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5日，在庆祝人民日报创刊70周年大会上，李宝善社长在讲话中用13个“不会忘记”深情回顾了人民日报的光荣岁月。最先讲到的就是：我们不会忘记，人民日报的前身《晋察冀日报》留下的“八匹骡子办报，三千字里著文”的佳话。不由让人想起人民日报先辈们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用忠诚和热血书写的不朽传奇，而邓拓就是先辈中的一位典范。

　　邓拓,1912年2月26日出生于福建闽县(今福州市区)，原名邓子健，邓云特（另有一说为邓殷洲），笔名马南邨、于遂安、卜无忌等,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建立，晋察冀军区政治部1937年12月11日在河北阜平创办了《抗敌报》。1938年4月，《抗敌报》改为中共晋察冀区委机关报，邓拓此时调入报社担任社主任，后担任社长。1940年11月7日《抗敌报》改为《晋察冀日报》，1948年6月终刊，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10年的敌后斗争中，在邓拓的带领下，《晋察冀日报》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根据地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为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晋察冀边区党和人民革命斗争的喉舌，被赞誉为“民族的号筒”。聂荣臻曾经给予高度评价：“大批革命的新闻工作者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晋察冀日报社的邓拓同志，就是最杰出的一个。”

　　游击办报，舍生忘死

　　《抗敌报》初创之时，办报条件极为艰苦，用的是原始的油印机，稍后改为石印机。邓拓千方百计从外地弄来几部铅印机和一些铅字。铅字不够用，又没有铸字机和字模，邓拓便发动大家自力更生，用土办法制作铅字。为解决夜晚排印报纸照明问题，邓拓发动大家把捻子塞进子弹壳再沾上煤油，点着了比麻油灯还要亮许多。没有印报的油墨，就收集老乡家锅底的烟灰制造。纸张困难，邓拓就派人在阜平、灵寿等地办起了手工造纸厂。

　　在克服恶劣的办报条件带来的困难的同时，还要时时准备进行反“扫荡”战斗。邓拓将报社工作人员分成两个梯队：第一梯队由精壮人员组成战斗队伍，担任警戒、侦察和保卫任务；第二梯队是精干的办报队伍。战斗一打响，报社立即拉出精干的队伍，带着改造过的轻便印刷机、电台，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继续坚持出报。为便于转移，减少重量，只携带三千个常用铅字，大家就尽量在这三千个字内做文章。轻便的设备用八匹骡子就可以随时转移，这就是著名的“八匹骡子办报，三千字里著文”佳话的来历。

　　1941年，抗战进入最艰难的时期，日寇“扫荡”频繁，办报既艰苦又危险。报社没有专属的警卫部队，全体人员在遇到敌情时就都成为战斗员，枪支不多，编辑记者基本是每人两颗手榴弹。邓拓坚定表示：绝不做敌人的俘虏，要把最后一颗子弹、最后一颗手榴弹留给自己。面对残酷的战争环境，邓拓提出了“游击办报”的方针，敌人一来，大家分散转移，把机器器材埋起来，敌人撤退就迅速返回挖出机器器材办报。这一年的9月和10月两个月中，在平山县滚龙沟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山庄铧子尖，邓拓带领大家将印刷机械器材埋了挖，挖了埋，埋了又挖，如此反复7次，印刷出报32期，创造了“七进七出”游击办报的奇迹。

　　1943年，在晋察冀北岳一次最残酷的反“扫荡”战斗中，报社在灵寿、平山、阜平一带的高山沟壑中与敌人日夜周旋，有时与敌人相隔一个山头，有时四面都是敌人，报社还照常编写文章。有时枪声已在附近响起，大家催促邓拓离开，他总是说：“不要紧，敌人又不知道我们在这儿。”行军转移时，邓拓常骑着马带着枪，走在队伍的前头，随时观察敌情的变化。一次，报社从灵寿的陈庄后庄向五台、阜平间的白草坨转移，天黑进了北营村，准备在这里编印报纸。刚进院，就撞上了先到一步的敌人运输队，发生遭遇战。邓拓前面一位工人、后面一位马夫都牺牲了，他骑的马也中弹倒地。邓拓摔下来后立即站起，继续指挥队伍撤退。当夜，报社转移到一个小山村，邓拓马上指挥大家在草房里架起电台，装好机器，连夜出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月出版了26期八开铅印的《晋察冀日报》，邓拓撰写的社论就达20篇。当地的老百姓看到报纸坚持出版，了解到边区党和政府的声音，增强了信心，鼓舞了斗志。邓拓带领报社的同志们用热血和生命写就了光辉篇章，《晋察冀日报》出版的10年多的时间里，38位同志在战斗中牺牲，17位同志在艰苦的工作岗位上病逝。

　　送马接亲，赤子情怀

　　面对敌人疯狂的“扫荡”，报社无论战斗多么紧张，大家一手拿枪、一手拿笔，转移到一个地方就能马上坚持出报，得益于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邓拓认为，报纸的力量源泉就在于和群众的密切联系。他常说，《晋察冀日报》能够在艰苦的游击环境中坚持出版，就是因为有人民的支持。他曾专门阐述过党报工作群众路线的三个问题，即群众内容、群众形式和群众写作。邓拓注重在报道中反映群众生活内容，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表现手法进行宣传，提倡建立群众写作队伍。《晋察冀日报》开辟了通俗性副刊《老百姓》，把新闻和道理用通俗的语言讲给老百姓听，受到群众欢迎。

　　《晋察冀日报》创刊在阜平，出版在阜平，除因战斗需要临时转移外，阜平马兰村是报社的常驻地。报社帮助村里建了学校，还派人到夜校当教员，帮乡亲们读书识字。一有空闲，大家还帮助乡亲们干农活。社长兼总编辑邓拓更是与乡亲们亲如一家。当时，马兰村娶新媳妇的习俗是新郎官骑马到新娘家接亲。可是村里没有马，常为没马接亲的事犯愁。邓拓有一匹聂荣臻司令员赠送的大红马，人们想借邓拓的马用，又不好开口，怕耽误邓拓使用。邓拓知道后，每逢谁家娶新媳妇，只要他在村里，就主动登门送马，为乡亲们排忧解难，真心实意深深感动了乡亲们。

　　1943年秋，一股日寇进犯马兰村，企图一举消灭报社。在乡亲们的掩护下，报社安全隐蔽，敌人在马兰村一连折腾了7天，一无所获。马兰村的游击组还运用地雷、冷枪歼灭了不少敌人。日寇丧心病狂地进行报复，抓来了40多名马兰村的乡亲严刑逼问报社的去向和机器器材的下落。马兰村的乡亲们宁死不屈，14人为保护报社献出了生命。后来，邓拓采用马兰村的谐音“马南邨”为笔名撰写文章，以此表达对马兰村乡亲们永志不忘。

　　厚积薄发，落笔成章

　　在《晋察冀日报》工作的10年间，邓拓在办报、政论、诗歌、散文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就。有人问他的文章为何写得那样快，邓拓说：“我没什么秘密，因为有些文章事先有了腹稿。在马背上思考，或利用乘车、吃饭的时间想问题。有了腹稿，写起来就快了。”又问他如何写好急就章，他说：“这就需要积累。经验、知识，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积累起来、发展起来的。没有积累，什么也说不上。”他有个形象的比喻：“你看农民出门，常背个粪筐，成为习惯。积累知识，也要有农民那个劲头，不管牛粪、羊粪、人粪，要见了就捡，统统把它变成肥料。积累知识也是这样，范围要宽，不要限制太多。”

　　邓拓喜欢作诗、善于作诗，常常是信手拈来、一气呵成，戎马倥偬中写下了许多感人诗章。因战争环境，除了极少数发表外，大多是自己默记下来，或抄赠友人后流传下来的。诗作意境开阔、感情激越，显示出战斗中的豪迈气概和浪漫情怀。邓拓夫人丁一岚在《忆邓拓》一文里回忆当年战地生活时曾写道：“在战火纷飞中，老邓从容不迫，一面工作，一面战斗……记得我们曾在一个名叫日卜的山村宿营。那里山高路远，天寒地冻，人烟稀少，我们在山坡上烧着树枝取暖。‘记得昨宵篝火红，此歌诗思信匆匆。枕戈斜倚当茅帐，假寐醒时月正中。’这首题为《忆日卜》的诗，和《反扫荡途中》等诗词，都是老邓在马背上或营地里写出来的。”在反“扫荡”的烽火中，他即兴写就：“笔阵开边塞，长年钩剪风。启明星在望，抗敌气如虹。发奋挥毛剑，奔腾起万雄。文旗随战鼓，浩荡入关东。”与敌遭遇，和死神擦肩而过，他写道 ：“挺笔荷枪笑去来，巍巍恒岳岂能摧。”在敌人的包围圈内，食物短缺、物资匮乏却奇迹般地印发了12期报纸，他写出《忆北营之变》：“客秋三月战云迷，苦忆北营遇变时。弹火燃眉随突变，田梯诀别痛牵衣。出围结屋依崖冷，怀孕离群入穴危。最是寇氛纷扰日，相逢举案又齐眉”，表达了诚挚爱情和革命情怀。

　　1948年6月14日，《晋察冀日报》终刊，邓拓写道：“毛锥十载写纵横，不尽边疆血火情。故国当年危累卵，义旗直北控长城。山林肉满胡蹄过，子弟刀环空巷迎。战史编成三千页，仰看恒岳共峥嵘。”

　　1959年2月12日，人民日报举行全社人员大会送别离任的邓拓。从1949年8月到报社工作，10年风雨同舟，邓拓对人民日报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面对全场同事，邓拓吟咏了诗作《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把无限的深情和期望留给了人民日报的同事们。

　　笔底波澜七十载,风雷激荡一纸书。人民日报先辈们用热血书写的烽火佳话，用忠诚铸就的不朽丰碑，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进前行，在新时代谱写出人民日报的新辉煌。

　　（作者系人民日报社研究部副主任）

　　参考文献：

　　①琚平和：《丁一岚同志忆邓拓对党报的深情》，人民网-传媒频道，2008年6月2日。

　　②王霞：《“民族的号筒”——邓拓与〈晋察冀日报〉》，《军事记者》2003年第11期。

　　③周均、赵志刚：《抗战办报铸丰碑——邓拓与〈晋察冀日报〉的血火情》，《军事记者》201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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