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众传播、信息革命的发展为物质主义的膨胀提供空间和渠道，互联网平台上的狂欢式消费和聚焦性话题的探讨助推物质主义的盛行，作为消费社会中的关键力量，青年女性的物质主义观念在社交媒介的催化下越发强化。本研究以“间接影响模式”（the influence of presumed influence）这一理论为框架，聚焦于青年女性对社交媒体中的时尚类内容这一媒介内容的使用情况。探究在这一领域中社交媒介时代更复杂的媒介效果是如何作用于人的观念。研究通过对286名中国青年女性进行问卷调查，验证了“间接影响模式”在社交媒体中同样适用。研究发现，与媒介内容的接触和互动行为，除了会直接影响青年女性的物质主义观念外，也有可能通过影响青年女性对他人社交媒体使用程度和物质观的判断，进而对自身物质观的形塑产生间接影响作用。本文还对社交媒体的互动属性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间接影响模式 说服理论 社交媒体 青年女性 物质主义观念

一、前言

社交媒体为海量的信息获取提供了可能性，同时也为关于任何内容的线上交流和互动提供平台。与此同时，当代文化也从审美文化转型为消费文化（赵勇，2008），呈现出一种物质主义倾向。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女性的物质观越来越强（Schaefer, Hermans, & Parker, 2004）。青年女性对于服装、母婴类消费、美妆类等媒介内容的消费需求越来越大，清单体类导购公众号崛起，美妆教程、服饰购买、鞋包搭配技巧等时尚类信息的媒介内容多以社交媒体为呈现载体。在互联网不断繁荣发展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女性而言，社交媒体对其内在个体价值观念和其消费行为会有重要的影响。

那么，社交媒介上的传播的时尚类内容及其传播形式对青年女性的物质观是否有影响，如果有，影响又是如何发生的？

前人研究已发现，媒介效果是一个复杂过程，除了直接影响外，还有复杂的间接影响过程。为此，本文引入Gunther和Storey（2003）提出的“间接影响模式”（the influence of presumed influence）来探究社交媒介的间接影响效果。此前的相关研究中，学者主要运用这“间接影响模式”研究传统媒体对人的物质观影响，例如研究广告对青少年物质主义的影响（stella C.Chia，2010）。然而，这一理论模型是否同样适用于描述社交媒体的媒介效果？

此外，社交媒体上的信息，不再是集体意志的表达，而具有生活化、平民化的特点，是个人意见与情感的输出。单向直线的传播方式被双向互动的沟通模式所取代（庄鹏,2014）。这种互动对青年女性群体的物质观的影响也值得研究。本文聚焦社交媒体，是对媒介形态新发展的回应，也期望能在新的媒介环境下对“间接影响模式”理论有新的探索和发现。

二、文献综述

1、物质主义观念与社交媒体使用

现代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将物质主义定义为一种“强调拥有物质财富重要性的个人价值观” （Richins,M.L & Dawson.S 1992），这一价值观强调的是，借助对物质财富的占有和对奢侈品的消费来体先个人的价值和生活意义，从而提高幸福感（李静&郭永玉，2009）。在此基础上，1992年Richins和Dawson编制了物质主义价值观量表（MVS），对物质主义进行测量。其中他们将物质主义划分为三个维度：以获取财富为生活中心（acquisition centrality）、通过获取财富追求幸福（acquisition as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以财富定义成功（possession-defined success）。这种量表被大量研究证明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得到了广泛的应用（Richins，2004）。

目前有关于物质主义的研究已取得了许多成果，其中有研究发现，自信和物质主义之间有紧密关系，物质主义比较高的人会有较低的自信心，而且他们的自信依赖于别人的评价（Park.J.K.,John.D.R., 2011）。本文借鉴了这一观点，在对物质主义进行测量时将这一重要变量纳入研究控制中。

除了个体因素外，物质观被更多地关注为一种来自社会的结构性产物。Chan与 Prendergast（2007）等研究者发现，社会学习是物质主义发展的重要原因。这种社会学习基于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等等途径，主要来自于家庭成员、同伴，更来自于那些频繁出现在电视节目、商业广告中的物质主义信息（ Stella C. Chia，2010）。这也是笔者选择“间接影响模式”为理论框架的重要原因，对此理论将在文献综述的第二部分做进一步的阐述。

媒介塑造了人们对自身和他人的认知，对人们价值观念的形成和变革有直接影响（葛彬超, 2009）。在传播领域，关于媒介对消费社会中人们的观念影响亦有诸多研究。蔡骐和刘维红（2005）、江建文（2006）等学者相继提出，传播媒介在塑造人们消费观念的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消费观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受到媒介的形式与内容的极大影响。伴随着社会物质的不断丰富，综艺、偶像剧等电视节目，以及购物网站、社交媒体“电商”的兴起，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用户的消费欲望，大大提升了用户的消费快感，激发了其为社会地位而消费的欲望（王爱伟&高雪，2007；蒋建国，2008；葛彬超，2009）。

上述研究更侧重于媒介对消费的短期刺激，从是否产生消费行为来观察人们观念的变化。而在其中，媒介主要作为一种静态的符号容器出现。

有学者意识到了媒介与人之间更复杂的互动关系。谢新洲（2004）观察到了人们对于媒介的依赖倾向。在更早前已有学者提出了媒介接触与观念“现代化”之间的关系，特定的媒介接触会使用户的观念更“现代化”，具体表现为媒介接触频率、用户内容偏好和接触范围对观念现代化的影响。（孙五三，1994；潘忠党&魏然，1997）社交媒体出现后，用户在社交媒体使用中的自我认知问题得到了更多关注。Thoumrungroje（2014）提出，社交媒体的使用强度和人们对线上交流的依赖程度会影响人的消费观念。Wilcox与Stephen（2013）研究提出，媒体会加强用户的自尊，从而促使用户放松自我要求，拥有更冲动、更放纵的行为，例如浪费。

但这些研究都未能更进一步地解释，在社交媒体如何形塑，即如何加固（或者解构）人们的物质观。而在针对物质观的研究中，大多学者又主要着眼于大众媒体上的广告宣传对人们物质观的影响（潘忠党&魏然, 1997; stella C.Chia，2010），而较少基于社交媒体的使用情况来研究社交媒介使用与物质观之间的关系。这正是本研究尝试回答的研究问题。为此，本文选择聚焦青年女性对社交媒体上时尚类内容的使用情况，以从中微观层面对这一媒介影响进行更具体的考察，提出本文的第一个研究问题：

RQ1：青年女性对社交媒体上的时尚类内容的使用是否影响其自身物质观？

本文期望通过研究能发现社交媒体使用情况与青年女性的物质观确有直接关联，因此提出本研究的第一个假设：

H1：青年女性对社交媒介的使用程度与自身物质观成正相关。

此外，在目前针于社交媒体使用行为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都以接触媒介的内容类型或媒介平台作为考察社交媒体使用情况的面向（杨雪睿，2014；汤少哲，2016），也有学者以需求和接触作为考量社交媒体使用行为的标准（王玲宁&任姣2014）这些划分方法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操作性，但是未能清楚凸显前文所说的社交媒体的互动特点。

因此，文章部分借鉴了这些研究的划分方法，同时综合考虑社交媒体的互动特点，在文中将青年女性的社交媒体使用划分为对社交媒体的内容接触与内容互动两个维度，将其引入媒介的“间接影响模式”中加以讨论，以期更好地考察社交媒体的特性，探讨其如何在与人的复杂互动中形塑人们的物质观。

综上所述，将假设1进一步细化为两个子假设：

H1a：青年女性对社交媒介的接触程度与自身物质观成正相关

H1b：青年女性对社交媒介的互动程度与自身物质观成正相关

2、间接影响模式

若青年女性对社交媒体使用与其自身物质观之间确有关联，那么为了深入探讨这种关联，本文继第二个研究问题：

RQ2：青年女性对社交媒体上的时尚类内容与其自身物质观之间的关联是通过用户对媒介内容的反应直接发生的，还是受到了他人、社会等结构性因素而产生的影响？

此处，本文引入了Gunther和Storey于2003年提出的“间接假设模式”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框架。下面将对该理论进行进一步的阐发。

“间接影响模式” （The Influence of Presumed Influence），是Gunther和Storey在2003年提出的新理论模型。这一理论是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Davison“第三人效果”理论的发展和深化，基于“第三人效应”而又有所不同。Davison（1983）在其著名的《传播中第三人效应的作用》一文中提出，现代大众传播的效果研究主要兴趣通常集中在直接影响上，侧重媒体对个人与社会的直接影响，但一系列研究表明，大众传播对受众也可能具有强大的间接影响：受众即使没有直接接触媒介，也可以通过观察其他人是否受到影响进而形成自己的认知，而这表明受众受到了传媒的间接影响（Davison 1983；Gunther and Storey 2003）

“间接影响模式”是2003年Gunther在尼泊尔开展的关注女性健康运动的研究中提出的，它包含两个命题：1.受众首先感知并判断传媒对其他人是否有影响；2.他们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对自己所感知的做出行动层面的回应（Gunther & Storey，2003；禹卫华&张国良，2008）。

实际上，这一理论的提出来源于Gunther在1998年提出的“具说服力的媒体推断”即“说服理论”（presumed influence），其研究了大众传媒如何影响舆论，如何影响公众对他人想什么的观念。Gunther在研究中发现，当受众接触了一小部分媒介内容，就倾向于从这小部分中推断更多的媒介内容。人们往往想象性扩大媒介的边界，并相信其他的人会看到同样的信息，接触到类似的媒介内容（Gunther，Christen，Liebhart，&Chia，2001）。一个人越相信其他人可能接触到媒介，就越将媒介对人的影响推断至他人，并且这种影响还会经过放大（Eveland，Nathanson，Detenber&Mcleod，1999）

说服理论一经发出，就在健康传播领域，尤其是针对青少年行为的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Chia，1010）。比如青少年往往是先感知到吸烟广告对同龄人的影响，然后自己对吸烟的倾向会更积极并平常化（Gunther et al.2006）。有鉴于此，笔者认为青年女性在社交媒体上对时尚类内容的接触和互动也有类似的效果，即社交媒体的使用会刺激青年女性感知到社交媒体上这一类内容对身边女性朋友影响。基于这一逻辑链条，笔者在此提出本文的假设2a、假设2b及假设3：

H2a青年女性在社交媒介上时尚类内容的接触程度与对他人社交媒介使用程度的判断呈正相关

H2b青年女性在社交媒介上对时尚类内容的参与互动的程度与其对他人社交媒介使用程度的判断呈正相关

H3青年女性对他人社交媒介使用程度与青年女性所认为的他人的物质观成正相关

此后，Chia 和Gunther（2006）进一步地发现，在群体压力的影响下，青少年往往会使自己的态度渐渐适应他们对同龄人受媒介影响的观感，不管这种认知是不是真的正确。李湘君等学者（2010）在应用间接影响模式对上海地区的艾滋病预防知识传播情况进行研究时，也发现间接影响模式对于改变白领对于艾滋病预防知识议题的“实用性态度”更为有效。即相对于消除受众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刻板印象，白领由于感知到了群体压力，受到了“同伴规范”的影响，更倾向于调整自己的认知，因为改变与自己切身相关的态度和行为可能来得更容易。

Huh& Langteau（2007）同样应用这一理论对DTC进行了研究，提出在对这个理论的探讨中，还可以关注个体先在认知的影响。个人关于他人受媒介影响大小的认知会受自己对他人的先验性认识和预先倾向的影响（Chia，2007；Meirick，2005），也就是说，说服理论在被个人具体运用时，会因为自己对“他人”性质的判断和角色定位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鉴于上述研究，在此提出本文的最后一个假设，并形成研究的假设模型如图1：

H4青年女性对他人的物质观判断与其自身物质观呈正相关。

图1 基于“间接影响模式”的社交媒体使用对青年女性物质主义影响的假设模型

三、研究方法

1、样本采集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使用网络问卷星进行线上问卷收集，以14-35岁的青年女性为调查对象，通过近便抽样的方法，共回收问卷291份，剔除无效问卷，最终采集有效样本286份。在样本特征上，基本呈正态分布，考虑到经济条件对调查对象物质观的可能影响，问卷也测量了这些青年女性的每月可支配金额。全部数据采用SPSS 18.0 进行整理、统计和分析。

2、变量测量

（1）社交媒体使用程度

在变量测量上，本研究参照了Stella C. Chia（2010）从间接影响层面展开广告对青少年物质观影响研究的思路，将社交媒体的使用程度作为重要的自变量。鉴于社交媒体不同于传统媒体的交互性等特征，本研究提出将社交媒体使用程度分成两个变量——社交媒体接触程度与社交媒体互动程度，以进一步分别测量其对青年女性物质观的可能影响。

测量青年女性自身的社交媒体接触程度。采用五分的李克特量表，请调查对象对其在不同类型的社交媒体平台（包括微信公号、微博账号、社交媒体私聊、社交媒体群聊、微信朋友圈与QQ空间、论坛社区、购物类社交网站等七类内容接触渠道）上对时尚类内容的接触程度进行打分，1代表完全没有关注，5代表关注频率很高。

采用同样的方式来测量青年女性的社交媒体互动程度。邀请调查对象对自身在社交媒体上针对时尚类内容使用不同类型的互动方式（包括主动搜寻、转发、评论、点赞或打赏、与内容生产者私信交流、与朋友在线讨论、参与在线活动、公开发帖、专栏撰写、 担任社区管理员）的频率进行打分，采用李克特量表，1 代表从不，5 代表总是。

同样，研究中也请受测的青年女性对他人（在本研究中主要是周围女性朋友）的媒体使用程度进行判断（但不再区分社交媒体接触程度和互动程度），作为本研究的第一个中介变量。主要从接触相关内容、主动搜寻内容、转发、评论、点赞或打赏、私信内容生产者、与朋友在线讨论、参与在线活动、公开发帖、为专栏撰写相关文章这十个维度进行测量。采用李克特量表，1 代表从不，5 代表总是。

分别加总并取均值后得到三个变量：青年女性自身在整体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时尚类内容接触程度、（α=0.80，M=3.02，SD=0.88）、青年女性自身对社交媒体上时尚类内容的整体接触程度（α=0.90，M=1.99，SD=0.71），以及青年女性对他人社交媒体使用程度的判断（α=0.88，M=2.68，SD=0.69）。经检验上述三个量表均有较高信度。

（2）物质主义观念量表

青年女性自身物质观，以及对青年女性对他人物质观的判断，是本研究中重要的因变量与中介变量。

本文参照Marsha L. Richins（2004）经过大量实验提出的信效度较好的九项物质主义量表，平均涵盖了物质主义的三个因子——以获取财富为生活、通过获取财富追求幸福、以财富定义成功。在物质观量表的应用上，本研究采用5 分李克特量表，1分代表强烈不同意，5分代表强烈同意，邀请调查对象对9个表述自身态度和9个表述他人态度的句子分别进行同意程度的判断，分析后得到青年女性自身的物质观（α=0.84， M=3.30，SD=0.63），与青年女性对周围女性朋友物质观的判断（α=0.87， M=3.42，SD=0.59）。经检验，这两个量表的信度均较高。

（3）自信心量表

个体自信心 （self-esteem）是已有研究中发现的容易影响物质观的变量，是本文的重要控制变量。本文采用了罗森伯格的自信心量表（RES），分析后得到调查对象的自信心程度变量（α=0.79，M=2.81，SD=0.38）。经检验量表信度较好。

（4）人口统计学变量

此外，年龄、学历、地域、职业、经济收入等人口统计学变量都有可能影响到青年女性的物质观程度，本研究同样对其进行了变量控制。

四、分析结果

为了回答前文提出的假设和研究问题，对数据进行了四次回归分析，先检验了没有中介变量参与的第一假设模型（Model 1），再检验了加入中介变量影响后的第二假设模型（Model 2），以更好地检验间接影响理论中变量的中介效果。回归分析结果如图1。

在第一假设模型中，进行了自变量为青年女性自身的社交媒体接触程度与互动程度、因变量为青年女性自身物质主义的回归分析，检验结果如图1a。结果支持了假设1a与假设1b，即青年女性在社交媒体上有关于时尚类内容的接触行为（β=.19，p<.01）和互动行为（β=.32，p<.001），都与其个人物质观（R2=.10）呈显著正相关。

此外回归结果显示，青年女性围绕时尚类内容的互动行为与其物质观的相关系数，要高于其对该内容接触行为与自身物质观的相关系数。这初步说明了，青年女性在社交媒体时尚类内容的参与互动对其物质观的影响，比青年女性在社交媒体时尚类内容接触对其物质观的影响更显著。

在第二假设模型中，加入了中介变量进行分析，进行了因变量为青年女性对他人社交媒体使用程度判断情况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如图1b）青年女性自身的社交媒体接触程度与青年女性对他人社交媒体使用程度的判断呈显著正相关（β=.40，p<.001），青年女性自身的社交媒体互动程度与青年女性对他人社交媒体使用程度的判断亦呈显著正相关（β=.59，p<.001）。这一结果检验了假设2a与2b。此外，对比两个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可以发现，青年女性对他人媒介使用程度的判断受社交媒体互动这一维度的影响更大。

对因变量为青年女性对他人物质观判断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青年女性对他人社交媒体使用程度的判断与青年女性对他人物质观的判断呈显著正相关（β=.24，p<.001）。即青年女性判断他人的社交媒体使用程度越高，其判断他人的物质观也越高。假设3成立。

对因变量为青年女性自身物质主义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青年女性对他人物质观的判断与青年女性自身的物质主义程度呈显著正相关（β=.65，p<.001）。假设4同样成立。

至此，研究完成了全部假设模型的检验。其中第二假设模型的回归系数R2=.45，可见加入中介变量的第二假设模型解释力明显高于了第一假设模型（R2=.10）。加入中介变量影响后，青年女性的社交媒体接触程度（β=.13，p<.001）和互动程度（β=.26，p<.001）对其自身物质观的直接影响，相较第一假设模型有所下降。这说明，青年女性个人物质观不仅受到自身社交媒体使用情况的直接影响，更受到其对他人社交媒介使用情况以及对他人物质主义程度判断的间接影响。

换而言之，青年女性对社交媒体上时尚类内容的使用程度越高，其判断周围女性朋友在社交媒体上关于该内容的使用程度也越高，进而将影响其判断他人物质主义程度也越高，而这一判断最终会影响青年女性自身的物质主义水平。此外，比起简单、被动的社交媒体接触行为，这一间接影响过程的发生受社交媒体的互动这一维度影响更大。

图2 假设模型检验结果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引入了Gunther在2003年提出的“间接影响模型”，以探究媒介传播之于观念形成的复杂影响过程。这一理论极大地深化和发展了“第三人效果”理论，但在目前国内外的媒介研究中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其理论应用与探讨都还十分有限。

本文主要贡献在于，把原本主要应用在传统媒体上的间接影响模式进一步拓展到社交媒体层面，并加以检验，同时考虑到了社交媒体的特点与机制，除了内容浏览之外，也将社交媒体特有的互动属性纳入考量范围。

研究的结果表明间接影响理论模型在社交媒体平台依然成立，社交媒体对观念的形塑并非是一个简单的刺激-反应机制，而是一个复杂的、兼有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的过程。

1、社交媒体及其互动属性与物质主义观念形塑

首先，社交媒体时尚类内容的接触和互动与青年女性物质观直接相关，尽管在加入控制变量以及经过对间接影响模型的检验之后，两者的相关性变小。在此前的有关媒介与物质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众媒介、传统媒体和广告层面，研究对象主要为青少年。研究结果显示青少年的物质观的确受到对媒介、广告接触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且由于青少年对于网络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网络媒介中广告对于青少年物质观也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Goldberg et al.,2003;Lachancel et al.,2003;Chia,2010）但是很少有对于社交媒体、不具有直接消费刺激的内容作为研究变量，且将物质观的研究主体确定为青年女性群体的研究。

而本研究认为，社交媒介作为一种新的媒介形式，仍然对于物质观念的形塑起到直接的影响效果。在移动终端兴起的今天，社交媒体根据用户需求提供集中且大量的相关内容成为可能性。社交媒体的资源丰富性与便利性大为增加，人们能够从中获取充足的信息，因此也对其产生很强的依赖度（蔡骐&刘维红，2005）。作为消费主力和社交媒体主要使用者的青年女性，在使用社交媒体的过程中会不断调整自己的物质观。

其次，研究发现青年女性在社交媒体时尚类内容的“双向”甚至“多向”互动对于其物质观的影响大于其在社交媒体上单向地对该类内容浏览所造成的直接影响。这体现了社交媒体特有的“互动”属性。此前的研究已经证明了社交媒体对于观念的改变能够起到重要的作用，例如Perloff（2014）研究认为社交媒体的内容特点和交互形式对于年轻女性身体形象以及自我认知产生重要影响，包括社交媒体上大量的视觉形象和紧密的同侪交流，而通过消极的社会比较、传递以及同侪求同等过程，社交媒体内容显著影响着年轻女性对于自己身体形象的关注。且也有研究表明在线互动讨论会影响在线信息搜集，以及信息搜索与线下参与之间的关系。（Li & Chan2016）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在有关社交媒体时尚类内容参与互动越多的青年女性，意味着她们对该类内容更感兴趣，较只是内容浏览的人而言，她们对于社交媒体的使用更为深入，社交媒体这类内容对她们物质观的影响也会更大。

因此，研究建议个人在社交媒体使用过程中，要适度控制对于社交媒介的依赖，多根据自己的包括收入等方面的实际情况来树立正确的物质观。

2、间接影响模式在社交媒体的应用

除了直接影响之外，社交媒体对青年女性的物质观念有着间接的影响。这种间接影响表现在青年女性对于社交媒介对周围他人物质观念影响的判断。此前的研究已经证明人们总是趋向于高估他人对于媒介的消费（Peiser&Peter,2000），并且根据“第三人效果”理论，人们认为自己总是足够聪明以抵抗这种媒介带来的效果，但是认为这种媒介内容对他人的影响却是巨大的。（McLeod,Eveland&Nathanson,1997）但是“间接影响模式”从更加宏观的角度关注“间接效果研究”，是对“第三人效果”研究的深入，在“间接影响模式”中，受众“对自我所受影响的认知”不再是此模式的要素。态度与行为方面的后果不再仅仅依据受众对自我与他人认知的差异来判断，而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预期，也即信息对于他人影响的判断来采取行动。（禹卫华&张国良，2008）

间接影响模式建立在个体设想并且会趋向于根据自己的媒体接触程度来推断他人的媒体接触程度的前提上。此前的研究对于间接影响理论模式的讨论很多还是集中于传统媒体之上， Park（2005）在间接影响理论模式的框架下检验了杂志对于渴望变瘦意愿的影响，发现,，阅读美容和时尚杂志都直接或间接地增加想要变瘦的意愿。认为间接影响的途径包括对于大众媒体所呈现的理想的纤瘦形象的感知驱动，大众媒体对于他人变瘦意愿说服影响的判断，对于自己理想形象的感知。同时，变瘦的意愿既有显示的来自社会的压力，也有来自对媒介对他人影响的判断。Chia（2010）在间接理论模式下研究了网络和传统媒体上的广告观看对于青少年物质观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间接影响受到青少年对于父母朋友媒介接触的推断和对他们物质观的推断，而这种推断又部分来源于青少年和父母朋友之间的人际交往。

而此前研究基本没有在社交媒体中对间接理论模式进行检验的研究。在本研究中，通过对于数据的回归分析和4个假设的检验，证明青年女性物质观的形成是以其对于社交媒介时尚类内容对于周围人物质观影响的判断为基础的，也即青年女性的物质观形成受到来自社交媒体的影响是间接而非直接的。这说明间接影响模式在社交媒体上也依然适用。

由于社交媒体互动属性，这样的间接影响可能会更为明显。本研究发现参与互动与对他人社交媒介使用程度判断的相关性，比只单向内容浏览对他人社交媒介使用程度判断的相关性更大，即说明，青年女性对他人社交媒介使用程度的判断受互动这一维度的影响更大。Gunther 在1998年提出的“说服理论”是间接影响模式的来源，该理论认为，人们会根据接触到的少量的媒体内容推断媒介中到处充斥着这样的内容。而且，人们会倾向于推断许多其他人也接触这样的大多数的内容。（Gunther、Christen,Liebhart,&Chia,2001）。 在社交媒体时代，互动能够带来更多的参与体验，而参与主体会更容易且在更大程度上感知到媒体内容，并且会因此感知推断媒体中存在着大量这样的内容。

在社交媒体的互动，一方面，参与者与内容生产者的互动会留下记录，让其他参与者或者是内容浏览者感知到有更多的他人在使用社交媒体。另一方面，社交媒体的互动并不局限于参与主体与这类内容的生产者，使用者相互之间的互动能够让他们感知到他人也是一直暴露在这样的内容之下。所以参与互动越多的人会更倾向于认为他人的使用社交媒体的程度也是很高的。同时也有研究证明人们倾向于认为他人的媒体使用程度越高，他们受到来自媒体的影响也就越大（Eveland, Nathanson,Detenber,&Mcleod,1999）。

因此参与社交媒体互动越多的人倾向于认为社交媒体的这类内容对于他人的影响很大，经常处于这样内容之下的人的物质观很强。在基于对他人的判断之后对自己观念和行为做出的改变的青年女性，其物质观的形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来自社交媒体时尚类内容的关注和互动，也即社交媒体使用的影响。

通过分析和讨论，本研究认为间接影响模式在社交媒体上也依然适用。

3、研究局限与展望

（1）非概率的近便抽样方式以及横断面研究和线上自我汇报式填写问卷的方法或多或少会影响本研究结论的有效性。

（2）在本次研究中，发现有很多控制变量与因变量也有莫大的关系，由于文章篇幅原因并没有进行展开描述。例如性别，本研究主要是针对青年女性社交媒体时尚类内容的使用程度对其物质欲的影响，以往研究倾向于认为女性物质欲强于男性，而梅罗维茨（2002）研究发现电子媒介取代传统媒介后，男性和女性的媒介关注内容趋于同质，气质发生融合。除性别外，年龄、地域、职业、原有知识储备等因素也可以作为未来研究中关注的重点。

（3）本研究中所指的对于他人感知中的“他人”主要针对的是被调查者周围的女性朋友，但间接影响模式理论对“他人”的讨论还可以有更多的意涵，未来研究可以从社会距离等其他角度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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