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2017年票房最高的50部国产电影的出品和发行公司作为样本研究发现，在关系嵌入维度，主要出品合作网络中关系规模大或者质量高的重要节点拥有六种类型资源。在结构嵌入维度，发行合作网络信任度最高；整体网络权力集中趋势不明显；核心信任网络基于集团内部信任建构；固定合作圈层基于资本联结、合作历史和高层私交形成。

　　国产电影 社会嵌入理论 合作网络

　　在一系列优惠政策出台的背景下，中国电影产业呈现爆发式增长。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电影票房增速从2016年的3%攀升到2017年的13.5%。2017年全国电影总票房559.11亿元，其中，国产电影票房占比53.84%。日益增长的产业蛋糕吸引着众多投资者的目光。以开心麻花、新丽传媒等为代表的新兴电影公司逐渐走进大众视野。与此同时，互联网企业也纷纷向电影产业布局，新的电影公司合作网络逐渐显现。

　　本研究将社会嵌入理论作为依据。嵌入性视角关注网络中的二元关系或者多元关系，强调网络中节点的状态、互动关系和所处位置，关注节点之间信任程度及对资源、信息、知识、价值等内容的共享程度。

　　Granovetter将嵌入分为关系嵌入与结构嵌入。①关系嵌入从个体层面微观解构了嵌入网络，结构嵌入则从整体层面宏观解构了嵌入网络。关系嵌入是对嵌入网络中的行为主体二元关系的刻画，包括关系规模和关系质量等方面。结构嵌入是对社会行动者嵌入关系所构成网络的总体描述，包括网络规模、网络密度等。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作为两个不同方面的解构变量，对嵌入网络进行了解构，为剖析电影出品与发行合作网络中的嵌入问题提供指导。

　　数据选择和分析步骤

　　本研究从“猫眼专业版”网站的影片总票房排行榜中选取2017年度票房最高的50部国产电影作为研究样本。此处国产电影指中国电影公司参与出品、发行的电影，包含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电影公司参与的电影，不包括中外合拍片。

　　研究选择UCINET6.199作为分析工具。首先，从“猫眼专业版”网站获取并整理2017年上映的票房最高的前50部国产电影基础数据，这些影片票房均超过1亿元，其票房合计为270.2亿元，占国产电影总票房的89.76%，可以较为全面地反映国产电影市场现状，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其次，分别构建电影名-主要出品公司（联合出品公司/主要发行公司/联合发行公司）2-模隶属网络矩阵，将矩阵数据导入UCINET6.199，将2-模隶属网络矩阵转为1-模网络矩阵，并计算网络相关数据，绘制网络关系图。在横向合作和个体关系嵌入维度，重点研究电影公司在国产电影出品与发行横向合作中的权力配置，在其形成的不同集群中的关系嵌入情况，主要关注网络当中节点的三维度中心度，包括度数中心度、接近中心度、中间中心度等；在纵向合作和结构嵌入研究维度，重点研究电影公司在电影出品与发行纵向合作整体网络中的权力结构，主要关注网络密度、网络中心势，并对成分、n-宗派两层级的凝聚子群进行探究。最后，根据网络相关测量数据和网络关系图，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分析并总结中国国产电影出品与发行合作现状，对产业发展提出进一步思考和讨论。

　　出品与发行合作网络关系嵌入分析

　　Freeman提出度数中心度、接近中心度、中间中心度三种不同的测量指标定义和描述网络中节点的中心性。点的度数中心度测量了网络中行动者自身的交易能力和活跃能力，但没有考虑行动者是否能够控制其他行动个体；点的接近中心度反映的是行动者在多大程度上不受网络中其他行动者的影响和控制；点的中间中心度反映的是社会行动者对资源控制的程度，是一种控制能力指数。本研究从三类中心度分析电影出品与发行合作网络的关系嵌入情况，侧重从横向合作的维度，关注各局域网中重要节点的关系规模和关系质量。

　　合作网络关系嵌入整体分析

　　对电影出品与发行整体合作网络的三类中心度进行计算，发现在整个电影出品与发行合作网络中，除极少数几家电影发行公司占据优势地位，电影出品公司在整体上对于网络有更大的影响力。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和上海淘票票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作为发行公司，在整体合作网络中占有核心优势地位，以度数中心度为例，华夏电影发行公司度数中心度为50.597，淘票票发行公司度数中心度为40.095，万达影视作为出品公司度数中心度为39.857，其他各节点度数中心度平缓下降。

　　由于处在核心位置的节点可以通过多种路径获取其他组织或者机构的资源，占据着信息优势，可以有效降低信息的不对称性②，两家发行公司尤其是华夏电影发行公司在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上有较大优势。不过，在三类中心度排序前20的电影公司中，分别都只有6家涉及发行环节的公司上榜，另外12家均为参与电影出品的公司，可以看出，虽然有少数发行公司在网络中占据重要位次，但是出品公司作为内容的生产方依旧具有网络整体影响力。

　　电影出品合作网络关系嵌入分析

　　个体节点的关系规模和关系质量与其差异化的资本息息相关，个体间拥有的差异化资本可以促进资源的流动，促成合作关系的建立。在主要出品合作网络中，关系规模大或者关系质量高的重要节点，所拥有的资本大致可以划分为六种类型：专业资源、渠道资源、内容资源、技术资源、经纪资源、资本资源。

　　拥有综合专业资源的华谊兄弟电影有限公司和中国电影集团公司不仅合作关系丰富，而且在网络中占据重要中间位置；占据院线渠道优势的万达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和大地时代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在合作关系规模上有明显的领先优势；拥有互联网渠道优势和技术创新优势的天津猫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上海淘票票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上海阿里巴巴影业有限公司和爱奇艺影业（北京）有限公司在合作网络中建立较高质量的合作关系；专注版权内容资源的北京开心麻花影业有限公司和新圣堂（天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出品合作网络中掌握中间话语权；拥有经纪资源的明星控制公司星辉海外有限公司等在合作网络中自由度大，不易受其他节点控制；具有资金资源的投资型电影公司——和和（上海）影业有限公司所建构的合作关系数量达到一定规模。

　　电影发行合作网络关系嵌入分析

　　在电影发行合作网络中，电影主要发行合作网络与联合发行合作网络相似。

　　第一，具备渠道资源的电影公司在网络中占据重要的节点位置，这些渠道资源主要为院线资源和线上平台资源。具体来讲，拥有行政垄断资源和历史积淀优势的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拥有绝对控制能力；与相关电影公司合作密切的博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中间人角色凸显；占据线上平台资源的互联网票务平台尤其是上海淘票票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在发行环节拥有比出品环节更高的中心度，娱跃影业（天津）有限公司则利用“微票儿”平台的用户大数据和精准营销，关注小众影片的发行，建立较多合作关系；立足院线终端资源，国产电影发行环节出现两大发行联盟。这两大发行联盟整合了国内大型的院线资源，在联盟内部实现优势互惠，实际上形成固定的合作关系，扩大了在整个发行合作网络中的话语权。

　　第二，资本优势电影公司在发行环节同样具有很高的合作活跃度和合作关系规模。譬如，出身基金业的和和（上海）影业有限公司不具备专业的发行执行能力，常常与其他公司合作完成具体发行业务。

　　第三，在出品环节活跃的内容制作优势电影公司，比如华谊兄弟影业和北京光线影业有限公司，习惯由其子公司独自承担电影发行业务，在网络中地位不显著。

　　第四，由于联合发行参与门槛较主要发行更低，喀什嘉映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中小型电影公司和我们亚博思电影发行（北京）有限公司等明星控股电影公司参与国产电影协同发行，形成电影发行矩阵。

　　出品与发行合作网络结构嵌入分析

　　本部分以网络密度、网络中心势、网络凝聚子群分析为测量维度，侧重从纵向合作的层面，分析电影出品与发行合作网络结构嵌入情况。其中凝聚子群分析又包括成分分析和n-宗派分析。

　　发行合作网络信任度最高

　　电影公司整体合作、出品合作和发行合作网络中，发行合作网络密度最大，网络中节点的行动决策最易受到网络结构的影响。所有电影公司合作网络密度为0.0654，网络中共涉及2723个节点，节点较多且相互之间联系较为稀疏，网络整体结构较为松散。对出品和发行两个子网络来说，密度ρ（发行）=0.0866﹥ρ（出品）=0.0588，国产电影发行合作网络具有806对关系，网络密度最高，与电影公司整体合作网络和电影出品合作网络相比较，发行合作网络各节点之间联系程度更高，网络对节点的影响作用更大。

　　由于结构嵌入会对网络的信息对称程度和信息获取数量造成影响，从而影响组织的决策效率和效果，在稠密的网络结构中，组织之间更容易搭建信任关系，提高合作效率。因此，相对来说，电影公司在发行环节，更容易受到网络结构的影响，公司之间合作信任度更高。

　　整体网络权力集中趋势不明显

　　在电影公司整体合作网络中，公司之间权力分散，但是在出品、发行合作两个局域网内，尤其是电影发行合作网络，网络向核心节点集聚的趋势更为明显，反映出虽然在出品和发行合作两个局域网内，都有控制能力相对强势的公司，但是在整个产业链上，权力集中趋势并不明显。电影公司合作网络整体中心势9.17%，远远小于出品合作网络32.52%和发行合作网络47.53%的中心势。发行环节，网络向几家核心电影发行公司的集中趋势较为明显，国产电影发行合作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基于几家核心电影发行公司建构起来；出品环节，电影出品的控制权向核心出品公司集中的趋势稍弱，核心电影出品公司的权力和资源未完全覆盖大量电影的出品合作。

　　出品与发行合作网络凝聚子群

　　核心信任网络基于集团内部信任建构。我国国产电影出品与发行合作已经走向较高的成熟度阶段。国产电影出品-发行合作网络包含两个成分，其中一个成分包含415个节点，占比98.8%。出品合作网络共具4成分，最大成分包含312个节点，占比96.6%；发行合作网络存在四类完全相互独立的子成分，共有94.8%集中在最大的子成分中，其余5个节点零星分布。国产电影相关的合作公司之间连通度高，较大程度上形成了一个有机合作共同体。在一个行业发展过程中，社会网络中的节点会经历从孤立走向融合的过程，并逐步形成一个巨大的连通分量，由此可见，我国国产电影出品与发行合作已经十分成熟。

　　固定合作圈层基于资本联结、合作历史和高层私交形成。基于合作关系为2次以上的信任网络进行n-宗派凝聚子群研究，得到18个宗派，这些宗派由少数几家电影公司控制，主要通过资本联结、合作历史和高层私交维系三种方式形成较为固定的合作圈层。

　　基于资本联结的合作圈层以由万达影视主导的合作体为代表。万达影视、新丽传媒、华策影视互相持有股权，华策影视与爱奇艺共同成立华策爱奇艺影视公司，围绕互联网内容生产提供支持。五洲电影发行有限公司则是万达影视集合横店电影、广州金逸、大地时代共同组建的。因为发行联盟的存在，万达影视与大地时代，浙江横店电影都有十分紧密的联系。

　　基于历史的合作圈层以中国电影集团等国有背景公司合作体为代表。鹿鸣影业是中央电视台旗下的国有控股企业，捷成世纪文化产业集团参股星纪元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而捷成世纪公司由于长期致力于音视频领域产品和服务的开发，为中央电视台、中国电影集团等提供了大量音视频硬件服务，与二者形成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

　　基于高层私交的合作圈层以由博纳影业主导的、港澳与内地电影公司形成的合作体为代表。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凝聚了大量香港导演资源，创始人于东与香港电影人私交甚深，与太阳娱乐文化有限公司、香港银都机构有限公司等港澳电影制作公司以及刘德华所有的梦造者电影公司都有固定而密切的合作。

　　结 论

　　通过对电影出品与发行合作网络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的分析，发现在合作网络中存在如下问题值得探讨：

　　互联网与电影产业持续融合

　　大量互联网企业参与到国产电影的出品和发行，但这种参与多以联合出品、联合发行的方式进行，参与主体集中在向电影产业链上游拓展的在线票务平台“猫眼”和“淘票票”上，其他互联网电影公司在电影出品和发行合作网络中的话语权较弱。对于电影出品与发行合作信任网络的研究也发现，处于核心的信任圈主要基于集团内部信任建立，而基于隐性知识互惠的信任圈则相对处于边缘地位。基于集团内部信任建立的合作固然可以节约交易成本，产生范围经济效应，但基于隐性知识流动的合作更有助于拓展创新的边界。

　　因此，应加强传统电影公司和互联网电影公司之间的深度合作，建立合作信任机制，通过技术革新满足不断变化的用户需求，推动互联网思维融入电影产业，促进电影产业创新式发展。

　　资本逻辑主导合作关系

　　在对电影出品与发行合作网络n-宗派凝聚子群分析中发现，合作网络中的宗派主要被少数几家电影公司控制，合作主要建立在资本联结、合作历史和高层私交上，其中以资本纽带联结为最。同时，在当下的出品与发行合作网络中，以和和（上海）影业有限公司为代表的基金背景电影公司占据重要节点。这家公司团队成员大部分拥有金融背景，缺乏传媒专业知识结构和实践经验，以信托、基金等金融手段参与电影生产，以“资本逻辑”参与出品、发行等环节。虽然电影产业为资本密集型产业，但作为传媒产品，电影一方面具有商品属性，另一方面也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在电影产业的发展中，应该引导产业注重优质内容的生产和经营，警惕资本逻辑过分主导，防止非专业资本的过度介入和泡沫产生。

　　产业纵向一体化形成，但还没有足够影响力

　　由对电影出品与发行合作网络横向合作中心度和纵向合作中心势的分析中发现，在出品和发行局域网的横向合作里皆有控制能力相对强势的公司，但是在出品与发行合作整体网络中，整体中心势远远小于两个局域网的中心势，权力集中趋势并不明显。由此可见，虽然民营电影公司万达垂直整合万达影视传媒公司和五洲电影发行有限公司，华谊兄弟成立华影天下电影发行公司联通出品和发行环节，“猫眼电影”“淘票票”等在线票务平台背景公司从参与发行到参与出品与发行转型，产业纵向一体化成形，但并未对合作网络产生足够控制力。

　　“霍尔果斯现象”反映出地理边缘化转移趋势

　　在合作网络中可以看到，有许多电影公司与其在霍尔果斯成立的子公司和其他注册地在霍尔果斯的公司合作，共同参与电影出品和发行。表面上看，中国影视业似乎从富集产业所需人才、场地、设备等资源的北京、长三角区域逐渐向外扩展，形成地理边缘化转移趋势。但实际上，这是由于税收政策引起的“虚假”转移，新疆霍尔果斯由于“一带一路”获权成为新经济特区，并为传媒等产业提供免税政策和快速上市的“绿色通道”。由于传媒公司轻资产的特性，许多电影公司和明星2016年前后在此注册成立公司，但很少会在注册地办公，类似的现象也发生在喀什。“一带一路”倡议期望将资本引入沿线地区，带动沿线地区电影产业发展的目标，仍任重道远。

　　（作者丁汉青系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导；吴雨蔚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注释：

　　①Granovetter, M. & Swedberg, R.(1992). 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 Boulder : Westview Press.

　　②Uzzi, B.(1997). Social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in interfirm networks:

　　The paradox of embeddednes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2(1),3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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