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见证》:40人动情讲述40年改革故事
日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推出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别报道《见证》由中国方正出版社正式出版。而从10月1日起,这组广受好评的报道迎来了第二轮播出,反响依旧强烈。
“节目刚刚推出8集时,出版社就主动‘找上门来’,这样的情况对一档电台节目来说并不常见,也充分说明了《见证》的内容过硬。”《见证》总策划、中国之声新闻节目中心副主任高岩不无骄傲地告诉《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
历经半年多时间策划,参与创作人员达40多人,视角之独特引起业界关注,故事之耐听广受受众好评,微信、短视频在新媒体平台上屡屡刷屏——可以说,《见证》是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报道一次很成功的示范。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报道以“40年40人”为题的媒体并不少见,《见证》究竟有什么不一样?
选合适的人,
用亲历还原历史重大转折
2018年5月11日,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40周年纪念日,《见证》开篇即推出了对该文主要作者胡福明的专访,第一期节目《胡福明:最好的文章是能在历史上留下印记的文章》也是在这一天播出的。
《实践》一文拉开了中国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序幕,是改革开放历史上浓重的一笔。采访中,胡福明的深情回忆既饱含对解放思想的认识,又融入了他对改革开放的思考,体现了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时代情怀,一经播出就引发了听众、网友热议。
高岩告诉记者,《见证》以此为开篇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并且选择对的人始终是《见证》的重中之重。 “《见证》跟一般意义上的‘40年40人’不一样,就在于选题角度不同——我们不是要做人物报道,而是要展示改革开放40年波澜壮阔的进程,因此,重点是找到那个时间节点上合适的人,再通过人的视角还原改革开放历史的重大转折和突破。”
回望40年改革开放大潮,《见证》系列里有思想解放的先声,有农村改革的探索者,有特区建设的领路人,有教育、医疗进步的推动者……《见证》没有忘记胡福明、严金昌、郭凤莲等率先“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先锋,对《火车上的中国人》拍摄者王福春、大亚湾核电站首任中方厂长濮继龙这样的“非新闻人物”也格外偏爱。
《见证》系列的旁白解说郭静,对王福春的摄影就有强烈的共鸣。“那个时代的绿皮车,那些火车上的中国人,那些旅途中生动的场景,很多我也是亲历者。”在郭静看来,王福春用镜头记录下了40年间列车上的人生百态,“这样的‘普通人’在改革开放40年这样的宏大主题中,是不可或缺的。”
同样是《见证》挖掘出来的人物,濮继龙也几乎没有接受过媒体采访。“濮继龙是我们挖掘出来的人物,解密式地还原了一些历史细节,采访相当精彩。”高岩坦言尽管找人的过程很漫长、筛选很痛苦,甚至“名单不停在变”,但也不断有惊喜。
“《见证》就是希望通过这些真正的见证者、亲历者的视角,去还原改革开放历史的本来面貌。回过头来看,这40个人每个人都有其独特性、代表性,对他们的采访形成了一部全面、真实反映改革开放40年的有价值的口述史。”高岩说。
讲好故事,
为好听耐听反复打磨
作为一个主题式报道,《见证》难就难在,怎么在理解历史的基础上把故事讲得好听、耐听。这对于《见证》创作团队来说是巨大挑战,特别是主创中除了几位策划人、审稿人年纪稍长,一线记者通常只有三十几岁甚至更小,对于改革开放的历史缺乏深刻认知。
为此,《见证》在策划之初就找来了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等专家给记者们讲课,为报道定“调子”——做好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宣传报道,既要回顾40年来的改革实践,抓住40年来中国巨大变化的主线,更要挖掘改革开放40年形成的伟大的时代精神;在选题操作过程中也不断给记者提要求,达不到水准就打回去修改,反复打磨。
高岩坦言,《见证》绝大部分稿件都有返工。很多稿子停留在典型人物报道的层面,但《见证》的要求是既要还原历史又不能限于个人观察,要把其人其事放在改革开放的历史篇章中去评价。既要讲好人物故事,更要注重稿件的思想性。
记者们也着实下了一番苦功夫——
采访胡福明,记者丁飞感到最大的挑战在于,胡老的文章和故事已为人所熟悉。“在故事之余,我希望从个人与时代、一群知识分子和时代的角度去解读他。也就是说,如何从今天回头去看这篇文章的时代意义。”前前后后,定稿历时8个月;文章的背后不仅仅是胡老一个人,而是《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理论部主任马沛文、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孙长江等一群人的选择……这些是丁飞很想在稿件中加以呈现的,为此,她看了所有胡福明接受采访的文章和超过100页的背景资料,并和胡老反复确认了稿件中的事实和细节。
从初中开始就喜欢科幻小说的记者徐菁,是刘慈欣的忠实读者,对于这个跟同事“交换”来的采访机会,他格外珍惜并进行了充分准备,原本约好的个把小时的电话采访被他“磨”成了3个多小时的面对面专访。
《乡恋》、《难忘今宵》、选秀评委、耿直……这些都是曾经出现在李谷一报道中的关键词。然而,记者沈静文到李谷一家中采访却发现她“很不一样”,“穿着格子衬衫,家里冷清,熟练地照顾着卧床的丈夫,声音响亮,会哽咽会笑骂……我希望把这种真实印象传递给听众。”
让沈静文最受触动的一刻,就是李谷一说:“我长了一个很抒情的样子,但是我性格很刚强,宁可死我也不认输。”这句话后来也被沈静文用在了标题里。
“李谷一在1979年年底录制的歌曲《乡恋》被称为‘新时期中国大陆的第一首流行歌曲’,她在时代转折前对自己文艺理念的坚持,堪为文艺改革的标杆。”作为采访者,沈静文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展现她做决定的逻辑,从“改革者”而不仅仅是“艺术家”的角度重新认识她。
用高岩的话说,不是简单地给见证者们贴上时代的标签,靠“新时代的……”“新时期的……”之类的评价和没有依据的溢美之词去展现人物。“他们身上最可贵的是改革创新精神,要把人物的先进性、时代性通过他们的思想和实践反映出来。”
集团队之力创新,
为主题报道增值
调查记者出身,作为一名主持人,郭静坦言,“播”并非她的强项,但她的旁白却成为这个系列的一大亮点,很多同行听了觉得很新奇,纷纷打来电话跟她“切磋”《见证》在播音上的创新。
“前十期一直在不断找感觉,第一期节目至少拿出了4个版本。”郭静告诉记者,在播音过程中,她不断感受到当年的见证者很多是“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在寻求突破和进步”,自己有了一种强烈的表达欲,想让观众从“风轻云淡”的讲述中听懂这些故事的“内在语”“言外之意”——就是改革开放的不容易,也因此形成了与以往主题报道所不同的突破。用郭静的话说,就是每期节目,不论是对历史的追忆,还是立足当下的评点,始终保持站在今天、回望昨天的情绪中。“既有基于个人理解赋予追忆历史事实时的代入感,又有相隔时空立足当下的思考,形成了一种若即若离,沉浸历史又能跳脱到现实的新的观察视角和语态。”
而这样的“增值”效果正是策划人高岩所期待的。在高岩看来,调查记者出身的郭静在业务上很执着,对于选题也有自己的思考,符合《见证》对作品思想性的要求。“郭静通过深刻理解选题背后的思想性,在播音环节对稿件提出了很多中肯建议,实现了对作品的再创作。”
事实上,这样大胆的探索和创新在《见证》中还有很多,比如明确细化的专业化分工。高岩介绍,40余人的创作团队中包括主策划、审稿人、记者、视频拍摄、新媒体编辑、主持人,甚至是音响师、录音师,以保证节目制作在各个环节上尽可能达到最高水准。
“正因为团队作战、专业化分工,《见证》系列不会停留在个人视角,而是成为一个团队作品,可以避免主题报道因个人的业务、年龄、视野不同而造成的局限性。”这也是高岩通过此次报道所总结出的经验。
此外,《见证》十分注重新媒体传播。在高岩看来,主题报道做得好不好,传播力和影响力是关键,因此,《见证》在策划阶段就考虑到了针对不同渠道进行不同形态产品的传播——除了传统的广播节目,还在微信上发布图、文、视频综合的专题报道,在微博上主打短视频。
高岩特别强调,短视频不是人物专题片,也不是广播作品的视频版,“短视频最多3—5分钟,要剪出报道中最有新闻性、最具冲击力的片段进行传播”。
事实证明,这样具有新媒体思维的产品也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见证》系列平均每期的视频点击量都在1万+,最高的一条达到了60万。
《见证》系列报道
1.胡福明:最好的文章是能在历史上留下印记的文章
2.严金昌:小岗村为何进行了“二次土改”?
3.郭凤莲:从“农业学大寨”到“大寨学全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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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李谷一:我长了个很抒情的样子,但是我很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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