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到深圳书博会采访，看到一张老照片，甚是触动。照片里，一面玻璃门上贴着“关门了，请明天再来”字样的临时告示，外面却是人头攒动，满脸期盼的表情，用渴求的眼光盯着玻璃门内。老照片记录的是1996年第七届全国书市在刚建成的罗湖书城举行的盛况，知识和读书以其特有的面貌吸引着特区的读者们，当年的盛会也创下了销售量、订货总额等全国纪录。

　　今年深圳书博会上还展示了一种占地小而精巧的“无人贩售小书店”，仅需要几平方米，方寸之间，精选书籍、文创产品和小百货等一应俱全。读者扫码进入，自取所需，然后扫码结账，完毕后自动开门离开。这让我们看到，科技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阅读的各种可能性，也促进了更多行业间的互相融合。

　　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了与中国改革开放同发展的出版传媒业做出的很多探索。今年名唤“司南君”的百科机器人面世了，“神似”孔子的它存储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海量内容数据资源，非常博学、应对自如，让我们感受到了改革开放的40年，是出版传媒业高速发展的40年，一系列荡气回肠的经历，正是40年“中国出版传媒故事”的浓缩。而这些改变与变化，早已自然地融入我们的生活。

　　记得一次采访与改革开放同岁的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作为他们那套影响深远的“理解中国丛书”合作方之一——斯普林格自然出版社，有一位编辑总监汤恩平，40出头的德国人，跟中国渊源颇深，上世纪80年代就在北京居住生活。

　　汤恩平回忆说，那时他随在医科大学教书的母亲来京，1985年坐地铁二号线上学，几乎是唯一会固定出现在二号线里的外国小孩，他还记得当时二号线只开通了半圈。有一次他生病好几天没出现在地铁里，再去坐地铁，工作人员都会询问他的情况。

　　这种热情对一个少年来说，“略有些关注度过高”。成年后的他几次回中国工作，包括作为斯普林格北京办公室的执行编辑，他将少年时的这段经历理解成中国人对外界浓厚的兴趣。改革开放回应了这种兴趣，同时，也回应了世界对进一步了解中国发展的日渐浓厚的兴趣和渴望。

　　我当时略有些吃惊。如果倒回40年前，那时候的出版、写作、读书之人也会惊讶于现在，我们不仅依然对引进图书有高度兴趣，还生产了大量叫好又叫座的作品、产品输出到国外市场，其中一些引起了轰动效应。

　　我们用原创绘本讲述亘古弥新的传说和传承；我们证实了中国人在科幻方面旺盛的想象力；我们的小说家讲的故事不仅征服了外国各奖项的评委，还有世界各地的读者们。

　　我们还“发明”了中国式的网络文学，以及其运营模式，现在各种翻译文本的中国网络文学不仅有很多外国拥趸，还有用英语直接创作中国式网文的外国作者。

　　没记错的话，翻译刘慈欣《三体2》和《球状闪电》的美国译者周华出生于1978年。高中时选修了中文的他，在大学数学系毕业之后选择来华深造中文，现在留在北京做翻译。一次从咖啡馆采访出来，我还要请他帮忙指路去地铁，多么有意思！而这，就是40年来我们国家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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