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基于文献计量学的共词分析方法，利用CiteSpace V提供的科学知识图谱的可视化技术，以CSSCI收录广播研究相关期刊的1998年为起点，梳理了20年间在新闻传播学领域内广播研究的重要文献，以及中国知网的期刊论文中呈现出的热点议题变迁、核心作者机构及其合作关系等。分析主要涉及广播学研究的成熟与相对稳定时期（1991—2000）以及繁荣发展时期（2001至今）,研究发现：国内广播学研究发文数量逐年增长，广播研究与广播实践联系紧密，且广播技术与广播实践是广播研究的主要推动力；广播学的研究热点演变路线为“节目—美国—广播媒介—新媒体—媒体融合—新闻编辑”， 研究议题围绕广播实践与技术的热点与难点展开；研究者之间合作网络松散，然而地域合作明显；广播学研究对于广播史学、广播专业化、广播经营与管理等方面较为关注，而对于基础理论等则关注较少。

关键词：广播学、CiteSpace V、知识图谱、共词分析、共引分析

引言

1986年，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提出要建设独立的广播电视学。广播学作为广播电视学的分支，其学科体系建设由此拉开序幕。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播研究及广播学一直处于弱化、事实上边缘化的发展态势，广播学并没有在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中享有应有的话语空间和学科地位[1]。为满足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需要，本研究基于文献计量学中的共词分析方法，利用CiteSpace提供的科学知识图谱的可视化技术，以1998年CSSCI收录相关文章为起点，梳理近20年间在新闻传播学领域下广播研究的重要文献，以及期刊论文呈现出的热点议题变迁、核心作者及合作关系等，分析主要涉及广播学研究的成熟与相对稳定时期（1991—2000）以及繁荣发展时期（2001至今），在对这两个时期可视化分析的基础上解读我国广播学研究的学科建设情况。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应用科学知识图谱（Mapping Knowledge Domain，MKD）方法，并应用美国德雷克塞尔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College of Computing and Informatics，Drexel University）陈超美教授开发的CiteSpaceV信息可视化软件。

（二）研究对象

本文以CNKI全文数据库和CSSCI引文数据库两个数据库作为数据源。CNKI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连续动态更新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其期刊数量较多；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的期刊学术性强且编辑规范。研究选取两大数据库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广播学研究论文作为研究对象。考虑到CSSCI期刊收录以1998年作为起点，为统一两大数据库分析时间，取1998年作为分析起点。

（三）数据筛选

本文将“广播”放置在“篇名”字段中进行检索，在CNKI中共检索到1998-2017年间相关文献题录数据30520篇，CSSCI中共检索到1998-2017年间相关文献题录数据1745篇，检索时间是2018年8月。

在CNKI全文数据库中，由于该数据库论文数量较多且参差不齐，因此选取1998—2017年每一年度所有符合标准的论文中，被引频次在前10%的论文作为研究样本。针对得到的30520篇论文，由两位编码员进行人工筛选，去除“会议通知”“征稿公告”“新闻报道”“会议举办的新闻报道”“期刊卷首语”“无作者”等不属于学术文献的论文，编码员间信度为0.90，最终得到有效数据共3400篇。

在CSSCI数据库中，以“一般论文”“综述”“会议论文”三项标准对所获取数据进行提纯，最终筛选出1734篇论文。

（四）参数设置

本研究在运用CiteSpaceV生成可视化谱图时，如无专门说明，各项参数都是按照以下方法设置：将文本题录数据导入CiteSpace软件中； “Term Source（主题词来源）”项下默认全部勾选；“Term Type（主题词类型）”项下选择“Burst Terms（突现词）”；“Pruning（修剪算法）”选择“pathfinder（关键路径算法）”；“Node Types（节点类型）”根据不同的研究需求进行选择。研究选择Keyword、Author、Institution、Cited Journal、Cited Reference作为分析对象。

CiteSpace提供了几种控制节点取舍的方式，本研究节点数据抽取对象分析不同而进行不同选择。

二、中国广播学研究进展分析

（一）广播学研究发文趋势分析（CNKI和CSSCI）

通过对搜索方式的比较后，本文以篇名为“广播”作为搜索条件，设定时间为1998-2017年，分别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搜索和中国知网下的CSSCI数据库中搜索，共搜索出中国知网数据库论文数量52337篇，中国知网数据库下的CSSCI论文3807篇，如下图所示。

图1 中国广播学研究CNKI发文量年度变化情况

图2 中国广播学研究CSSCI发文量年度变化情况

图1、图2分别为中国广播学研究CNKI和CSSCI发表论文数量年度变化情况。从图1可以看出，中国广播学研究的论文发表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平稳增长趋势。在1998-2004年间，国内广播学研究的年均发文增长量在100篇左右；从2004至2012年，年均发文增长量达到200篇左右；2012-2016年年均增长量为500篇左右，于2016年达到峰值，发表论文数量为5371篇。从CNKI数据库可以看出，我国广播学研究的热度在逐年增加。

如图2所示。从总体上看，与CNKI发文数量趋势有所不同，CSSCI论文发表数量有升有降，在1998-2001年间、2004-2008年间、2013-2014年间呈现出上升趋势；在2001-2004年间、2010-2013年间、2014-2017年间呈现出下降趋势。但因两图基数不同，所以有所差别。若放置一张图中，可以看出，我国广播学研究的发文趋势均呈缓慢增长趋势。

（二）广播学研究热点分析

1.基于CNKI数据库的国内广播学研究历时热点议题

利用CiteSpace的时区功能，选择每3年关键词的前20个进行共现分析，获得基于CNKI数据库的广播学研究关键词时区视图（见图3）。时区视图侧重于从时间维度上表示知识的演进，可以从图3中大致看出1998—2017年间新闻传播学领域广播学研究的相关议题。图中节点和字体的大小反映关键词的词频高低，节点间的连线代表关键词间的共现关系。

表1列出了1998-2017年间广播学研究的高频和高突现度关键词。突现度高的关键词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所在研究领域相应时间区间的新兴研究前沿，其历时性演进折射出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前沿热点的动态变化。结合图3和表1的突现度可以看出，广播学的研究热点演变路线为：“节目—美国—广播媒介—新媒体—媒体融合—新闻编辑”。同时也可以发现，基于技术基础的广播媒介，其研究也深受技术发展的影响，如从早期的数字广播研究到播客、新媒体、网络广播及融媒体等的研究。

1998—2000年间，广播学研究偏向于实务方面，此时，传统的大众传媒领域如“广播”、“电视”都是该时期的研究重点。高频关键词有“广播”、“广播电视”、“开路电视”、“广播节目”、“电视”、“广播节目等。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对于电视媒体的关注度十分突出，如广播电视、开路电视、电视、广播电视节目、电视机、电视节目等。其主要原因在于1990年代的广播电视研究倾向于将广播与电视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对象，且在研究过程中呈现出重电视研究轻广播研究的现象。而这种以“广播电视”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对象的做法，其实质会损害广播、电视两者的个性特征而不利于研究的深入；且不能让研究者们对我国广播研究、电视研究的研究情况形成一个清晰的认识[2]。此外，从表1中的关键词突现度可以看出，“节目”、“开路”、“受众”等关键词受到了格外的关注，成为该时间段内的新兴研究前沿。同时，随着数字技术的引入，也引发了广播学者们对于“数字音频广播”、“数字广播”、“数字视频广播”的研究热潮。

2001—2006年间，正值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研究繁荣发展时期。受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影响，该阶段以广播为主体的研究开始占据主流，并对国际广播尤为关注。“美国”、“英国广播公司”、“北美洲”等成为该时期的重要研究热点，如代表性论文刘蒙的《美国广播新形态一瞥》、王积龙的《报纸和广播在美国市场失宠》等。更为重要的是，广播研究逐渐脱离“广播电视”整体研究体系，开始作为一种单一研究对象被学界所研究，如关键词“广播媒体”、“广播媒介”等。同时，广播开始进入产业化发展阶段，专业化发展步伐加快，如“广播电视产业”、“交通广播”等受到研究者关注。

2007—2012年间，随着Web2.0的到来，自媒体的迅速发展以及“三网融合”等概念的提出。技术的发展影响了广播的发展，该时期“新媒体”、“媒介融合”、“三网融合”、“网络广播”等成为广播学热点研究对象。

2013—2017年间，技术的发展催生了诸如“新媒体”、“融媒体”、“融合发展”等议题研究；同时，广播业务研究也在该阶段得到重视和深化，如“新闻编辑”、“技巧”、“编辑”等议题得到了较多的关注。

（三）重要作者及合作网络分析

以CNKI数据为基础，对广播学研究作者进行时区分析。将“Years Per Slice”的值设定为3，节点类型选取标准设定为“Top50”，运行CiteSpace得到国内广播学研究（CNKI）重要作者分布时区图谱（见图5）。在本次研究的文献中，共有309位作者，存在着57个合作关系，相关合作关系如下图5所示。

图5中，比较核心的研究者是申启武、栾轶玫、朱虹、孟伟、张海涛、李静等研究者。1990年代重要的研究者有赵玉明、哈艳秋、郭镇之等学者，这一时期基本以学界研究者作为领军人物。2000年左右，栾轶玫、朱虹、张海涛等生产成果较多，他们多隶属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等机构，这一时期研究主要以业界为主，而学界研究者较少。2004-2007年间，出现了以申启武、孟伟等核心学者，同时，合作网络也以这些研究者为中心点，并形成了十分松散的合作关系网。

从时区图中可以看出，有影响力的作者主要集中在2001-2006年甚至更早，主要由60、70后之前的学者主导，新生代的广播学研究者还未能成为研究砥柱。广播学研究合作关系多为师生间的合作，如图中围绕赵玉明、陆晔、曹璐、申启武等知名学者组成的合作网络。但是，不同的核心学者之间的网络联系十分薄弱，我国广播学研究者十分分散；同时，学界与业界之间的勾连也非常之少，理论与业务并未能很好的结合。总体上，广播学研究仍以独自研究占据主流。

表3列出了发文量≧5篇的25位作者，这25位作者是1998-2017年间广播学研究的活跃研究者。这些作者共发表论文213篇，占总发文量6.3%，其中发文量在10篇及以上的作者只有申启武（23）、栾轶玫（17）、朱虹（17）、孟伟（17）、张海涛（12）、李静（10）这6名作者。

（四）国内研究机构及合作网络分析

运用CiteSpace对相关文献的从属机构进行可视化分析，将“Years Per Slice”的值设定为3，选择每3年前20%的数据进行聚类，运行CiteSpace获得广播学论文从属机构的知识图谱，共有节点316个，连线45条，图是使用pathfinder网络缩放后的机构合作网络，保留了重要链接。

图6 1998-2017年中国广播研究的机构分布知识图谱（CNKI）

对于研究者而言，新闻与传播研究者大多归属于某个团体或机构。其所属机构的活跃程度、权威性既可以影响研究者的资源占有率，也可以影响研究者之间的交流合作机制。对于学科总体进程而言，机构的开放性和机构间的交流及活跃程度决定了学科总体的活跃状况。[3]

1.国内广播学学界之间合作关系薄弱、地域合作明显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国内主要的新闻与传播科研机构之间，科研高校之间的合作关系十分薄弱，且多数集中在各机构内部。发文章较多的机构之间学术交流活动匮乏，如表中所示发文量较多的科研院校，中国传媒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之间基本没有合作。这并不利于我国的广播学研究学术交流和广播学科的进步以及理论的创新。

虽然各高校之间合作匮乏，但高校与当地广播电视台合作相对紧密，并呈现出了明显的地域性特点和高校与当地电台合作的特点。如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与暨南大学和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新闻系合作，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与孝感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合作，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与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合作，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与长春广播电视台合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合作，复旦大学与上海广播电视台合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合作，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与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合作，中国传媒大学与浙江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合作等。

同时，高校机构内部也存在着子机构之间的合作。如子机构最多的中国传媒大学，其包括了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新闻学院、传播研究院、外国语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文科教研处等。暨南大学则除了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这个中心以外，还包括暨南大学本校。

2.广播电台与高校发文集中

表中列出了发文量≧15篇的13个机构，共计发文418篇，占总发文量的12.3%。从软件分析结果显示，发文量≧5的机构共有69所，这些机构的类型以广播电视台和高校为主，其它机构还包括学会、广播电影电视集团等。其中高校有24所，占比34.8%，包括中国传媒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广播电视台有37所，占比53.6%，包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吉林人民广播电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郑州人民广播电台等；其它机构（包括国家广电总局、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等）有8所，占比11.6%。就行业集中度而言，国内广播学研究主要以广播电视台和一流老牌新闻院校为主导，并且广播学研究主要还是以实践基础为主。

在高校中，中国传媒大学是发表论文数量最多的机构（包括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传播研究院、新闻学院、新闻传播学部、媒体管理学院等）；其次是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包括各学院及研究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等科研高校也排名较高。在广播电台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吉林人民广播电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等发文量居多。说明国内广播学研究机构较为集中，且多数属于北京地区。这些大型广播电视台和一流高校，对广播学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五）中国广播学研究共引分析和关键文献分析

1.核心期刊

期刊共被引是指两本期刊被同一篇文献引用的现象，反映的是各类期刊及学科间的关联性[4]。期刊共被引数据可以为确定核心期刊提供方法论依据[5]。将节点类型设置为“cited references”，运行软件获得期刊、文献共被引网络图谱（见图7），被引频次最高的前10种期刊和被引频次最高的前10篇文献分别见表4和表5。

由图7和表4可见，国内广播学研究的论文主要发表于新闻传播学期刊上，其中，《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现代传播》、《中国广播》、《国际新闻界》、《新闻与传播研究》共被引次数较高。该时期内《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现代传播》等全国性的广播电视专业核心期刊在中国广播研究热点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广播》作为国内专门刊载广播研究文章的期刊，在广播研究方面的影响力也比较大。此外，综合性新闻传播研究刊物如《国际新闻界》、《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和地方性广播电视研究刊物如江苏省广播电视台主办的《视听界》、中央电视台主办的《电视研究》、江西省广播电视学会等主办的《声屏世界》等在广播学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2.关键文献分析

文献共被引分析（DCA）以用来确定一个研究领域的关键文献和研究前沿。在本研究中，关键文献为被引频次较高的文献。表5种列出了1998-2017年的广播学研究关键文献。

《中国广播电视通史》被引频次为11次，是近年来国内广播学领域最经典的文献，该书的著者为赵玉明学者。赵玉明是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是中国广播学研究领域的一位关键人物。主要从事中国新闻史、中国广播电视史教学研究工作，其主要论著包括《中国现代广播简史》、《中国广播电视史文集》、《中国广播电视史文集》（续集）；主编的重要著作有《中国广播电视通史》（上、下卷）、《中国解放区广播史》等；编的工具书有《广播电视辞典》、《中国广播电视简明辞典》、《中国广播电视人物辞典》、《中外广播电视百科全书》等。他所著的《中国现代广播简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步表系统记述中国广播事业发展的专著，填补了中国历史著作中的一个方面的空白[6]。

《富媒体 穷民主:不确定时代的传播政治》（Rich Media Poor Democracy： communication politics in dubious times）是被引频次较高的英文专著，它是一本传播政治经济学著作，其作者是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罗伯特·麦克切斯尼的代表性著作。麦克切斯尼是美国伊利诺伊州大学传播学研究所教授，其研究领域非常广泛，近年来集中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20世纪媒介史、国际传播、媒介与通讯政策以及媒介和社会变迁等问题。《富媒体、穷民主:不确定时代的传播政治》认为随着媒体对商业利益的无止境追求，作为一股商业力量，媒体和政府集团勾结成为反民主的主要力量，最终将将被弃新闻的要义。其中，麦克切斯尼对公共广播的发展十分悲观，他特别关注了公共广播机构在美国历史上逐渐衰落的过程[7]。

学者们将广播学研究的内容大致分为广播史学研究、广播理论研究、广播业务研究、播音学研究、广播广告学研究、广播语体研究等主要类别[8]。从被引频次排名前10的文献中可以看出，广播学研究对于广播史学、专业化、经营与管理等方面较为关注，而对于基础理论等则关注较少。

三、研究讨论

（一）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科学知识图谱的方法，呈现了1998—2017年20年间广播学研究领域的知识轨迹。研究表明：1.广播学科发展稳步前进，学术成果不断增长。2.广播技术与广播实践成为广播研究的主要推动力，且广播研究与广播实践联系紧密，研究议题围绕广播实践热点与难点展开。3.研究者集中于学界、业界以及各电台研究机构，但相互之间合作网络松散，且学术与业务研究分化较为严重。4.广播学研究较多关注史学与业务研究，未能从其它更多的角度（如文化、经济等）对广播进行相应的研究。

（二）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还存在着很多的不足。首先，本次研究主要基于CSSCI、CNKI两大数据库1998-2017年间文献进行研究，对于前期文献并未能进行考察以致不能将整个学科脉络梳理清晰；再者，虽然本文以CNKI被引前10%的样本作为研究对象，但该数据库研究成果参差不齐，难以准确地反映出该领域的研究状况。此外，文献计量学的方法是基于宏观视角对学科历史和现状的考察，对于微观的观点总结等并不能完全呈现。

总之，研究尚有诸多不足之处，未来的研究可以将时间进行拓展和对样本再进一步精选，并结合内容分析法和传统的文献综述方法等对广播学进行更为细致的全景式分析。此外，还可以对国外广播学研究进行分析，以对广播学研究有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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