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集体记忆视角，采用内容分析为主、话语分析为辅的分析策略，研究内地主流媒体如何呈现、纪念“高考恢复”这一历史事件。研究发现，“个体高考经历”和“评价/反思教育制度”构成最重要的纪念主题——这也是纪念文章最突出的叙事焦点，两者共同将“恢复高考”建构为事关国家和个人的时代拐点，并不断强化这一话语。前者体现出媒体基本依赖亲历者的私人经历来建构“恢复高考”的集体记忆，个体化的历史叙事占主导。同时，这种叙事几乎统一以“青春无悔”和“高考改变命运”的记忆模式出现，时代失落者和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基本缺席。后者则主要由国家及其代言人和历史见证者共同将恢复高考与当下教育制度改革、国家发展等宏观概念相勾连，统合片段化的个人回忆，为恢复高考这一集体记忆定调。

关键词：恢复高考；集体记忆；框架

The Individualized Historical Narrativ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Identity: An Analysis of the Anniversary Coverage of the "Resumption of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by the Mainstream Media (2007-2017)

Abstract：In this research, We use the analysis strategy based on content analysis and discourse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lective memory, and study how the mainstream media in the Mainland present and commemorate the historical event of “resumption of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individual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experience” and “evaluation/reflection education system” constitute the most important commemorative themes, which are also the most prominent narrative focus of the commemorative articles. The two themes jointly construct the “resumption of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as an era turning-point about national and individual issues and continue to reinforce this discourse. The former one reflects that the media basically relies on the personal experience of the witnesses to construct a collective memory of “resumption of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and the individualized historical narrative is dominant. At the same time, this narrative is almost unified with the memory model of "no regrets for youth" and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changes individual fate". The losers and the profound reflections on history are basically absent. The latter one is mainly linked to some macro concepts, such as reintegrating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the current education system reform, national development etc. What’s more, the news sources mainly come from the government authorities and its spokespersons and historical witnesses. This theme integrates fragmented personal memories and sets the tone for the restoration of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Keywords：Resume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Collective memory; Framework

一、引言

1977年，高考制度在被批判、废止了十年之后，被确立为高校选拔人才的基本制度，并于同年冬天正式恢复。全国共有570万考生参与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高等教育入学考试，许多青年人的命运乃至国运都因此而变。“恢复高考”可谓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

事实上，40年前的高考制度恢复被定义为改变一代人乃至中国命运的拐点，与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等作为中国新时代的象征符号进入大众记忆和认知中，新闻媒体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媒体重视某些特殊历史事件的纪念日，对其存在周期性的报道强度骤增，特别在“整十”这种关键的纪念时刻[ Forrest T R,1993.Disaster anniversary : a social reconstruction of time. Sociological Inquiry, 63(4):444-456. 转引自 李红涛、黄顺铭. 记忆的纹理：媒介、创伤与南京大屠杀[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P102.]。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每在“整十”年份（特别是恢复高考30周年、40周年），新闻媒体纷纷以征文、报道、口述实录、言论等形式建立起对恢复高考这一历史事件的纪念叙事，这些纪念文章对恢复高考的事件诠释过程不仅停留在报道史实，还包括了主观个人体验的表达和分析性的价值评估，并且不可避免地与当下现实发生联系。

集体记忆理论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媒体对恢复高考纪念叙事的视角。本文试图从该视角出发，探究媒体建构了何种关于恢复高考的集体记忆，如何进行历史再叙及不同时期的话语变迁这三大基本问题。通过对慧科数据库、知网相关纪念文章的描述性分析，建立一系列考察变量并分析文本，展现恢复高考集体记忆在主流媒体中的基本面貌，即新闻媒体希望大众记住什么，以及主流媒体诠释该记忆时经常采用的“正确”方式。

二、文献综述

（一）集体记忆及其传播学取向

何谓集体记忆？集体记忆并非社群成员个体记忆的总和，不仅包括社群成员共享的过去，也涵盖社群成员共同记忆或纪念的过去[ Zerubavel E. 1966. Social memories: Steps to a sociology of the past. Qualitative Sociology, 19(3):283-299. 转引自 李红涛.昨天的历史 今天的新闻——媒体记忆、集体认同与文化权威[J].当代传播,2013(05):18-21+25.]。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继承其导师爱米尔?涂尔干（?mile Durkheim）的“集体意识”（conscience collective）理论的基础上，开创性提出“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概念，即“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 毕然、郭金华译. 论集体记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39-40.93-94.]。集体记忆乃是人们根据当下对集体的过去进行共享、理解、建构、回忆与再现的结果，也是记忆主体和历史、文化、政治等外部力量共同形塑的产物，“对同一个事实的记忆可以被置于多个框架之中；集体记忆的框架把我们最私密的记忆都给彼此限定并约束住了”。

现代社会集体记忆的再生产主要通过支配性的社会团体或权力机构运用各种手段实现，其中大众传媒是参与集体记忆叙事的重要主体。潘忠党等学者指出，传媒为我们提供了特定的历史叙事，成为我们认知历史的工具之一[ Pan, Zhongdang, Chin-Chuan Lee, Joseph Man Chan & Clement Y. K. So,“One event, three stories: Media narratives of the handover of Hong Kong in Cultural China”,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1999,2(61):99 ]。卡罗琳?基奇（Carolyn Kitch）进一步提出“媒体记忆（media memory）”，认为媒体记忆对集体记忆的塑造涵盖两种叙事方式：一是媒体关于重大事件的报道内容，使人们了解到无法亲身经历但可“目击”的社会事件，以实现社会认同；二是媒体选择性地摘取最重要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并阐发它们的历史意义，扮演“公共历史学家”的角色[ Carolyn Kitch,“Twentieth-century tales：Newsmagazines and American memory”,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1999,1(2)；119-155.]。新闻媒体通过三种方式参与记忆建构：纪念报道、历史类比和历史语境[ Edy Jill A.，Troubled Pasts：News and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social unrest，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2006.]。媒介记忆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探讨大众媒体如何在文化、政治、技术与社会场景中建构集体记忆，这种建构产生了何种影响，达到何种目的。

我国传播学领域方面的媒介集体记忆实证研究较少，多从承载符号、传播媒介和话语博弈等方面入手，研究重大历史事件或特殊群体：如王汉生、刘亚秋借鉴康纳顿的传承理论框架，研究了知青群体记忆的传播逻辑、建构与传播[ 王汉生、刘亚秋. 社会记忆及其建构——一项关于知青集体记忆的研究［J］.社会.2006-3：58.]。李红涛、黄顺铭从“耻化”叙事、文化创伤与集体记忆等角度深入探究了国家权力、地方记忆社群、大众传媒如何合力形塑南京大屠杀在当代中国的记忆政治文化[ 李红涛、黄顺铭. 记忆的纹理：媒介、创伤与南京大屠杀[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另有研究通过分析2003-2013年间中国主流媒体对孙志刚案的报道，发现由于体制、定位和价值等因素，中国新闻界对该事件难以形成共同的集体记忆[ 张志安,甘晨. 作为社会史与新闻史双重叙事者的阐释社群——中国新闻界对孙志刚事件的集体记忆研究[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21(01):55-77+127.]。

另外，随着互联网发展，新媒体技术对集体记忆的生产与传播带来革新，其书写的话语权开始从权力阶层和社会精英下放到社会成员个体，集体记忆成为不同记忆群体博弈、协商的场所，甚至出现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对抗的替代性集体记忆，即公共记忆、反记忆[ 李红涛.昨天的历史 今天的新闻——媒体记忆、集体认同与文化权威[J].当代传播,2013(05):18-21+25.]。有研究即以维基百科为研究对象，认为其为全球记忆空间，揭示在线记忆社群如何通过协作与争夺来建构南京大屠杀集体记忆[ 黄顺铭,李红涛. 在线集体记忆的协作性书写——中文维基百科“南京大屠杀”条目(2004-2014)的个案研究[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22(01):5-23+126.]。对新技术的关注将把传播学的集体记忆研究领向新的领域。

（二）新闻框架

戈夫曼（Erving Goffman）把框架定义为帮助人们认识和解释社会生活经验的系统性认知手段，即“个人组织事件的心理原则与主观过程” [ 肖伟. 论欧文·戈夫曼的框架思想[J]. 国际新闻界,2010,32(12):30-36.]，能使 “使用者定位、感知、确定和命名那些看起来无穷多的具体事实”[ E. Goffman (1974) Framing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M]. New York: Harper & Row,pp.21. 转引自 孙彩芹. 框架理论发展35年文献综述——兼述内地框架理论发展11年的问题和建议[J]. 国际新闻界,2010,32(09):18-24+62.]。框架不仅是对事件的认知选择，还包括了通过选择、架构等方式建构意义的生产过程[ E. Goffman (1974) Framing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M]. New York: Harper & Row. 转引自 唐佳梅,单波. 脱轨的新闻框架与动态的文化霸权——“9·11事件”十周年报道的跨文化分析[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3,35(07):30-36.]。此外，框架还表现为一种对信息的筛选手段或机制，即对内容及其意义进行选择、排除、强调和呈现所使用的准则[ Gitlin, T.,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M],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 pp.6-9.]。

被引入新闻传播研究领域后，框架延伸为新闻生产和受众接受两个方向。前者侧重于新闻传播的能动性和框架效果，指的是媒介从业者组织报道时对事实材料的筛选、凸显或排除，以及中心主题建构时会循着一定组构方式，“框架是一个中性的组织概念或故事线索”[ 罗争光. 中美报纸对于“奥巴马访华”报道的新闻框架探析[D].复旦大学,2010]，乃新闻组织及其个人处理信息的“思考基模”和解释事件的“基本结构”[ 臧国仁. 新闻报道与真实建构：新闻框架理论的观点[J] . 传播研究集刊. 1998, P1 – 102.]。新闻框架具有界定问题（defining problems）、确认原因（identifying causes）、道德判断（conveying a moral judgement）、提供策略（endoring remedies or improvements）的功能[ Entman, R.M., Framing: Toward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 [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93, 43(4):51-58.]。

根据国内外研究，大致涉及四种框架分析路径取向：一是，美国政治学家阿岩伽（Shanto Iyengar）的“主题式”（thematic）框架与“片段式”（episodic）框架。其区分主要基于报道的文本组织手段：前者以一抽象宏大命题为核心，后者则倾于讲述具体人物或事件[ Lyengar, S. (1991). Is Anyone Responsible?HOW TELEVISION FRAMES POLITICAL ISSUES [M], Chicago,IL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二是“框架清单”（frame listing）分析取向。这指的是在分析新闻报道时订立架构目录，为目录上的“框架”类别制定具体所指，以此为标准分类样本[ 孙彩芹. 框架理论发展35年文献综述——兼述内地框架理论发展11年的问题和建议[J]. 国际新闻界,2010,32(09):18-24+62.]。三是“论述结构”分析取向。该取向由潘忠党、克思基（Kosicki, GM）等学者提倡，借鉴学者梵·迪克（Teun A. van Dijk）的新闻分析，同时利用言说分析，将新闻文本从宏观命题到基本微观命题的拆解分析[ 唐佳梅,单波. 脱轨的新闻框架与动态的文化霸权——“9·11事件”十周年报道的跨文化分析[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3,35(07):30-36.]。四则是“诠释包裹”（interpretive package）分析取向。该取向核心观点为新闻框架乃是一个“价值附加过程”（value-added process），“诠释包裹”指的是新闻故事的主要框架或故事框架，又称“核心架”（core frame）[ 刘强. 框架理论:概念、源流与方法探析——兼论我国框架理论研究的阙失[J]. 中国出版,2015,(08):19-24.]。凡此种种，较多被采用的是“论述结构”和“框架清单”分析路径，其他分类如“策略式”和“议题式”框架分析取向（Kathleen Hall Jamieson和Joseph Cappella等学者提出）等，分类均为研究问题服务，在此不一赘述。上述研究对本文的设计与实施均有启发意义。

综上，本研究更适合采用较为灵活的“框架清单”分析路径。同时，经过对整体样本的初步观察，可以适当参考一些研究对新闻框架的分类，如，人情味框架（human interest）、道德评价框架（morality）、冲突框架（conflict）、责任归因框架（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经济后果框架（economic consequences）[ Zhou,X., Cultural Dimensions and Framing the internet in China,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2008,70:117-136.]。由于对高考的诠释和回忆涉及国家和个人层面，因此考虑上文提及的“片段式”和“主题式”框架，以此来观察媒体更倾向于从个体还是国家记忆出发定义恢复高考，个人化的记忆在集体记忆叙事中占据何种位置等问题。

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与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相结合的方法。因纪念文章基本上是以历史事件发生后的“整十年”为一个关键节点或者说时间周期出现的，我们以“恢复”+“高考”+“10/20/30/40（周年）”作为检索词，利用在线数据库“慧科新闻搜索研究数据库”和“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中国知网）”先后对文章的标题和正文进行检索，并结合《人民日报》、《南方周末》、《新京报》等主流媒体的相关纪念报道，最终筛选得到324篇目的性样本。其中，30周年的纪念文章214篇（66.1%），40周年的纪念文章110篇（33.9%）。因10、20周年的报道数量少且内容单薄，不具备代表性和可研究价值，在此暂忽略不计。

此外，本文将着重回答以下研究问题：

1.新闻媒体通过纪念“恢复高考”建构了何种集体记忆？

2.新闻媒体借助于哪些行动主体来建构“恢复高考”的纪念叙事？国家、个人在其中如何扮演着集体记忆的承载者角色？

3. 纪念文章所展现出的新闻框架、主导叙事和话语策略是什么？它们是否以及如何随着时间而变化？

本研究基本分析单位为“文章”（篇）。为了能更系统回答研究问题，我们在细读纪念文章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系列研究变量：发表时间，文章体裁（1=报道，2=评论），框架类型（1=主题式框架，2=片段式框架），文章主题（1=回顾高考历史进程，2=个体高考经历，3=评价、反思教育制度/改革，4=纪念事件），是否出现政府及其代言人（1/0），是否出现历史见证者发声（1/0），是否存在得益/失落的亲历者的记忆叙事（1/0）。

为了使内容分析得以客观描述，小组成员对所有变量的操作化进行充分讨论和数据比照。由于样本量超过300篇，我们从样本中以系统抽样法各选取了33篇文章（占总样本量的10.19%），各自独立编码，采用百分比一致性计算进行信度测验。结果发现，上述几个变量的信度系数均大于0.85，达到了大多数内容分析的要求[ Wimmer, R, & Dominick, J. (2003). Mass media research: An introduction （7th Edition）.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如：文章体裁PA0=0.91，框架类型PA1=0.87，文章主题PA2=0.89），均为可接受的信度系数。本文采用的数据分析软件为SPSS for Windows 17.0，主要进行卡方检验和频数分析。

四、研究发现

（一）整体情况说明

在324篇纪念文章中，30周年（共214篇，占比66.1%）比40周年（共110篇，占比33.9%）的纪念报道丰富，且前者多伴随着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标签出现。我们发现，当特定年份（如2007/2017年）处于“整十”的关键纪念时刻，新闻媒体对于“恢复高考”这一历史事件的呈现强度明显增加。同时，每逢“整十”周年纪念期间内的“高考”报道，媒体会在选题策划和内容呈现上与“恢复高考”靠拢，使二者发生纵向关联。可见，具有相关度的现当代事件也为新闻媒体创造了某一历史事件“重现”媒体的契机。

纵观这些纪念文章，体裁大体可分为报道（共272篇，占比83.9%）和评论（共52篇，占比16.1%）两种类型，以报道为主、评论次之。在报道中，除了由主流媒体自行采编、生产、组稿的文章外（共137篇，占比50.4%），个体叙述/口述实录（共135篇，占报道总量的49.6%）也成为集体记忆建构的重要来源，二者比例相对持平。不仅是新闻业参与了历史记忆的重塑，社会大众也延展了历史事件的记忆空间，使之变得更多元且开放，后者的自我表达甚至比媒体书写更为真实有效。二者作为阐释记忆的共同体同构着“恢复高考”这段集体记忆对于国家与个人的意义。

（二）私人化历史叙事与集体认同框架

主流媒体对恢复高考的呈现出两条贯穿始终的叙事线索：一是再现历史，通过片段式的个人经历重构恢复高考的集体记忆，其记忆叙事模式基本为“高考改变命运”和“青春无悔”，并将其作为国家命运转折的表征，以此反复印证国家改革举措的正确性；二是关注当下，焦点是反思教育制度改革。

通过细读文本，我们发现，恢复高考的纪念文章可归为两大宏观框架，其中落入“片段式框架”的最多（61.1%），“主题式框架”相对较少（38.9%）；此外，卡方分析显示，不同年代的框架分布存在统计学上的差异（p=0.026<0.05），见表1-1。随着时间往前推进，纪念文章更倾向于采用片段式框架，从个人体验去建构恢复高考的集体记忆，同时主题式框架从30周年的34.6%稳步上升到40周年的47.3%，与之相对的则是片段式框架逐渐回落，从30周年的65.4%到40周年的52.7%。

表1-1 不同年代新闻框架的分布状况

纪念文章主题方面，占比例最大的是“个体高考经历”（57.4%），与表1-1中片段式框架占六成相对应，其次则是“回顾高考历史进程”（14.2%）和“评价、反思教育改革/制度”（22.2%），而“纪念事件”垫底则为6.2%。此外而在文章主题方面（见表1-2），卡方检验不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2>0.05），说明其时间分布较稳定。

表1-2 不同年代纪念文章主题的分布状况

在各个主题之下，我们都能看到片段化的个体经历在重塑恢复高考历史中占据主导叙事地位。许多媒体均选择以参加77届、78届和79届高考的人的个人回忆还原历史，作为纪念恢复高考周年的注脚，这使得媒体所呈现的恢复高考回忆充满生动的片段，趋于生活化。许多故事采取第一人称的自述，试图在大众媒体呈现一个自下而上的民间记忆话语空间。比如，77级考生孟晓苏（学者，企业家）回忆当年高考趣事，以个人视角讲述了自己如何通过当年的高考，从一个工人成长为社会精英，从他复习应考到大学生涯都有详细描述。这类纪念性报道在我们所采集的样本中很常见。

尽管恢复高考的纪念叙事大多是由个体叙写，其细节是丰富零碎的，表明了在集体记忆中的个体意识和自我表现成为可能。但故事的基本框架，以及其所导向的记忆模式却大体相似。媒体上呈现的高考故事大多包含了几个情节要素：文革十年、知青上山下乡带来苦难；得知恢复高考后欣喜若狂；苦学准备；成功考上大学，命运从此改变。媒体反复重现这种典型故事模式之下，个体化的历史叙事呈现出相对“标准化”趋势，如下：

我认为，真正的改革开放始于高考。从国家意义上看，在“文革”后的人才断层危机中，77级的27万人承担起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成为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 《海闻：“改革开放”始于高考》，载《新京报》，2017-04-22.]

在他（邢志盈）看来，“文革”10年，受冲击最大的就是文化。恢复高考之后，社会风气全变了。社会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年轻人追求科学真理，掀起读书热、研究热、探讨问题热。无序的社会开始回到常识，回归理性。[ 《高考改变命运 77级中大中文系40年后再聚首》，载《南方都市报》，2017-12-11.]

上述两段文字引自不同媒体，从中可以窥见个体叙事主导的恢复高考集体记忆隐藏的固定模式，而且这些叙述经常出现在个体高考经历开头或末尾，作为对其个人经历的主题式“定调”。纪念文章的前文都叙述了各种苦难，如读书条件艰苦、被动乱荒废青春等，但这些苦难既是个人的又是普遍的，与特殊的时代背景（十年文革国家动乱、知青上山下乡等），以及更宏大的国家、时代话语建立联系，个人的苦难亦是群体的苦难、国家的苦难。另一方面，对这些苦难的叙说最终又被纳入到“青春无悔”和“高考改变命运”的记忆模式中，以此衬托如今的个人成功和国家发展，并印证恢复高考乃至改革开放的正确性。在反复讲述中，媒体得以强化这种集体记忆的诠释逻辑。看似私人化的多样恢复高考记忆最终被统合起来，无形之中引向更为宏大的时代主题。

媒体的纪念文本不仅报道事实，更以相当主观和分析性的方式诠释现实[ 李红涛.昨天的历史 今天的新闻——媒体记忆、集体认同与文化权威[J].当代传播,2013(05):18-21+25.]。“评价/反思教育制度改革”则是更为直接与当下现实勾连的文章主题，这类纪念文章归属在主题式框架之中。评价和反思制度的主体一般是政府及其代言人（政府、官媒、社会精英），或是当年参与恢复高考决策的历史见证人。与“个体高考经历”主题不同，这一主题与现实联系更加具体，多借纪念恢复高考周年来反思当下。纪念文章一般回溯高考恢复以来的改革历史，对国家教育制度进行制度性思考。对恢复高考的纪念成为讨论当下教育制度的背景和契机，同时也是呼吁社会重视教育的历史参照。

除主题和框架外，媒体所凝聚的纪念内涵也是本文所关注的，涉及到媒体对“纪念什么”、“为何纪念”等问题的回答。媒体对恢复高考的纪念文章存在相对清晰统一的常规表述，大多数将恢复高考与“转折”、“时代拐点”、“ 国家命运”、“ 社会秩序”、“公平”、“自由”等宏观概念联系在一起，这种表述分布在各文章主题中。主题式框架自然不必赘叙，而在以个体叙述为主的片段式框架，相似的表述或是借着因当年高考成功者之口表述出来，或是由媒体明确指出，最终指向的是一种对“恢复高考”的集体认同，即“高考改变个人命运和国运”，后者也与国家改革开放等现代叙事对接起来。

（三）建构集体记忆的承载者

在“恢复高考”集体记忆建构过程中，事件所涉及的各方均可能充当重要的解释者角色。新闻媒体往往依靠这些特定的言语行动者（国家/群体/个人层面）来展现记忆主体的具体面貌。我们特别关注的问题是：在这些纪念文章中，哪些叙述主体占据了主导话语权并对“恢复高考”作了怎样的主观解释和回顾？媒体是如何再现不同叙述主体的身份和角色？他们的出场和发声如何参与了媒体的话语实践？

于是我们对这些群体进行了细分化处理，并给出操作性定义：

（1）政府及其代言人：包括重要文件通知/政策、国家领导层、教育部门官员、专家、官媒；

（2）见证人：参与恢复高考决策的重要历史人物，参与当年高考的工作人员（如阅卷老师、出题人）；

（3）亲历者（得益者）：因恢复高考而受益、命运受到改变的人们，一般包括具有一定成就地位的精英阶层或心怀感恩的普通人；

（4）亲历者（失落者）：一般指恢复高考的落榜者，或考上大学后未成功者。

表1-3 不同主体的文章提及建构集体记忆主体的状况

统计结果显示（见表1-3），将近四成（43.2%）的文章明确提及了政府及其代言人，其中，出现最多的当属作为国家领导并指导恢复高考制度的“邓小平”（词频448次），甚至将其称为“邓大人”、“邓青天”等，给予了高度评价。

此外，刘道玉（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原司长）、刘西尧（原教育部长）等见证者的话语、《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台等官方媒体关于恢复高考的报道、重要文件通知/政策（如《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等信息也被频繁再现。恢复高考作为一项自上而下的决议，国家及其代言人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的记忆话语被纪念文章强调。对“政府及其代言人”和“文章主题”进行交互分析可知，大部分（89.1%）主题为“回顾高考历史进程”的纪念文章都会出现这群记忆者：在“纪念事件”和“反思教育改革”议题的文章中他们作为重要元素出现；而在“个体高考经历”中，以他们为代表的国家话语被弱化。数据显示，政府及其代言人在四个文章主题上的分布差异显著（p=0.000）。

这些纪念文章中，媒体习惯性地聚焦于“国家命运与个人前途”。政府及其代言人和见证人这两个记忆方，更多地是为“国家”说话，构筑了宏大的历史叙事框架，以此阐释“国家命运”更迭。同样的，亲身经历了1977-1979年高考的考生，其记忆话语不可小觑。亲历者的口述史，也是一段微缩的文化史。

构成亲历者的主体是得益者（70.7%）而非失落者（7.1%）。新闻媒体给了得益者足够空间去叙写恢复高考记忆，而失落者们的声音则被埋没，鲜有呈现。得益者的面目是清晰的，主要出现在“个体高考经历”（91.4%）和“纪念事件”（70.0%）而非“回顾高考历史进程”（37.0%）或“反思教育改革”（38.9%）的议题中。从卡方分析可知，得益的亲历者在四个文章主题上的分布差异显著（p=0.000），而失落的亲历者在四个文章主题上的分布情况反之（p=0.648>0.05）

提及“得益者”的纪念文章中，无论是媒体报道或是个人口述，我们都能明显感知到这群人对“恢复高考”油然而生的感恩与赞誉之情。他们倾向于将“恢复高考”事件作积极定性，如“一项欢欣鼓舞的盛事”、“知识改变命运”、“制度性变革”、“有史以来最壮观的考试”、“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国家之幸、民众之福”等。他们肯定国家决策的合理性和正确性，言语中难掩自豪感。

值得注意的还有“77级”、“77后现象”，这群参加了1977年高考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人才”的标签和代名词。他们经历了改革的阵痛期，是拥有真才实学的天之骄子。21世纪初，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各行各业成为了国家的中流砥柱、开路先锋。“77级”已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称谓，而是关于时代转折与社会精英的表征。

我们从少量报道中抽取出“失落者”形象较为鲜明的一篇，来自《南方都市报》于2007年8月8日的文章《那年高考我们“全军覆没”》，讲述了高考落榜者范晓东的高考故事。行文中的话语略显消极，但确实戳中了一定的历史痛点，“迷惘的一代”、“满心遗憾”等字眼流露在他的叙述中。例如：

“只不过，对于我、李青、乃至被‘文革’耽误整整10年的这一代人来说，恢复高考的意义小了很多，我们掉队掉得太多了。在‘文革’10年中，我们这一代自生自灭，是最没主见、最吃亏的一批”；

“他打了个比方，国家是一个大家庭，领导人是家长，理所应当要管好家庭，取消高考是个错误，现在改正错误，天经地义……范晓东前后3次说起‘对于我们这代遭受最不公平待遇的人，国家应该有所补偿’”……

范晓东并没有全盘否定高考，他肯定了1977年高考对国家复兴、民族富强、社会公平公正重建起到的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从个体境遇感受的抒发来看，他认为高考恢复“并不值得感激”，从他自认为是“遭受最不公平待遇”的一代也反映出他心中有憾甚至是不满。在无力改变过往和生活的前提下，他只能表示“接受这个采访，我很高兴，30年了，第一次把这些话说出来，希望能被同时代的人看到，一定会有共鸣的”。

纵观所有纪念文章里建构集体记忆主体的出现频率：得益的亲历者（229）>政府及其代言人（140）>见证人（111）>失落的亲历者（23），也印证了同样的结论：在媒体的公共讨论空间里，有些人在说话，有些人失语了。一方面，我们在上述三者的叙述中可获取的信息量很充分、详实，集体记忆的正面宣扬占据着主导地位。但他们的字里行间却涵盖了许多仪式化、口号化的空泛表述，“拥趸”泛滥的称赞反而让真情实感打了折扣，有过誉之嫌。另一方面，高考得益者、精英阶层占据了话语权，成为历史的书写者，并且与媒体形成良性的双向互动关系：他们愿意诉说，媒体也愿意选择她们。这样一来，他们实现了自我标榜，也强化着自己“不可复制的一代”的国家意识与群体认同。

相反地，社会选择了忘却高考落榜者们，或者说，社会选择遗忘他们，他们也选择防卫、埋藏和隐匿自己。无论是官方媒体、文艺作品还是影视资料等，都选择远离这一群人，集体论说着改革的正确性和政权的合法性，从文化层面对政权作了一次又一次的巩固，记忆甚至作为不同集团和阶层演绎权力的“武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没有发声的通道，因为他们的人物特质与77年高考的意义并不相符，直接导致了话语权缺失的图景——这部分记忆被搁浅和沉淀了。而哪怕是少数获得了话语权的个体，在自我倾吐的同时，也会有意识地顺应时代的集体框架，以至于不会让整体话语失控甚至脱轨。某种意义上，他们都被权力规训了。落榜者们在社会和媒体的记忆中被过滤，不再作为高考参与者进入人们的记忆。然而，恰恰是在这一群被忽视的人们的零散话语中，我们似乎能得到更多关于理性评价“恢复高考”的反思。

五、结语

本文运用定量的内容分析方法，辅之以定性的话语研究，从集体记忆的理论视角出发，分析了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主流新闻媒体在周年纪念报道中对这一历史性事件的还原与演绎。通过媒体报道与个体叙事在不同时空和情境下对其选择性的回顾与纪念、拾回与重构、刻写与传播，探究了主流媒体在纪念报道中对“恢复高考集体记忆”的议题建构与话语框架问题，探察其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联及社会演进的线索。

废除高考的十年，也是社会流动失序的十年。恢复高考为当时的中国提供了一个社会分化与流动模式转换的制度渠道。工农子弟、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等人经历高考后重获新的社会身份，进入了新的社会序列，因此其意义比当今高考更为重大。我们发现，“个体高考经历”和“评价/反思教育制度、改革”构成纪念报道的两个最关键议题。媒体呈现习惯性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挂钩，从个体命运之变化推演国家民族命运之转折，从而肯定“高考改变命运”乃是“改革新政、改变国家命运”的表征，它也成为改革开放后国家政府和一系列政策道路之正当性、合法性的绝佳注脚。尽管“片段式框架”的处理多于“主题式框架”，但在个体化的叙事逻辑中也或多或少夹杂着宏观意义的升华和整塑。这段记忆并非孤立的叙事，它折射出“改革开放”这一宏大叙事在当代中国的变迁过程。因此，“高考改变命运”这句话的意义已然变为一种共同的社会记忆，并不针对个人来说，而是对于一代人来说，更是对于国家的发展来说。个体在诉说自己的命运，实则是在回溯和呼应国家民族的历史印记。

在这一系列的记忆枝蔓中，我们还透过建构主体话语窥见了集体记忆再现中的权力关系。不同身份的群体因自身故事和个人际遇缘故，对历史事件会做不同的解读与建构，使得集体记忆的话语空间和理解层次处于不断的开放与多变之中，从而促成集体记忆的存活和传承。但我们在纪念报道中发现，在满腹深情的叙事背后，记忆媒介所营造出的看似透明公开的话语空间其实是有限的。过多宏大意义的生成与升华，鼓励成功者们自由表达，削弱了失败者们的叙事和主体性。在聚焦当下的诉求目标之下，我们几乎看不到集体记忆中主流和异声间的对话，社会和媒体建构的集体认同仅适用于成功者。“高考改变命运”这句话只是少数人的真实写照，难以将情感和身份认同扩展到更广阔的受众（如高考落榜、高考成功但命运未改变者等）中，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拥有权力的统治阶层亦是集体记忆的操纵者，他们按照自我需求选择性地对记忆进行撷取或遗忘，根据自己设想的框架来构建合理的社会记忆，实际上起到了服务当下社会秩序、合法化和正当化当局及政策的功能。

我们在“恢复高考”的纪念报道中，探察了媒体如何记录这段历史的荣与衰，如何权衡利与弊，如何评议长与短，如何分析得与失。他们把个体的知觉与痛觉凝缩在一起，探询着隐藏在表象下的变革之力。过去，高考似乎有被“神化”的趋向；如今，强调“知识改变命运”的普遍观念逐渐遭到了动摇。在媒体对集体记忆的操演与维系背后，我们应该更多地反思我们讨论历史事件的边界（纵深性或延展度），在进步主义叙事式徽的今天，我们应该更全面理性地体认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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