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青年记者》2017年12月上 

“人到中年，很多东西都能够放得下了，但只有对做新闻这一件事依然执着。”工人日报社编委、要闻部主任王金海说，他在工人日报23年了，一直没有换过地方。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23年，那就是：“做了一个报纸编辑应该做的所有事。”

做新闻

“我喜欢做有难度的，不喜欢做一眼就能望到底的新闻。”王金海说。

2007年年底，时任工人日报社经济新闻部副主任的王金海主导做了一组舆论监督类的报道，栏题是“深圳：转租公房收入要‘全部吐出来’追踪报道”，历时一个多月，共8篇报道。

住房公平问题一直是上至政府下至百姓都十分关注的热点。当时，南方都市报发的一条短消息引起了王金海的注意——深圳市市长在一次会议上提出，要杜绝开着奔驰、宝马要房子的不合理现象，深圳市公务员转租公房的收入要全部吐出来，拒绝退房的公务员将予以开除。

这条消息有个背景：深圳市政府派出了一个考察团，分成10个专题组分赴新加坡进行为期5天的考察，其中新加坡和香港将伪造资料骗取公房列为严重违法的做法，引起了深圳市领导的关注，因为深圳就存在这样的严重问题。于是就有了上述的表态。

王金海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好的由头，里面有文章可做，后面发展成事件性新闻的概率很高”。

看到南方都市报发的这条消息的当天，王金海与时任工人日报驻深圳记者站站长高铸成联系，请他核实相关信息，并重新采写稿件。经过两天的采访，首篇报道于2017年10月27日在工人日报经济版头条位置刊发。工人日报的介入，是这一事件的一个重要拐点。深圳市政府将这一问题提到了工作的重要日程上来。在报道见报的次日，深圳市国土局对该市公务员占用廉租房情况进行了摸排，列出了详细名单，并向违规占用、转租政策性住房的人下达通知，要求他们在11月10日前办理退房手续。

信息传来，大家很兴奋，决定一路追踪下去。“不过，如此短的时间内，清退工作能否顺利完成？转租公房获利者可都是手握一定权力的公务员啊，让他们‘全部吐出来’会出现什么样的抵制？会不会出现雷声大雨点小、最后不了了之的结果？”王金海回忆说，大家当时心里都没底。

经济新闻部给深圳记者站打电话了解情况，记者站反馈回来的信息是：退房令一出，四处都是观望的气氛。有的公务员说“这次看样子是真的”“不退恐怕不行，对前途不利”。根据这个情况，王金海决定将采访的落点放到新闻现场，并打电话请记者深入廉租房社区“抓活鱼”。于是，深圳记者站兵分两路，一路潜入社区，一路仍盯着市政府。站长高铸成来到廉租房被转租最为集中的福田区梅林四村，目睹了“搬家大军”集中搬家的场景，并采访了小区租户、物业……获得了第一手新闻事实；深圳记者站的李泓在市政府相关部门，看到了有人排队退房的情景并进行了采访。

10月31日，工人日报发出了第二篇报道《深圳着手清理公务员违规占房（引题） 敕令占房者11月10日前退房（主题） 四天来陆续有人前来办理退房手续，身后数百人排队持申请等待空房（副题）》。11月8日，发出第三篇报道：《“退房令”大限将至 违规户成批搬迁（引题） 一廉租房小区内搬出400余人（主题） 周围房屋租金随之迅速攀升（副题）》。11月10日，再接再厉发出第四篇报道：《还有一天！深圳“退房令”大限步步逼近——市长再发令：“不管谁打招呼批条子都不能手软”》。工人日报舆论监督的力度越来越大，深圳市民拍手叫好。我们把市民的反响也如实写进了报道。此时，对于深圳市政府来说，这件事已经没有退路了，必须做到底了。但就在这个关键时候，记者站却有点“软了”，后续的稿子接不上了！什么原因？记者站反馈说：“深圳的公务员恨死工人日报了，他们说明年不订工人日报了。最近，记者站开始感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

做新闻尤其是舆论监督类型的新闻，遇到阻力很正常，这个时候记者最需要的是编辑部给出一个坚决的态度。否则，记者会在犹豫中放弃报道。王金海请时任总编辑孙德宏出面打电话给记者站“打气”。“做舆论监督，最重要的是如何解除记者站的后顾之忧。毕竟，记者站不同于编辑部的编辑，他们是要长期生活在当地的。”王金海说。

有了总编辑的支持，记者站的思想顾虑解除了。第五篇稿子在11月13日刊发：《对象扩大到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员工（引题）深圳公房清退期限推后10天（主）》；进度放缓了，但报道的节奏不能松下来。王金海开会讨论后决定：进度是硬新闻，等有了料再报；当前将采访方向放到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上来……于是，在11月16日发出了第六篇报道：《深圳起草住房保障条例，为解决住房公平立法（引题）转租公房获利者将被视为违法（主题）骗取转让出租政府保障房最高罚三万元，申请保障房“僧多粥少”，效法香港新加坡设计出“轮候”制度（副题）》。“能够促进当地立法，这是这组追踪报道的一项最大成果。”王金海说。11月21日，发出了第七篇报道：《大限已到，深圳清退工作初战顺利（主题）已清退政策性出租房808套（副题）》；12月12日，发出了第八篇报道：《深圳：1145套政策性租房成功收回（主题）8名未退房者姓名及租房信息在全市媒体上曝光（副题）》。至此，整组报道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在这组追踪报道中，无论是从报道方向的确定、刊发时机的把握上，还是在稿件的编辑以及标题的制作上，王金海都是深度介入。“深圳这组稿子属于比较典型的‘动态策划’，整个过程有起伏、有反转。”他认为，新闻策划分为“静态策划”和“动态策划”。“静态策划”像是在打“死靶子”，而“动态策划”就像在打“移动的飞碟”——因为新闻是不断在变化的、走向是不可预测的，所以它非常考验编辑的洞察力、把握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

“舆论监督，不能过把瘾就死。它既要‘惩恶’也要‘扬善’，要宣扬社会公正、促进社会进步。这才是一张大报应有的态度。”王金海说，“这一点，我用了很长时间才明白。”

守夜人

王金海自称是工人日报的“守夜人”。自从1994年调入工人日报社，他的第一个工作岗位就是夜班编辑，之后转圜于新闻中心、经济新闻部、要闻部，但无论在哪个部门基本上就没断过上夜班。当个好编辑，也就是完成了从“记录者”到“影响者”角色的转变。

在纸媒时代，夜班是新闻生产流程的最后一道关口。一条稿子从发现线索开始，到采访、成稿、编辑、上版，最后会以什么样的效果呈现给读者，夜班编辑的作用非常关键，因为他就是那个“画龙点睛”的人。

夜班承担的责任之重以及由此而对编辑的要求之高，远非外人所知。调到要闻部当主任后，王金海经常对年轻编辑说，夜班是新闻出版的“总闸门”，能否把得住、把得牢，能否做到热点难点面前“不失语、不乱语”，能否做到既讲政治又追求专业，这是非常难的事情，而我们要干的就是这样难的事情。

在常人看来，上夜班不就是画个版吗？这有啥啊？如果哪个年轻编辑这么认为，王金海一定会跟他急！在王金海的心中，画版是一门艺术。

二十几年间，他将“版面语言”升华成了艺术：在一个版面上，突出什么、不突出什么，强化什么、淡化什么，一条新闻、一张图片、一篇文章，放在什么位置，用什么字体，做几行标题，是否加框、是否套红……这些，他闭着眼就能规划出来，你一发问他张嘴就来。

王金海对研究“版面语言”的兴趣和动力可以追溯到1997年。当年7月1日，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中央级各大报无一例外地以重大新闻的规格报道了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等新闻内容。如何安排版面才能表达出这一重大历史时刻，成为6月30日工人日报社夜班讨论的大热点。“报社总编辑、值班副总编辑、部门主任们都到了夜班编辑室，拿出了几套版面方案，但看来看去都不理想。最后，时任总编辑张宏遵决定，拿下报头！把新闻照片顶上去。这个方案当时把我给震住了：将报头拿下来移到报屁股那里，腾出位置来，在最上面发了通栏照片和通栏套红标题——《香港今日回归祖国》。没想到报纸的版面还能这么做，这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力。”王金海是当日一版夜班编辑，他觉得自己被“灌顶了”，对版面的理解突然之间“开窍了”。工人日报这一天的版面，获得了第八届中国新闻奖（1997年度）报纸版面二等奖。

从那时起他对画版产生了兴趣。值完夜班，白天是休息时间，他在报社资料馆一待就是一下午。因为资料馆有报社订的几份港台报纸，在上世纪90年代港台报纸的版式比内地报纸要“先进”。之后网络时代到来了，很多欧美著名大报的版面也能够看到了。王金海对这些海外报纸进行了深入研究，后来将其中一些版面语言运用到了工人日报上。

在经济新闻部当主任时期，他彻底改变了工人日报经济新闻版的面貌。那几年的经济版，即使今天再看，依然“不过时”，充满朝气。那几年，经济新闻版在内容与价值取向上的改变，可以说比版式更大——从头条到报尾，每一个位置都变得重要起来。在他的推动下，版面上硬新闻增多了，时效性大大提高，主打新闻几乎两三天就能推出一个。与此同时，那些让人深感“面目可憎”的工作性报道则被他毫不留情地“请”出了版面。在很长时期里，经济版成了同事口中工人日报“最好看的版”。

而这些改变，大多是他在上夜班期间完成的。王金海当经济部主任期间，曾经有半年白班、夜班“轮轴转”。他上午稍事休息，下午带着白班编辑策划、组稿、编稿，晚饭就在办公室吃，然后直接上夜班。

“白班、夜班都是我经手，稿子的来龙去脉、质量高低都一清二楚，编辑思想在版面上落实起来不会走样。这种‘打通式’干法，还挺爽的。”王金海回忆说，那真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但是，他半年“没见过早晨的太阳”，脸色明显变差了。亚健康，就这么悄悄地来了。到要闻部后，上夜班更成了家常便饭，一周要上6天夜班。自从被任命为报社编委后，王金海开始值大夜班，一周上7天，连续值半个月不休息。

“我不讨厌值夜班。”王金海说。而他在上夜班时，精神头儿是最好的。20多年的夜班干下来，王金海的家庭生活也“夜班化”了。在值夜班的那半个月，他每天晚上7点钟都会坐在电视机前看《新闻联播》，看是否有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活动，因为这决定着次日的头条是什么。

带队伍

王金海对年轻编辑、记者的培养很下功夫。对年轻人，他给予了他所能给予的一切历练机会、学习机会。他培养出来的年轻人，如今有的成了报社的业务骨干，有的已经走上了部门领导岗位。他带队伍讲究“宽严相济”，在业务上要求很严苛，而在生活方面又很宽松。

曾经，有29个国务院系统的部委局办的口儿都归在经济部，平均每个记者要跑好几个口儿。来自发改委、国资委、商务部、工商总局、海关总署等等的稿子每天源源不断，但大部分是属于工作性的，新闻价值不高。因此，作为经济部主任王金海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枪毙其中的“垃圾稿”、抢救其中一些有价值的稿子，把关之严搞得跑口儿记者发稿异常艰难。他在例会上多次与跑口记者切磋一条消息的不同写法，最后明确提出两条见报要求：第一，稿子是写给读者看的而不是写给消息源看的，稿子必须回答三个问题：1.部委局办的官员们说了什么或决定了什么？2.为什么这么说或做这个决定？3.对读者的影响是什么？ 第二，必须植入“新闻背景”。“新闻背景”可以是一些数据，一些过去的事情，甚至是一些藏着掖着的动机与目的，是新发生事实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事实间的关系，是事实存在的那个环境，是黏在事实后面的那个东西，是更多的事实。“如果这两条做不到，就毙掉！”

在要闻部当主任时期，他对编辑、记者的严格要求更多体现在政治素养方面。“办报的头一条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这是一个坚决不能碰的底线。要闻部的编辑要随时保持清醒判断，在重要关口能够拿得出本领，关键时刻经得起考验。”这是他的口头禅。他会随时随地拿出来说一下， 让大家“警钟长鸣”，不能犯政治错误。

他在要闻部建立起几项制度规范。一个是加强业务研究，首要的抓手就是学习人民日报一版的规范。他购买了《人民日报版面备要》发给大家，带头学习、讲解、领会人民日报各种类型的重大报道套路，比如：党代会怎么报，总书记调研考察、指导工作的新闻怎么报，重要节庆纪念活动、外事出访活动、重大案件、领导人逝世等怎么报。

另外，是在部门中推行“师带徒”制度，即让新入职的“生手”跟随一个有经验的副主任或大编辑，一同上夜班上白班，在一起摸爬滚打半年或一年，直到“上道儿”为止。在报社开展新人到记者站锻炼实习一年活动之前，王金海一直都是自己想办法联系记者站，让分到本部门的新人去某个记者站做短期实习——进企业蹲个点、和职工待上几天、见识一下各级工会什么样，总之从校门出来必须接一接地气，熟悉一下工人日报的主要采访对象。

王金海还建立了重大采访经验分享制度。像汶川地震、鲁甸地震、“东方之星”客轮翻沉、王家岭矿难等等这些突发事件，只要是本部门记者去了、本部门的编辑直接参与策划了，他都要安排出小半天时间召开座谈会，请当事记者或当事编辑分享，让大家通过提问与讨论来吸收经验、吸取教训。他要求记者讲话时必须讲清楚：在新闻现场是如何处理碰到的各种具体问题的？比如，如何搭上军车快速抵达震源中心、如何在医院里让伤亡人员家属接受你的采访、如何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第一时间传回稿件。往往，这些对实战过程的分享，对渴望上“战场”的年轻编辑记者的成长大有裨益。

给大家营造一种自由的、创造性能释放出来的工作氛围，让大家能够愉快地去工作，是王金海一直在努力追求的管理目标。要闻部是报社编辑部里加班最多、承压最大的部门，没有之一。因而要闻部的人“一脸高度紧张”是常态表情，所以需要经常性地释放压力。大家发现，在一起吃工作餐是最放松的时刻。王金海招呼大家下楼去吃饭，每人点一个自己喜欢吃的菜，一开饭，紧张的气氛就随之散去，欢声笑语又回来了。人不能老是绷着，话也不能总是工作语言。于是，加班之后必有一个小饭局，大家说些有烟火气的话，就成了约定俗成的一件事。

“扬善于公堂，规过于私室。”对于年轻人的培养，他的工作方法主要是以表扬、激励为主。如果年轻人哪些方面出了毛病，他就会把人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关上门，一对一谈话。

有人问他：“你干了23年报纸编辑，新闻的三昧究竟是什么？”“如果新闻三昧是一个果的话，我还没有证得；如果新闻三昧是一壶水的话，那我这壶水还没有烧开。这个问题我必须老老实实地回答你。恐怕让你失望了。”王金海说。

（作者为工人日报要闻部编辑）

王金海：中共党员，现任工人日报社编委、要闻部主任，高级编辑。自1994年起历任工人日报社夜班编辑室编辑、新闻中心一版编辑、经济新闻部主任等职。曾6次获得中国新闻奖，2016年获得第十四届长江韬奋奖（韬奋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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