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朱天玉

2018年12月11日09:32  
 

来源:《新闻爱好者》

【摘要】探讨《新青年》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二者内在的关联,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意义重大。一是要从国际与国内双重视角来充分还原《新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背景;二是要充分认识到《新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即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三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经验概况;四是驳斥非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在此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对当下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传播具有重大的价值启迪。

【关键词】《新青年》;马克思主义;传播

一、《新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考察

(一)国际视角: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1]《新青年》的诞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与当时的时代条件密切相关。旧民主主义时期,中国社会身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相继登上历史舞台,《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师夷制夷”“中学西用”“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国”等救国方案相继诞生,各阶级各派别运用各自的思想武器尝试完成救亡图存的重任,结果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的出路在何方?时代主题摆在世人的面前,考问着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中国人。1917年11月7日,在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俄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此科学社会主义的设想成为现实,也使得其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全世界得以广泛传播,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尤其是为中国的救亡出路指明了新方向和提供了新路径。鉴于俄国的国情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相类似,俄国是资本主义世界的薄弱链条,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充分,革命的主体力量是工人和农民,因此,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将革命主体力量调动起来为革命服务,最终夺取了革命胜利。而中国占全国大多数的农民自然成为革命的主体力量,能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成为当时有志之士思考的重大问题。因此,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关注俄国革命成为当时报刊,特别是《新青年》承担起传播马克思主义角色的历史缘由。

(二)国内视角:《新青年》创刊主体的理论自觉

以俄国十月革命为界,《新青年》从传播内容、传播人员等方面也悄然发生着变化,最终转变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的主要刊物。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中国社会仍然没有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内忧外患仍是中国社会的常态。陈独秀逐渐认识到,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仅进行政治革命远远不够,思想革命才是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关键。1915年,他创刊《新青年》,高举“民主”“科学”两面旗帜,以新文化代替旧文化,批判封建礼教对民众的思想束缚,提倡塑造有个性的青年。因此《新青年》在青年中的影响力和知名度甚高,极大推动了民众思想解放的进程。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之后,人类历史上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其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开始引发国人关注。作为国内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始将目光投向俄国,关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在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后,他们逐渐认识到其蕴含的普遍真理,契合中国的国情,因此,除李大钊、陈独秀外,鲁迅、李达等大批马克思主义者相继加入到宣传马列学说队伍当中,以《新青年》杂志为载体,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从而实现了《新青年》肩负使命的历史性转变。

二、《新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

(一)推介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观点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国内,引起先进知识分子的巨大反响,他们开始将目光投向俄国,关注其革命成功的思想指南——马克思列宁主义。从1918年第五卷第五号开始,《新青年》逐渐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观点,并率先开辟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专门研究马克思列宁的著作文章,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如“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顾兆熊的《马克思学说》、凌霜的《马克思学说批评》等”[2]。鉴于中国国情的需要,进步分子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观点主要是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剩余价值说。多数文章是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出发,解析剩余价值的内涵,并进一步揭示了剩余价值孕育于生产环节、实现于流通环节,剖析了剩余价值的分配机制,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及其毁灭的历史必然性,即各种资本家无限度地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最终在劳动者的反抗中走向灭亡。

二是唯物史观说。诸多文章归纳出了唯物史观的本质属性,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深刻揭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基本原理,此原理揭示了贯穿人类历史发展的的主线和规律。从社会制度变动层面来看,生产力是社会制度更替的决定因素,是决定人类历史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资本主义制度最终走向灭亡的决定力量。

三是阶级斗争说。面对内忧外患的中国社会,如何实现救亡图存成为当时进步青年共同思考的问题。《新青年》诸多文章特别推崇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认为俄国革命成功的关键在于坚持阶级斗争,赢得无产阶级专政。同时,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揭示了一切过去社会斗争的本质,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等。

四是劳农专政说。《新青年》多篇文章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篇目,如《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的重要论述,来阐述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结论。同时还将唯物史观说和阶级斗争说联系起来,指出阶级斗争与唯物史观的内在统一性,最终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二)介绍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状况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3]。俄国国情与中国国情相似,俄国革命取得了重大成功,自然将民众的目光引向苏俄,关注毗邻中国北方的大国。为此,《新青年》开设《俄罗斯研究》专栏,发表诸多真实反映苏俄革命成功经验和社会主义建设概况的文章,如第5卷第5号发表的《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一文,重点介绍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概况,指出布尔什维克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指南的政党,他们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取得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胜利,是被压迫民族学习的榜样。“一年以来,社会主义的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的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布尔什维克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的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的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仿佛有‘雄鸡一鸣天下晓’的情景”。[4]此外,《新青年》还刊发了《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东方问题之题要》等文章,详细论述了东方落后被压迫民族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以及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经验,系统阐述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同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之间的关联,表明二者之间不是孤立存在、各自为战,而是相辅相成、遥相呼应,进一步强调了无产阶级革命联合、最终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

(三)驳斥非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言论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国内,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开始在中国得以传播,但遭到了当局军阀的严加控制,同时也受到胡适派改良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三股重大思潮的猛烈攻击。因此,《新青年》专门开设社会主义讨论专栏,针对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猛烈批判,有效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使得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范围与广度进一步拓展。

一是“问题与主义之争”,陈独秀在《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刊发文章《主义与努力》,针对胡适派改良主义的“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言论,站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角度,指出“努力”和“主义”缺一不可,同时在《革命与作乱》《民主党与共产党》等文章中进一步指出,“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努力”的方向就是通过阶级斗争的手段取得社会革命的胜利,这一观点得到了李大钊等人的声援,集体驳斥了改良主义的错误主张。

二是驳斥基尔特社会主义的错误主张。其代表人物为张东荪、梁启超,他们主张继续走资本主义改良式道路,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相结合,从而实现中国富强。鉴于此,陈独秀认为,基尔特社会主义是一种“调和的理想”,有“两个不可掩蔽的缺点”:“(一)把压制生产劳动者底国家政权、法庭、海陆、军警完全交给资本阶级了;(二)政治事业和经济事业有许多不能分离的实践,例如国际贸易之类是也。”[5]“强调资本私有和生产过剩造成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崩溃不可救的危机”,资产阶级同时“锻炼”出的无产阶级,成为“致自己死命的武器”[6],进一步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调和性和灭亡必然性。

三是批判无政府主义的荒谬理论,无政府主义主张个人不受任何组织和纪律、国家和政府的制约与束缚,享受绝对的自由,在当时的社会思潮中影响深远。针对区声白、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荒谬言论,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也鲜明指出无产阶级国家与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区别。此外,还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其他错误言论,使得众多的进步青年能够及时认清无政府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背后的实质,从而认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并促使他们加入到社会革命队伍中来,为后续革命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三、《新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经验

(一)提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语境

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各种救国方案的失败,到袁世凯的“尊孔复辟”,严重束缚了国人的思想,中国的出路在何方成为当时仁人志士苦苦思索的问题。因此,《新青年》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那一天起,先进知识分子就开始尝试结合中国实际去理解各种救国学说。《新青年》上的文章《社会主义与中国》一文指出,“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都是拿产业发达的国家底材料做根据的;所以他有些话,不能适用于产业幼稚的国家”[7]。“我们研究一种学说一种主义,决不应当‘囫囵吞枣’”[8]。1920年,李大钊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性,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9]。可见,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已然开始思考中国的特殊国情问题,并且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共性与个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观察中国社会,一方面看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与英国、德国、俄国国情的差异性,各国的现状、情形都不同,但另一方面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带有普遍性,可以为改造各国社会提供行动指南和方法引领,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中国化”的历史语境,也为后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壮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此外,胡适派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也从各自立场出发,提出“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等主张。

(二)锻造一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等进步思想的过程中,宣传者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逐渐成熟,并且将之进一步传播开来”。[10]陈独秀与李大钊早年都留学日本,受过资产阶级文化的熏陶,都支持民主革命,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新青年》创刊初期,两人都以资产阶级文化为斗争武器,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同“尊孔复古”的历史逆流作斗争。一方面,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俄国国情与中国国情的相似性为中国革命胜利指明了一条新路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性和普遍性也引起中国先进分子的广泛关注。另一方面,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残酷现实仍摆在国人面前,资产阶级性质的文化不能阻挡中国继续走向黑暗,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向俄国人看齐,决心走俄国人的道路。他们开始放弃资产阶级文化武器,坚定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改造旧社会的思想武器,树立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为改变内忧外患的现实而奋斗。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以《新青年》作为传播载体,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观点,引发了广大进步青年的热烈反响,在宣传鼓动的基础上锻造了一大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队伍基础。

(三)激发民众救亡图存的革命热情

《新青年》的历史贡献不仅限于提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语境,以及培养一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在于启发民众救亡图存的革命意志。自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后,《新青年》文章切中时弊,寻求救国方案的突破,探讨了一系列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如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中国革命领导权问题、统一战线问题、农民是革命同盟军问题、革命的武装力量等等,通过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充分思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他们“注重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还亲切关心爱国青年和进步工人、主动联系进步青年社团负责人,以面谈的方式向他们灌输马克思主义,启发和引导他们择定马克思主义投身中国革命”[11]。特别是深入工农,指引工人开展有针对性、有策略性的罢工,在农村鼓动农民反抗地主的残酷压迫,在此过程中激发普通民众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热情,同时也实现理论与实践、精英与大众的良性互动,为中国革命最终走向胜利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

四、《新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启迪

(一)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抵制错误思潮

马克思列宁主义刚传入中国时,是众多救国方案的社会思潮之一,需要应对胡适派改良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批判与挑战,最终是真理战胜了谬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与普遍性赢得了世人的认可。在当下价值观多元化、社会思潮多样化的时代背景下,凸显并巩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的重中之重。一是注重主流媒体的宣传导向,“党报姓党”,要坚持党和人民的立场把握舆论导向,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二是要做好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的宣传与普及,指引国家各项事业、各个领域的发展方向;三是创新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模式,多采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宣传,增强趣味性和亲和力。

(二)秉承马克思主义原则与立场,坚定理想信念

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在《新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后期,逐渐转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对于当下党员干部与普通党员而言,必须秉承马克思主义原则与立场,坚定理想信念,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一是坚定政治导向、站稳人民立场。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党员干部要心中有人民,为人民做实事,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是要学习理论、联系实际,在实际工作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南。当下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通弄懂做实,在实际工作中真抓实干、发挥实效。

(三)重视理论与受众的同频共振,形成良性互动

《新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使得一大批进步青年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自觉深入工人、深入农民,将科学理论的真理传播给普通大众,实现理论与实践、精英与大众的良性互动。在当下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中,也要注重对受众的全方位考察,这样才能提升传播实效。一是要了解受众群体,进行针对性的传播。当下社会成员可分为学者知识分子群体、党员干部群体、普通大众群体,针对不同的受众群体,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普及。二是要创新传播路径,多运用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工具进行传播,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用民众通俗易懂的形式表达出来,增强传播的亲和力、提高传播的可接受度,从而提升传播效果,达到理论与受众的同频共振、良性互动。

[本文为2018年度河南省科技计划项目“科技创新与河南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机制研究”(编号:182400410549)和2019年度河南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泛传播环境下河南民办高校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问题及对策研究”(编号:2019-ZDJH-375)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9.

[2]张宝明,王中江.回眸《新青年》[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1997:5.

[3]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0-1471.

[4]近代社会主义及其批评[J].东方杂志,1921(4).

[5]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1919—1922)[M].上海:上海人民出社,2009:345-346.

[6]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1919—1922)[M].上海:上海人民出社,2009:341.

[7]李季.社会主义与中国[J].新青年,1921(8).

[8]施存统.马克思底共产主义[J].新青年,1921(9).

[9]李大钊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

[10]闫艳红,段志文.《新青年》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及其启示[J].中国出版,2012(12).

[11]王学明.陈独秀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路径探析[J].湖北社会科学,2014(4).

(作者单位:郑州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编:赵光霞、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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