须身近心近

驻村期间，除了做好新闻报道本职工作，我还为村里做了些“兼职工作”。昌汉白村村民稳定脱贫面临两大挑战：其一，种植收入不稳定；其二，打工收入难以持续。我推动村里办成了三件关乎持续发展的“大事”：第一件，看到村里的电商扶贫在缓解卖难方面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同时希望借助更大的平台对接更大的市场，我为村里的电商扶贫中心牵线搭桥到苏宁易购和京东；第二件，促成村里将撂荒五年的两千亩集体土地承包给某龙头企业，这将每年为村集体增加10万元的收入，提供100多人的打工机会，同时示范带动村民调整种植结构，让黄土更生金；第三件，促成内蒙古千牛服务集团结对帮扶昌汉白村，年内为村里培训、转移就业80个剩余劳动力，为他们带来稳定的打工收入。通过办这些实事，我对国情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发包集体土地，前后14天，大会小会开了10来场，一度濒临流产。因为在第二轮土地承包中没分到地的“代管户”要求承包集体土地，还有部分村民对村集体发包土地缺乏信心。最终充分发扬民主，先把集体土地流转到13个生产社，再由各生产社自行决定是否发包给该龙头企业。虽然最终发包成功，但曲折历程也让我明白，农村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更是不易。因此，身近心近，才能更好地了解乡土中国，才能更好地报道“三农”。

对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报道的建议

1.借鉴蹲点调研经验，继续采用深度采访形式。精准扶贫驻村蹲点调研，深入践行“走转改”“三贴近”，各方反响好，参与者收获大。一个月在一个贫困村蹲点，深度上得到了充分保证，但广度上略有局限，一些报道视角较窄。可以一个村驻一星期左右，这样基本能把情况摸透，再留出时间拓展采访范围，更好地实现点面结合。

2.多些读者导向，公开报道多些内参思路。扶贫并不是一个新闻性很强的报道主题，普通百姓关注度也并不是很高，他们更多地想了解贫困状况、扶贫情况，想多了解基层。对扶贫工作，高层十分重视，各级政府非常关注。因此，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报道要取得更好效果，就要多些读者导向，多向普通受众展示深度贫困，这也是很好的国情教育。同时，公开报道也要多借鉴内参思路，除了报道好成效、好典型、好经验、好做法，还要多报道些高层想了解的真实情况与困难，比如：深度贫困地区区域发展、脱贫攻坚面临哪些特殊的困难？现在常规的扶贫办法在深度贫困地区是否管用？是否需要加码或调整？在此基础上，针对这些困难与问题提出针对性的解决建议。

3.丰富报道形式的同时，更好地寻找解决方案。精准扶贫驻村蹲点调研报道形式丰富多样，传播效果很好，但深度报道和内参较少。深入下去肯定能发现不少问题，但困难在于很多问题发现之后提不出很好的解决方案。建议扶贫办多推荐对扶贫问题真有研究的专家和部门资深官员接受采访，把前方发现的问题与后方的解决方案精准对接，更多前后联动，这样记者可以采写更多更有影响力的报道，也能更有力地推动实际工作。

（作者为人民日报经济社会部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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