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新闻发布 传播仪式观 隐喻 仪式 符号

【摘要】

本研究是一项针对“传播仪式观”与新闻发布活动的实践性研究。本文以詹姆斯.W.凯瑞的“传播仪式观”为理论框架，结合政治学中“仪式”的有关研究，以十八届、十九届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同记者见面活动为例，将新闻发布活动置于“仪式的隐喻”这一不同于传统“传递观”的另一种视角下，通过对传播符号与政治象征的解读，尝试作出传播在社会及文化向度上的意义阐释。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12年11月15日，在新当选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活动上，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的这一句在之后五年间《人民日报》的报道中出现了433次，更在五年后中共十九大的政治报告中体现为对我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

自党的十四大以来，每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隔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都会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人选。全会结束后一般由大会新闻发言人邀请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新一届中共中央总书记也会依例发表讲话。新当选常委的首次亮相与新任总书记的首次讲话，都使记者见面会充满着丰富的政治涵义与象征意义。值得一提的是，十八届、十九届两次记者见面会在时间长度上都超过了以往。总书记讲话的内容，也被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就职演说”的意味（白岩松语）。以上种种，都足以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与重视。

一．仪式：作为传播的隐喻

1975年，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James W. Carey）在《传播的文化研究取向》[ 詹姆斯. W. 凯瑞, 丁未. 作为文化的传播[M]. 华夏出版社, 2005. 4页]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传播的仪式观”（a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凯瑞认为，在长期以来关于传播的解释里，传播常常同“传授（imparting）”、“发送”（sending）、“传送”（transmitting）联系在一起，作者将其定义为传播的“传递观”（a transmission view of communication）。而传播的“仪式观”则是将传播同“分享”（sharing）、“参与”（participation）、“团体”（fellowship）等词联系在一起，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是共享信仰的表征”，“是一种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在这样的意义里，“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 同上]。

在传播仪式观的视角下，传播的定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现实得以生产（produced）、维系（maintained）、修正（repaired）和转变（transformed）的符号过程。”换言之，“传播通过符号形态的建构、理解和利用创造了现实，并使现实成为一种存在”。凯瑞通过对涂尔干关于社会是“社会共同体所创造的理想的投影”这一论述传统的发掘，认为这种“投影及其物质形式的体现”产生了一种人造的然而却是真正的符号体系，其作用“不是提供信息，而是一种确认（confirmation），不是为了改变态度或思想，而是为了代表事物的基本秩序”[ 詹姆斯. W. 凯瑞, 丁未. 作为文化的传播[M]. 华夏出版社, 2005. 4页]。

传播的仪式观提出后，随即在学界引发了强烈讨论。由于詹姆斯·W·凯瑞在提出这一研究视角之后，并未对此做详尽、具体的解释，故使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这一研究观点做出了互有差异的阐释。囿于本文篇幅所限，在此简要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概括：部分学者，如丁未（2006）、周鸿雁（2012）、胡翼青（2015）、张建中（2007）等，采用文献分析法，将研究重点放在凯瑞的著作中，并结合凯瑞的求学经历、研究兴趣等学术背景，力图从有限的文本中发掘出凯瑞的学术脉络，探寻启发凯瑞提出仪式观的理论来源。另一部分学者，如樊水科（2011）、郭建斌（2014）、刘建明（2015）等，针对部分将仪式观用于实际传播过程解读中的概念误用等问题，着力解决学术研究中的概念误区，区分“传播的仪式观”同“仪式传播”、“媒介事件”、“媒介仪式”等字意相近概念，廓清学术研究中概念混用的随意性问题。

在学术争鸣你来我往的“商榷”、“兼评”、“再论”之中，传播学界对于传播仪式观的理解也取得了进一步的深化。如樊水科在《从“传播的仪式观”到“仪式传播”》[ 樊水科. 从“传播的仪式观”到“仪式传播”:詹姆斯·凯瑞如何被误读[J]. 国际新闻界, 2011(11):32-36.]一文中指出，凯瑞使用了“仪式观”（a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而非“仪式传播”（ritual communication）,其原因即在于相比“仪式”这一人类学范畴的概念，“仪式观”的要义在于理解传播的文化视角，更多地借助了“仪式”的隐喻含义。郭建斌（2014）在《如何理解“媒介事件”和“传播的仪式观”》[ 郭建斌. 如何理解“媒介事件”和“传播的仪式观”——兼评《媒介事件》和《作为文化的传播》[J]. 国际新闻界, 2014, 36(4):6-19.]一文中也提出，“传播的仪式观”是人类传播现象的一个隐喻层面的问题。“仪式”在凯瑞的表述中主要是一种类比，凯瑞利用了隐喻“将熟知的和陌生的事物特点合并在一起”的特性，“借我们所熟悉的事物——仪式来类比人类传播活动的隐含意义”。Klaus Krippendorff（1993）在《传播学的主要隐喻及其使用的建构主义反思》[ Krippendorff K. Major Metaphors of Communication and Some Constructivist Reflections on their Use[J]. Cybernetics & Human Knowing, 1993.]（Major Metaphors of Communicaiton and some Constructivist Reflection on their Use）一文中分析，“首先，仪式的隐喻来自于（它的）持续性和重复性；其次，仪式的隐喻在于它使得传播成为一项合作共享的公共性活动；第三个理由在于，作为仪式的传播必须使每个参与者都感到满意（没有人会有损失），并且留下一些可供辨认的东西”。而刘建明（2015）在《“仪式”作为传播的隐喻之原因探析》[ 刘建明, 徐开彬. “仪式”作为传播的隐喻之原因探析[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2(4):80-84.]一文中更从“仪式和传播都具有社会序化和凝聚功能”、“人类社会生活的符号互动本质及其仪式性”等方面论述了“仪式”何以成为传播的隐喻。概括起来，仪式意义上的传播的深层意味在于“社会存在是通过符号形态的建构和利用维系的，最后讨论的落脚点在于社会是如何更好地存在和维系。”

胡翼青（2015）在《再论传播的“仪式观”：一种社会控制的视角》[ 胡翼青, 吴欣慰. 再论传播的"仪式观":一种社会控制的视角[J]. 河南社会科学, 2015, 23(5).]一文中则综合了关于“仪式观”的部分讨论，借助人类学领域对仪式研究的几点共识：仪式的解读与神话的关系、信仰对于仪式活动的内在支持、仪式活动是一种狂欢抑或狂热的情绪表达、仪式具有的社会整合功能等，并从解释人类学者格尔茨对凯瑞“仪式观”的影响这一角度出发，将其解读为“传播是现实得以产生、维系、修补和转化的符号过程，强调意义的阐释”。这一解读，在于“把人类行为——或更准确地说是人类行动——看作一种文本，我们的任务是建构这一文本的‘解读’（reading），文本本身是一个符号序列——言谈、书写、姿势——它们包含了解释”。而对于传播活动（行为）的解释，则基于社会向度（社会控制）与文化向度（意义体系）两个维度展开。本文即拟尝试根据胡翼青教授所提出的这一阐释框架，对十八届、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这一政治传播与新闻发布行为，基于传播的仪式观，即“仪式的隐喻”，进行对传播活动在社会与文化向度上意义阐释的实践研究。

二．阐释：“仪式”的符号序列

（一）场景的营造：象征的操演

十八届、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活动，都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举行。根据纪录片《人民大会堂》的介绍，东大厅的正式名称为国宾会谈厅，是人民大会堂经常举行外事活动、重要会议的厅室。作为国家领导人同外国元首会谈的国事活动场所，东大厅也经常出现在央视《新闻联播》的画面中。大厅中央的巨幅国画，由侯德昌在1994年所作，名为“幽燕金秋图”。画作描绘了自北戴河老龙头到居庸关一带的北国长城秋景，并题有毛泽东的词句“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江泽民曾称赞这幅画“气势很大，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

在“国事”规格明确的人民大会堂国宾会谈厅这样一个封闭的、横向延展的空间进行新闻发布，这本身就赋予了活动以隆重正式、中心明确的整体氛围。值得注意的是，在十八大、十九大的开幕式结束直至记者见面活动当天这段时间内，中央电视台都没有安排有关会议的直播活动。且在活动之前，外界对刚刚结束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情况也并不了解。故根据直播画面显示，当主持人讲出“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总书记和各位常委！”这一表情式与宣告式话语后，记者席的右侧方向、东大厅的入口处就立刻成为了期待已久的记者们与直播画面关注的焦点。

当政治局常委成员们依次亮相并缓步走上坡道直至大厅中央展台的预留位置处，记者们的注意力、直播画面的跟随镜头都被“政治局常委有哪几位”所吸引（央视直播的画外音甚至能听到现场记者们在小声地辨认依次出场的常委）。而当各位政治局常委在预留的位置上站定，完成“见面”这一姿态性展示，进行了新政治身份的公开亮相后，摄影、摄像记者便开始按动闪光、快门，完成这一历史性画面的记录。此时的画面，则定格在七位政治局常委以及身后的《幽燕金秋图》。七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代表着新一届的中央领导集体，而常委身后的国画所描绘的“万里长城”则是中国这一国家形象的具体意象之一。二者此时的画面同构，连同见面活动的时间、地点、空间等一系列符号的组合（包括总书记讲话中的“常委同事”这一身份象征与语言符号），完成了政治象征与传播符号的操演——“未来五年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大卫·科泽曾经指出，仪式“依循高度结构化和标准化的程序，有其特定的展演场所和时间，这些程序和时空都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换言之，“仪式是一种裹缠在象征之网中的行为”。从中不难看出，见面活动的时间、地点、空间等这一系列符号的组合也构成了一种“象征之网”。单个符号具有多种不同的象征意义，而不同的符号在不同的解读中具有多种不同的意义。上文所述的这种“姿态性表演”[ 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在《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一书对“媒介事件”的一种分析思路，指“仪式领袖”通过“戏剧”与“表演”的隐喻，借助收视强化集体事实，并转化为象征的模型塑造过程]中，新生的政治力量在“仪式化”的新闻发布活动里，将带有“仪式”隐喻的政治象征与传播符号连结起来，进而通过“话语表演”，也即新闻报道中的焦点——新任总书记在见面活动上的讲话构建所指，而其指向的，是一种普遍的合法性。

（二）符号与隐喻：神话的建构

查尔斯·莫里斯（C.W.Morris）认为，“如果一个指号，在它出现的特殊场合是用来指使这样一个对象，这个对象不是指号真正地凭它的意谓来指使的，而却具有指号真正所指示所具有的某些性质，那么这个指号就是隐喻的（Metaphorical）。”[ Morris, Charles William, 罗兰, 周易. 指号, 语言和行为[M]. 指号,语言和行为.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此处的指号，即为符号（sign）。换言之，一个符号的所指，在同能指发生意指作用的基础上，共同成为第二层的所指，且在能指层面具有某种隐喻的作用，那么就构成了神话（myth）。

根据新华网文字实录并发布的十八届、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稿，两篇讲话稿都可分三部分来阐释：同记者的问候、对常委的介绍、基于“我们”的角色认识。在对习近平在十八届、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的阐释，特别是对于“我们”的角色认识部分的“深描”中，不难发现，隐喻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如Fairclough.G所言，隐喻构建思维和行动的方式，并且建构我们知识和信仰的体系。或者更具体地说，政治事件本身并不能被直接感知，我们需要借助隐喻来界定相关问题。而在隐喻理论中，概念隐喻理论常常用于解释固化度（entrenchment）较高的、也即受众耳熟能详的隐喻模式。“概念隐喻”理论因而常常为政治话语传播者——即讲话中的“我们”——所采用。

Charteris-Black将隐喻分析分为三个阶段：隐喻的识别（identification）、隐喻的阐释（interpretation）、隐喻的解释（explanation）。在此，本研究通过对习近平在十八届、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稿文本的定性分析，并从中识别出如下概念隐喻：道德隐喻、旅程隐喻、有机体隐喻和疾病隐喻。

道德隐喻在讲话中的使用最为频繁，相关的关键词有：信任、责任、使命、重托、承诺、答卷等。

例如：

这个重大的责任

责任重于泰山

向历史、向人民交一份合格的答卷

确保兑现我们的承诺

衷心感谢全党同志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一定恪尽职守、勤勉工作、不辱使命、不负重托。

通过这些具有积极意义的道德词汇，话语的传播者将自己认知成一种道德角色，即“我们”受到全党同志、全国人民的信任，一定会负起责任、不辱没使命、不辜负重托，履行在此对党和人民许下的承诺。

道德隐喻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与感染力，特别是将其与一系列道德价值联系在一起时，能够唤起听众的认同感，增强话语传受双方的认知共鸣。在习近平的两场讲话中，将领导党和国家这一政治身份建构在道德价值之上，即受到党和国家，民族与人民的信任与托付。而这也具有某种反向隐喻，即因违法违纪被查处的一系列领导干部，辜负了党和国家，民族与人民的信任、辱没了这一重大使命与重托。以此，同全面从严治党等工作，形成了某种价值同构与正当性关联。

旅程隐喻属于概念隐喻中的结构隐喻，即以一个结构清晰、界定分明的概念去构建另一个结构模糊、界定含糊的概念。Lakoff曾把旅途隐喻概括成“有目的的行为是沿着道路向目的地前进的旅行”。相关的关键词有：道路、历程、进程、接力棒、路上、掉队、喘口气、歇歇脚等。

例如：

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

接过历史的接力棒

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不能有任何喘口气、歇歇脚的念头

通过这些词汇的始源域，形成如下的认知投射：五千多年文明的发展是一条长路，一趟前后相继的历史旅途，我们正行进在通往全面小康、共同富裕等美好未来的通道上。旅程离不开旅伴，是所有人一起完成的，并肩前行是其中的应有之义。

旅程隐喻具有丰富的联想意义：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方面可以勾勒出全面小康、共同富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旅程终点的美好前景，引发受众对于这些美好未来的憧憬；另一方面也可以激发“携手并进”的认同感，鼓励每一位“全面小康”、“共同富裕”、“民族复兴”旅程中的旅伴参与到共同的行动中去，一个都不能少、共同迈向终点。更重要的是，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文明的延续与发扬，以及全面从严治党等涉及终极价值的“旅程”，并没有终点可言。这也在激励着话语对象，在这样的“旅程”中马不停蹄，不能有中途休息、止步于此的想法。旅程隐喻一方面以“目的地”激励受众产生“到达的想象”，另一方面以“长途”鞭策受众产生“前进的紧迫”，在政治理念与政治事件的表达中，较为常用。

除去使用较多的道德隐喻与旅程隐喻外，疾病隐喻与有机体隐喻在讲话中也较为明显。例如，“我们将继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将干部队伍中的违法乱纪现象隐喻为“病毒”，将整个党视为生命体，同时也将“从严治党”隐喻为“治病”，唤起受众对反腐工作之重要的情感认同。而“我们深深扎根人民”则将人民群众视为“土壤”，将整个党视为从土壤中生长、发芽、壮大的有机物，形象、生动、具体地阐述了党群关系，描绘了党“深耕”人民群众之中的图景，营造了党和人民群众不可分开的共生关系。

通过以上多种隐喻方式所构建的“神话”，在讲话中完成了身份符号——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多种话语的组合，不断地丰富着符号序列的内涵与政治象征的涵义。另外还需特别强调的是，两场记者见面活动在符号序列中存在着差异，空间上不同的符号序列也传达着不同的能指，体现着变化的政治象征。根据两场记者见面活动的央视直播画面：政治局常委站立的讲台前，在十八届时摆放着一排鲜花，在十九届时却没有；而讲台一侧的讲桌后方，十九届相比于十八届时，总书记发表讲话时，身后的画面中增加了一面党旗。这两个政治符号缺位与新增，也可看作是五年间全党政治生态变化的象征。

众所周知，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就任后首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就通过了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十九大会议召开期间，驻地会场也严格执行改进会风的有关规定，并未摆放鲜花。举行见面活动的人民大会堂东大厅自然也不例外。而这五年间，习近平总书记被确立为第五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在十九大上写入党章。这些都标志着习近平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政治身份、在党内的政治地位得到巩固与强化。作为一个政党的符号，具有特定能指与历史意涵的党旗在见面活动中出现，是政党意识在现实表征中得到强化的展现。如果再将出现党旗这一符号的能指扩展到十九大上党章修改后增加的一句：“党政军学民，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那么党旗在此时此刻的出现，也就成为了应有之义。

因此，消失的鲜花，与作为前景的习近平总书记与作为背景的党旗与“长城”国画的画面构图，充实着这一政治传播与新闻发布形式的符号序列与符号能指，让新的政治关系的确认建立在原有政治象征的运用上，增强着记者见面活动的仪式特性。

三. 意义的书写：社会与文化的向度

米歇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曾说过：“国家是看不见的——在他能被看见之前必须对之人格化，在它能被爱戴之前必须对之象征化，在它能被认知之前必须对之形象化”[ 大卫·科泽. 仪式、政治与权力[M].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5. 7页]。凯瑞在《传播的文化研究取向》一文的开篇也提到了杜威对传播的评价“社会不仅因传递（transmission）与传播（communication）而存在，更确切地说，它就存在于传递与传播中”[ 詹姆斯. W. 凯瑞, 丁未. 作为文化的传播[M]. 华夏出版社, 2005. 4页]。那么，国家与社会的建构与传播，具体地说，同符号有着怎样的关联呢？不妨再看看凯瑞的这段表述：“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也即，仪式意义上的传播，其深层意味在于“社会存在是通过符号形态的建构和利用维系的”，最终指向的，是“社会是如何更好地存在和维系”[ 胡翼青, 吴欣慰. 再论传播的"仪式观":一种社会控制的视角[J]. 河南社会科学, 2015, 23(5).]。

（一）社会向度：“团结”与“在场”

涂尔干（Durkheim）在对仪式的研究中这样认为，“任何社会都需要定期地维持与确认集体的情感和理念，这种情感和理念是社会的统一性和特殊性所在。如今这种道德重建只有通过聚会、集会和会议等形式得以实现，在这些活动中，人们团结一心、一再地确认他们的共同情感”。而在南希·芒恩（Nacy Munn）等研究者看来，这些仪式性活动“一端是社会秩序的外部道德约束和类分，另一端是个体行动者的内在情感和想象”。可以说，仪式创造了对于社会维系而言必需的团结，而仪式中这种团结的营造，有赖于对包含着“共同生活意义”的集体形象的象征性动员，以便将个人与有着重要人物的共同体联系在一起。

对于政治传播的主动方而言，经过五年一次、为期七天的全国代表大会，过去五年政治实践中的进步与成绩等需要以某种方式确定下来——如总书记在大会上做政治报告。更为重要的是，党的权力运行中枢得到了重组，政治权力关系发生了变化。而“任何地方的政治权力关系的呈现和变更，都需要借助象征性的表达方式”，因此，政治仪式在此就显得格外重要。七位新的权力中枢成员在记者见面会上的亮相、新的领导人在记者见面活动上的讲话，是“权力关系”的呈现，是公众面前权力的“合法性”展演，也是以一种戏剧的方式在美化权威。

对于政治传播的受众——此处主要指在场的记者以及收看直播的观众而言，电视直播使身处各地（甚至是呆在家里）的电视观众产生一种政治参与的“错觉”，乃至成为一种“在场”的延伸。这对于很多观众而言，满足了“对戏剧性活动的渴望”，那是他们“在情感宣泄上的有力的、合理的需求”。而这种“参与”，也可以理解为对组织方所构建的政治秩序展演的服从、一种不在场的、非语言交际行为的“团结”。

（二）文化向度：“连续”与“认同”

王沪宁在《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结构》一文中这样写道，“今天，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政治生活不单单由诸如制度、体制、权力、规范等‘硬件’构成，还有‘软件’亦即潜在的或内在的命令，如价值、感情、心理、态度等”。这样的一些意义体系，换言之，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被王沪宁定义为“政治文化”。而不同于西方“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基于历史传统的中国的政治文化是一种“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在中国的文化氛围中，“政治文化的效能和力量来自大众的认同或不认同，感应或不感应，纳入或不纳入，而非一定要身体力行”[ 王沪宁. 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结构[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8(3):55-64.]。如果做一些相关解读，所谓“政治的力量在于文明，文明的力量在于人心，人心的向背在于教化”[ 強, 世功. 中国香港 : 政治与文化的视野[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所谓的“教化”，可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最高境界的政治艺术，具有的效果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大政治。

然而这种“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对于政治传播的主动方而言，存在着一个前提条件上的缺失。如同王沪宁引用杜维明在《中国文化的认同与创新》中的说法，“中国的近代历史有着许多断层，每隔五年十年就发生一次根本性的转折或折腾，各个断层时期构成其复杂的多层传统文化心理，使得现代中国人缺乏一种统一的、明确的、持续的历史感”。所以，在两次见面活动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都用大量的篇幅回忆过去、用于弥补所谓的“断层的历史感”。仪式将由于历史的断层所造成不同的文化心理联结起来，完成“历史正当性”的前后连续。考虑到王沪宁自十八大以来都在中央书记处、中央政策研究室任职，这篇王沪宁早期研究中的观点也有可能影响至今，乃至反映在讲话稿的撰写之中。

而这种“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对于受众而言，则意味着一种个人建构意义与社会身份的价值认同。这有赖于仪式中所应用的一种（参与的）我们／他们这一情感结构的比喻。在仪式所营造出的情感氛围与讲话中所提到的普遍诉求，受众往往自发呈现着“心悦诚服”——参与观看、进行讨论。在这样一种“集体感”之中，一系列认知与态度层面的行为都赋予了身份认同以文化向度的意义。

四．结语

大卫·科泽（David I. Kertzer）曾经这样定义仪式：“一种体现社会规范的、重复性的象征行为”[ 大卫?科泽. 仪式、政治与权力[M].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5. 11页]。如果从仪式的定义这一角度阐释新闻发布活动“仪式的隐喻”，这一不同于传播“传递观”的视角可以这样被理解：一场通过符号与象征的各种形式的操演并伴随着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体现权力变动与政治态势、展现基于秩序的合法性与来自历史的正当性、充满仪式意味并已成惯例的记者见面活动。

十八届、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活动就是对传播的仪式观视角下的新闻发布活动最为贴近的案例体现。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我国政治生活与政治传播中仪式化的加强，这一仪式观视角下的新闻发布活动并不能等同于政治仪式的新闻传播。除去其在传播的社会向度与文化向度上与人类学与政治学视阈下的仪式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之外，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宪法宣誓制度在我国的逐渐落实，一套真正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就职仪式未来不远可期。

行文至此，倘若将视线收向党和国家领导人同记者见面活动的肇始，《人民日报》1987年11月3日第五版的报道吸引着研究者的目光。那一年的记者见面活动中，开放了记者提问。整场的近三十个问题，其中的一些不乏辛辣直接、有的还涉及对高层人士任免的猜测等。小字标题“这个酒会令人难忘！”概括了这场互动融洽的见面活动。回看胡翼青在《再论传播的“仪式观”》一文中的观点，“凯瑞传播仪式观的逻辑起点在于杜威”。而杜威的核心思想在于：在美国，通过传播实现维系共同体，以及实现参与式民主。或许，凯瑞的仪式观在文化研究意义上还有着这样的呼吁：记者的报道“不是用透明的方式传递干巴巴的信息，常规的学问才是民主对话的框架，新闻记者从事的就是这样的民主对话”[ 胡翼青, 吴欣慰. 再论传播的"仪式观":一种社会控制的视角[J]. 河南社会科学, 2015, 23(5).]。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