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闻爱好者》

【摘要】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是一项复杂系统的工程。当前我国学术期刊数字化主要是期刊社建立网站、在线审稿、设立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化”；与大型数据库合作数字化；国家数字化公益平台推进；学术期刊机构方联盟数字化。总体上看，“自媒体化”工作艰难，开展成效不明显；与商业化数据库平台合作成效突出，但存在张力；数字化实践中理念存在偏差，缺乏传播力的精准定位。数字化改变了学术期刊的传播生态，传播力成为学术期刊的核心竞争力。学术期刊数字化的内在逻辑是新技术对传播方式革命性的整合和再造，以及传播力的内在价值诉求。传播力建构是学术期刊数字化的出发点、着力点和落脚点。当前要做好以下学术期刊数字化工作：认清学术期刊数字化的本质，坚持办刊自信；积极推进和实施传播力发展战略；提高政治站位，寻求政策性传播力道。

【关键词】数字化；学术期刊；内在逻辑；传播力

数字化改变了学术期刊的传播生态，传播力成为学术期刊的核心竞争力。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术期刊引入核心期刊评价引发“鲶鱼效应”，产生极强的内生动力。一时间“影响力”成为各期刊社竞相追逐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过去单向度的静态的传播模式，极大地推动了学术期刊的发展。但从近20年的评价实践来看，它并没有改变学术期刊封闭的办刊生态环境。数字化是数字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其技术意义并不仅仅局限在工具性层面，而是全行业生产方式颠覆式的变革。如果说核心期刊理念坚持的是内涵式的发展道路、功夫在内的话（“内容为王”），那么数字化背景下就强调内外兼修，既强调内容生产，又重视知识传播、追求外延式发展。目前，我国学术期刊数字化工作已经破局前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国家层面，“十二五”“十三五”发展规划已明确提出了数字化期刊发展的具体目标。但在实践中相较于商业性或者说经营性期刊来看，学术期刊明显存在数字化意识主动性不够，整个工作较为被动和迟滞的问题；数字化中“去期刊化”的问题，也直接对学术期刊形成困扰，使办刊者陷入深深的迷茫。本文以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为视角，聚焦我国学术期刊数字化实践、通过数字化与传播的内在逻辑分析，揭示出学术期刊数字化的传播本质，以期在传统纸质学术期刊的数字化正确转型问题上抛砖引玉，就教于专家。

一、当前我国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及存在的问题

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是一项复杂系统的工程，学术界对此也有多种理解和定义。以传统的纸质版学术期刊为视角解读，学者给出的定义是：从广义的角度看，是指学术期刊出版内容、编辑流程、经营方式及期刊社内部管理等全方位的数字化，其中不仅包括出版物内容的数字化，也包括出版行为的数字化。[1]从狭义的角度讲，有学者认为数字化是依托传统学术期刊的内容资源，运用数字化和网络技术进行立体化的传播，其主要是出版物内容的数字化。[2]从数字出版的形态来看，学术期刊数字化又可分为数字化期刊和数字期刊两种形态。有学者认为，数字化期刊是基于传统纸质期刊的数字化，即利用数字化技术改变纸质期刊内容的载体形式和用户阅读方式，主要体现为介质多元化、推广网络化、传播立体化。这一表述相当于上述的广义概念，而我们今天谈的学术期刊数字化也主要是这一内容。数字期刊则是基于数字化技术，利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的全新出版方式，完全脱离纸质载体以数字内容的编辑出版为流通介质，以互联网或其他电子通信手段为渠道，以网上支付或电子支付为交易手段，完全实现在线审稿、出版发行工作。[3]当前，我国学术期刊数字化的实践形态和问题还主要是传统纸质学术期刊如何数字化转型的问题，因此我们也主要以传统纸质学术期刊数字化为视角来分析数字化转型问题。

（一）我国学术期刊数字化实践考察

当前我国学术期刊数字化的样态，有学者总结为“三个平台”和“五种模式”。“三个平台”即期刊数据库第三方平台、学术期刊门户网站平台、以中国科技论文在线和开放阅读期刊联盟等为代表的学术期刊开放存取平台，“五种模式”即优先出版、延时出版、开放获取、纸质版的网络版、学术论文个性化组合版。[4]如果以单个学术期刊为视角，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四种情况：（1）学术期刊社数字化的“自媒体化”和数字平台建设。所谓“自媒体化”，即期刊社以传统纸质学术期刊为依托，积极开展数字化出版和传播工作，主要表现在自建网站传播，在线审稿等编辑出版管理，创建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其中数字平台建设主要为网站建设，个别有实力的期刊社开展了电子版的出版发行工作，如《新华文摘》；还有一些媒体集团尝试开展了媒体融合，实现了学术期刊数字化，如浙江大学学报。[5]（2）与中国知网等大型数据库平台合作开展数字化工作。根据江苏省的统计，截至2017年，江苏省有65.8%的期刊建立了独立的官方网站，其中90%为专业类学术期刊；有93.7%的期刊加入中国知网。调查分析中有两个100%：一是所有期刊均建立了数量不等的数字化形式，二是全部专业学术期刊加入中国知网出版平台。[6]与大型数据库平台合作形式较为简单，即学术期刊社将每期的内容光盘“出售”给数据库，一般按10%的收益分成，知识的再生产、经营一般与期刊社无关。近几年大型数据库在即时通信平台等应用方面也提供给期刊社很多技术支持，如优先出版、OA系统、在线审稿、学术不端查重、语义出版等。目前，以大型数据库平台为主导的学术期刊数字化工作正向纵深发展。2017年10月，中国知网与首批合作的436家学术期刊编辑出版单位发布学术论文录用稿网络首发联合公告，将期刊以录用、初步定稿或已定稿件以单篇或整期的形式通过中国知网平台优先出版，开启了我国学术期刊首发出版新模式。[7]（3）国家数字化战略学术期刊公益性平台推进。2011年教育部“名刊工程”创建高校学术期刊数字化平台“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2012年3月，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建设。截至2016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库收录期刊665种，论文近300万篇，在传播方面与商业数据库平台相比存在较大差距。（4）学术期刊机构方联盟数字化。在实践中，期刊联盟之路并不顺畅，往往呼吁的多，成功的少，如早期的“合肥宣言”最后也是无疾而终。[8]联盟的意义一方面是适应数字化的资本、信息、人才密集的需要，破解支持条件难题；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与商业大型数据库平台分庭抗礼，争夺话语权的需要。但从目前来看，学术期刊机构方联盟数字化并没有实现初衷与超越，而是仍然在探索中。如2015年7月，社科院系统、高校及其他学术研究机构与团体、新闻出版机构等联合成立中国学术数字出版联盟，该联盟依托《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系列标准、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人文社科学术成果重要质量评估指标体系、众书网搭建的“国际化按需出版数字传播网络”“学者在线”“壹学者”等建立学术成果应用发布平台[9]，2018年9月第五届中国（武汉）刊博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新媒体与学术期刊传播’暨社会科学期刊新媒体联盟发布会”，集合院内81种学术期刊组成方阵与社会各方联盟建立新媒体平台数字化发展，都意在努力实现学术期刊机构方联盟数字化。

（二）我国学术期刊数字化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学术期刊数字化已迈出坚实的步子，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囿于体制、资金、技术、人才等因素在实践中的数字化探索显得有些迟滞不前，总体来看还属于探索试水阶段。其问题主要表现如下：

（1）各期刊社数字化流于形式，“自媒体化”成效不明显。如上文中江苏省的统计反映出我国多数学术期刊社已经具有数字化意识，但整个工作还处于初步阶段，数字化运作还存在诸多困难。就网站建设而言，很多期刊社的网站形同虚设，数据更新迟缓，甚至还存在滞后于纸质期刊的现象，其结果导致与建设初衷相背离。[10]很多期刊社网上投稿系统也因操作繁杂、稿件分类等问题相当于形同虚设。[11]在即时通信传播平台方面，有学者对政治学类35种CSSCI核心期刊进行研究分析，设有微信、微博或博客的期刊已逾半数，但从数据更新看，大多只机械地设立平台，内容缺乏系统性、连续性、及时性，致使平台建设流于形式。[12]由上述问题可以看出，我国学术期刊的数字化道路可谓漫长悠远。

（2）与商业化数据库平台合作成效明显，但存在张力。大型数字化平台集中了单个学术期刊难以企及的资本、信息、技术、人才等数字化要素，在满足自身商业利益诉求的同时，成功实现了学术期刊数字化的传播。就学术期刊而论，当前我国学术层面的媒体融合是中国知网、维普信息、万方数据等大型商业数据库推动和完成的，有学者认为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3]。目前学术期刊加入大型数据库平台是实现数字化传播最现实、最有效的形式。如中国知网经过20余年的发展，其产品出口到北美洲、欧洲、亚洲43个国家和地区，机构用户达1300余家，海外每年文献下载量1300余万篇次[14]，这是单个期刊社无法企及的。

但近年来，学术期刊社在与大型数字化平台合作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数字化背景下“读库的越来越多，读刊的越来越少”，学术期刊存在感下降、主体性丧失；大型商业性数据库平台资本逐利和任性的一面也表现出来，引发了与学术期刊社的矛盾。2017年3月，中国知网在天津举办“学术期刊转型与融合发展合作方案沟通会”，主办方明确提出“消灭纸质版，提高数字版价格”，学术期刊社担心的数字化过程的“去期刊化”问题公开暴露。实际上，早在2016年此问题就出现过，北京大学等多家高校因中国知网买库涨价太高不得不声明暂停使用的情况。[15]实事求是地说，如果说学术期刊利用大型数据库平台成功地实现了数字化转型，最终革了自己的命，而没有实现“凤凰涅槃”式重生，那学术期刊数字化的意义在哪里？这个问题非常值得人们深入思考。商业化数据库平台的逐利性如何受到约束？法治化的环境是其一，更重要的约束还是学术期刊的话语权。学术期刊虽然是内容的提供者，但没有话语权，所以如何“合作”的问题在当下法制不完善的情况下需要体制性的政策保护。同时，当前学术期刊公益性传播平台也急需建立起来以制约商业化数据库平台的逐利性。

（3）缺少数字化背景下学术期刊传播力的精准定位。从当前来看，人们对数字化的定位主要还是技术的，没有从本质上即从传播上理解数字化概念，致使学术期刊数字化走入“死胡同”。笔者查阅中国知网，在“主题”一栏输入“学术期刊传播力”，显示70条结果；输入“传播”显示375条结果；输入“核心期刊”显示91432条结果，显示结果反差巨大。[16]从实践来看，笔者走访多家期刊社，几乎所有期刊社都把转载、索引放在工作的突出位置，没有一家期刊社提出把传播力作为期刊发展规划的明确概念。对于数字化，人们从理念上接受，但均局限于工具性的简单使用，没有与传播力对接。当前学术期刊数字化出现困难或者流于形式的重要原因在于数字化理念的偏狭甚至错误，即追求数字化形式的转型工作，不追求基于传播力提升的平台构建或建设。人们在实践中一提数字化开展困难，大多都会把原因归咎于缺少资金、人才等，思考也往往就此止步。学术期刊的重要功能应在于学术交流与传播，创办学术期刊不能仅止步于平台的搭建，而忘记了学术传播与交流的初心。

二、学术期刊数字化传播的内在逻辑

在数字化工作中，有主编说，学术期刊不主动数字化是等死，主动数字化是找死。这话虽有偏颇，也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目前一些学术期刊社的无奈，但同时也反映了学术期刊如何数字化的紧迫感。

（一）数字化新技术是对传播方式革命性的整合和再造

数字化的概念和意义决不能仅仅止步于工具性的使用，而是思维和理念的迭代。数字化全面解构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数字化环境下知识的传播和获取越来越容易，学术期刊在知识传播上的功能受到冲击。当前，基于大型数据库的知识服务体系，使学术期刊在成果提供形式和结构上发生了变化，以适应数字化。一方面，知识传播立体多维、空间无限，使论文在呈现形式上不断丰富；另一方面，在方便检索、向用户展示研究过程等深度服务时，论文要素被分解，在传播的形态上呈现新特点。数字化传播改变了传统学术期刊共享性差、信息不全、存储和检索不便的传播缺陷。数字媒介整合了一对一、一对多以及多对多的传播形态，一种物质载体、不同数字媒介对应的传播用途和传播目的在传播过程中一直处于不断的探索和建构中。传播载体实现了从无形到有形的转换，传播形式及传播手段在时空上实现了从横向到立体传播的范式转换，传播的主客体可以经常性换位，且互动性增强、个性凸显。[17]移动互联网时代，网络传播的复合、开放、多级、连通特性使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传播理念、传播规律都发生了变化，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传播形态相互交织，单向性的传播模式已经转变为多向性的非线性传播模式，信息传播兼具多层级、分众化、碎片化、及时性、交互性等特点，文本、图像、声音等信息交互融合。“数字出版融合了内容、变革了阅读，以一种新的业态快速成长，是对学术期刊传播方式的一种革命性的整合和再造。”[18]

（二）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的本质在于传播力内在价值诉求

“传播是科学的本质”。[19]从转型形式上看，一方面指载体的纸质传播到数字传播；另一方面指运用互联网、大数据思维构建期刊运营新模式。这两种转型形式从本质上讲都指向传播，而且就学术期刊公益性而言，传播是其内在的本质规定性。学术期刊离开传播的价值遵循必然偏离主题与方向。就数字化而言，学者李频认为，“学术期刊数字化传播的内在逻辑是：传播技术从机械化印制技术发展到数字化通信技术引致并最终决定了从期刊出版到传播的数字转型”[20]。数字化的本质不仅仅是出版载体的变化和介质的改变，由纸质出版变为数字出版，而主要在于传播的立体多维，交互共享，无限链接等重要传播的生态改变。因此数字化下，作为学术期刊社应主要把握这一过程的内在价值诉求——聚焦传播力发展。有学者指出，“学术期刊的数字化，首要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让用户在单位时间内获取最重要的内容。如何让传统期刊数字化后具有（为读者所）喜闻乐见的特点、产生巨大的传播力，才是期刊数字化的真正意义所在”[21]。关于传播力，简而言之就是“传播内容充分利用各种途径实现有效传播的能力”。[22]与对影响力的重视相比，国内学术期刊对于传播力的重视和研究无论是理论形态还是实践形态至少晚了10余年。2012年，由云南师范大学主办、云南师范大学学报承办的“第二届社科期刊改革与特色栏目建设高层论坛”主张“社科期刊应高度重视传播力”，《人民日报》报道会议后，新华社、国家社科基金网站以及搜狐、网易等商业网站的转载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学术期刊的传播力才逐渐得到有关专家学者的重视[23]，并极大地影响了学术期刊数字化的转型和发展。学术期刊数字化的实质就是传播力的提升，离开这一价值诉求，数字化将变得毫无意义。

转型的本质是从追求影响力到追求传播力的改变，数字化时代也给学术期刊传播力的提升提供了无限的可能空间。应该说，“影响因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术期刊的传播力。一般而言，影响因子较高的期刊文章的质量也较高，反过来讲，“影响因子”较高的学术期刊，其学术传播力也较强。“影响因子”作为传播力的一个效度考察，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应该都能站得住脚。在今天的语境下，数字化对于“影响因子”的提升具有正向的作用。在我们国家，人们对于核心期刊评价的诟病主要在于其被“神话”、功能异化。数字化背景下围绕核心期刊理念办刊在一定意义上没有错，关键问题是它不能是目的性的，其价值实现应该在知识的交流与传播方面。传播力和影响力二者在实践中并不矛盾，影响力是学术期刊发展评价的一种指标，价值在于工具性，传播力对于学术期刊来说既是基础能力又是目的，即最终价值旨归。数字化下传播空间无限，强调知识链接、互动性、共享性、服务意识、平台意识等，实际上数字化下谁对传播力运作精准到位，谁就能占领信息、服务的制高点，谁的传播力就强，学术交流与服务功能就能得到最大发挥，期刊的社会认可度就会高。即使从影响力的视角分析，提升传播力也必然会使转载、索引传播空间提升、效率提高。

三、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传播力定位的战略思考

数字化发展到今天，出现了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一系列社会生产形式，生产关系形态上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甚至在深层的价值观形态上都给我们以深刻影响。碎片化知识的呈现在给我们选择与检索自主与方便快捷的同时，知识的系统性、完整性也往往遭到肢解，虚拟性在对人的生活空间无限拓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着人们的责任，数字化的商业应用在整个生产领域较为突前，“算法推送”无形中也在“功利计算”，等等。因此，传播力提升是个时代命题。既得益于数字化技术支持，反过来时代又需要通过传播力提升引导数字技术的合理价值诉求。

（一）认清学术期刊数字化本质，坚持办刊自信

坚持办刊自信，制定传播力发展战略是解决目前学术期刊数字化迷失的当务之急。学者在研究中往往批评学术期刊受体制保护，数字化积极主动性不够，这种观点并不完全正确。实际上，在工作中多数期刊社还是主动进行数字化运营工作的。但多数期刊社在实际工作中往往遭遇到瓶颈，如建立网站、数字化管理与运营直接面临人员少、技术支持能力差、资金匮乏等问题，致使工作的开展有始无终，困难重重。另一方面，学术期刊社数字化迷失还有“去期刊化问题”。“去期刊化”概念的形成至少与三个因素有关：一是人们对数字化转型的误解，即学术期刊数字化必须实现“数字期刊”的出版转型，形成与纸质出版对立起来的错误理解；二是数字传播中期刊内容传播的论文要素被分解，出现“只读库，不读刊”现象，导致对纸质出版形态的误解；三是人们数字阅读剧增的发展趋势，造成纸质出版物被冷落的假象。据笔者观察，在办刊实践中，也有从业者刻意迎合这种现象，只注重单篇文章的质量，忽视刊物特色以及版式设计等，对学术期刊社数字化出现茫然状态。历史地看，我国学术期刊发展呈现“全、散、小、弱”的生存状态，没有话语权，再加上与大型数据库的合作中，资本运作逻辑出现的任性，学术期刊发展真有点雪上加霜的味道。这种状况与新时代赋予学术期刊的新使命、新要求格格不入。

长期以来，我国学术期刊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在学术交流与传播、学术创新、培养学术新人、促进经济社会文明进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传统纸质的学术期刊经广大学术同人对学术论文的严格把关并定期出版，具有较强的稳定性、权威性，因而在学术传播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成为传播人类学术创新成果的主要媒介。在传播体系中，学术期刊的内容生产具有超越其他传媒的比较优势，“内容为王”是传统纸质媒体的制胜法宝。在数字化这个大趋势下，传统纸质媒体这一理念仍不能放弃，因为离开这种比较优势，所有传播也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有学者研究指出，“在人文社科领域，传统学术期刊在学术传播中的中心地位不仅没有被新媒体取代，相反，似乎越来越稳固了”[24]。因此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只有把传统的纸质学术期刊办好，凸显出其学术中的权威性、专业性、特色性，我们传统的纸质学术期刊才能有更加稳固的地位。

（二）积极推进和实施传播力发展战略

2015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与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出了“立足传统出版，发挥内容优势，运用先进技术，走向网络空间”。这应该成为我们制定传播力战略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当前，许多学者认为，掣肘学术期刊数字化的问题是资金不足、人才匮乏，在具体做法上，为“对抗”资本，呼吁建立联盟的呼声很高，但从实践上却收效甚微。笔者认为，数字化大数据时代信息密集的呈现不是哪几家学术期刊社联合或联盟就能够实现的，单个期刊社的孤军奋战在实践中会走入死胡同。这种“联盟”聚合是一种开放的生态。学术期刊应主动与资本对接、借力发力，而不是“对抗”在硬件建设上与“资本”比拼。传播力建构是学术期刊数字化的出发点、着力点和落脚点。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1）制定传播力发展战略。这个战略依托传统纸质学术期刊，依照期刊社数字化条件，审查刊物自身的社会位置，制定传播力发展目标，也即围绕传播力建设搭建数字化平台。（2）要有极强的平台意识，搭建好传播平台。平台意识首先是开放的意识，是资源的意识，是发展的意识，是一种能够超越传统发展中基于广告、发行的思维逻辑的意识。平台是发展的基础，也是展现事业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可以集合社会上对自身发展有利的各种资源，拿来主义也好，合作共赢也好，唯一目的是为了产生巨大的生产效应。同时，这个“搭建”更强调合作意识。学术期刊社必须正视自身的数字化条件、审视自身的优劣势，切不可被数字化概念套牢，更不可以被一些专业评价机构在对学术期刊的评价中，将期刊网站的建立情况作为加分项而误导。在数字化实践中不要刻意追求形式的东西，有条件可以设立网站，没有条件与其他刊社或社会组织共建网站也未尝不可。在互联网生态下，我们必须有合作互联共赢的意识，在搭建平台方面，思维要有开放性，而不是一味地进行单打独斗。没有条件的，利用移动新媒体时代开展好微信客户端、微博等也不失为极佳选择。（3）深入研究传播价值链生成过程，积极以自身条件进行对接。数字化传播的最大特点就是互联互通、交互传播、多维立体、空间无限，既往学术期刊知识成品成为“传播元”，在传播中无限链接产生新知识。在工作中我们必须有清晰的传播意识，一切以提升传播力为着力点。（4）提升服务意识，推动传播的精准化和效度。学术期刊的转型也包括服务意识的转变。数字化时代呈现立体传播的特征，传播主客体随时随地可以互相转化，受众角色转变为用户。在整个传播过程中特别强调用户体验，特别强调互动性，一切以用户为中心。学术期刊可主动挖掘、分析这些行为，发现并利用受众的个性化需要，促进传播的分众化、大众化、个性化、精准化，延伸学术的生命空间。如果以商业化的视角，即使是内容生产也应该是面向用户。早在20世纪90年代，许多通俗类期刊成立读者服务部为读者贴心服务，让许多期刊发展赢得先机。今天数字化为用户服务提供了极大的技术支持，OA系统、语义出版等创新服务形式也有了无限可能，如信息搜索帮助、在线交流等。互联网时代是“粉丝经济”时代，谁能为用户做好服务，谁就能拥有更多“粉丝”。“粉丝经济”的重要特点就是传播具有无限的扩张力。对学术期刊而言，“粉丝”用户多了，学术期刊的订阅阅读、转载、索引等也必然上升，形成传播价值链，提升传播力。

（三）提高政治站位，寻求政策性传播力道

政策就是生产力。政策无论在市场的条件下还是非市场的条件下都是影响社会的重要推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要求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在政策导向上，管理层对期刊的发展支持已经转变为从过去调结构式的管理到今天的政策支持型变化，如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就是如此。以后国家层面也将会以课题或重大选题的形式对品牌期刊进行更多支持。提高政治站位，寻求政策的传播力道，学术期刊就应积极融入社会，与党和人民同呼吸，在解决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中汲取营养，保持活力，承担其政治责任。数字化发展到今天，出现了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一系列社会生产形式，生产关系形态上也随之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甚至在深层的价值观形态上都给我们以深刻影响。碎片化知识的呈现在给我们选择与检索自主和方便快捷的同时，知识的系统性完整性也往往遭到肢解，虚拟性在对人的生活空间无限拓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着人们的责任，数字化的商业应用在整个生产领域较为突出，无形中也在生成着“功利计算”的价值观。传播是技术，更是思想引导。意识形态问题是任何社会、任何阶级都回避不了的问题。历史地看“意识形态终结论”只能是对自身结论的终结。学术期刊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类知识本身蕴含价值观，其学术成果必须反映当代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社会诉求。学术期刊应该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为责任和使命，在学好、吃透党的方针政策时还要学会履行责任、完成使命，借助政策力道增强体质、发展好自身。学术期刊肩负着“社会之公器”责任，意识形态是红线，谁触碰谁完蛋，丢刊号、丢饭碗还是小事，还要按照“意识形态责任制”追究责任。目前，在实际工作中，部分人还存在糊涂观念，总认为政策是约束力量，不断抱怨体制掣肘发展，这种认识是极其错误的。从数字化时代的“共享”特征看，随着政府“放管服”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信息公开条例”的进一步落实，政策力作用将进一步增强。

提升传播力道在实践中要特别注意以下问题：（1）处理好学术期刊的公益性与数字化商业运作中资本诉求之间的张力。数字化在传播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知识获取的方式发生重要变化。商业化运作的普遍做法就是迎合用户的“算法推送”，即用户需要什么我就“迎合”什么。当今传播仍是“内容为王”（包括政治）的时代，学术期刊仍将发挥重要作用，在与大型数据库的合作中必须坚定自身的主体性，而且在学术信息解构、新的链接中必须保持有话语权状态。当然解决这些问题还有待于知识产权问题的进一步深化。但今天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不能任由资本任性。（2）处理好快餐化、碎片化、娱乐化知识传播与学术期刊内在科学精神诉求的张力。快餐化、碎片化、娱乐化适应了数字化时代知识信息的传播快速、精准以及个性化的需要，但是学术期刊的重要职责是知识的传承传播和新知识的生产，具有严谨性、科学性、价值性内在逻辑统一，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数字化传播是相悖的。学术期刊如何在数字化传播中实现二者的统一，并利用新的传播特点改变过去学术期刊既往的“小传播”到数字化的“大传播”“大众传播”是当下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3）处理好与国际接轨问题。解决好与国际接轨问题，是关乎中国学术期刊国际传播和当下中华文化“走出去”，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问题。中国学术期刊与国际接轨不仅仅是技术的接轨，传播得更多的是中国文化、是中国人的价值观。我国文化传播在国际中的地位急需提升，如中国知网等在国际化的传播中，2000年后做出了突出成绩，但与一些国际大型传媒集团相比，还缺少话语权。我们必须避免陷入资本的逻辑，防止我们的意识形态丢失。因此，我们更应该大力传播中华文化、展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学术风采和文化风采，从而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提升中华文明在世界文化中的影响力，提升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文化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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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河南社会科学杂志社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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