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历史记忆传播与文化认同建构

——以大型电视文博节目《国家宝藏》为例

张兵娟 刘停停

2019年02月28日10:19  
 

来源:《新闻爱好者》2019年1月

【摘要】中华民族的历史文物是文明发展的轨迹,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记忆,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与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国家宝藏》作为一档文博探索节目,在传承中国文明、文化认同以及传承创新方面作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笔者主要借助中国文物,从激活文物、凸显文明特色,讲述中国记忆、传承历史文脉,凝聚情感共识、促进认同建构等几方面阐析《国家宝藏》,以表现其传承文化记忆和构建文化认同的双重传播意义。

【关键词】国家宝藏;历史;文化记忆;认同

近年来,电视原创文化类节目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比如《朗读者》《中国诗词大会》《如果国宝会说话》等,像一股清流走进了大众的视角,激发了国民对文化的关注。2017年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可谓原创类文化节目中的一匹黑马,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国家宝藏》是以文物为主体举办的一次盛大特展,参与其中的有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湖南省博物馆、河南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等九大国家级重点博物院(馆)。每期节目会有一家博物院(馆)的馆长推荐3件镇馆之宝,并在舞台上进行展演。每件宝藏都有自己的守护人,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倾情讲述“大国重器”们的前世今生,让国人与国宝有一次更好的相识与相知。

一、激活历史文物,凸显文明特色

《国家宝藏》的制片人、总导演于蕾说:“我们这次把纪录片和综艺两种创作手法融合应用,属于全新创制的‘纪录式综艺’,它以文化的内核、综艺的外壳、纪录的气质,创造一种全新的表达。”[1]

(一)国宝:作为“记忆之场”的媒介

记忆之场即记忆的场所或场域,它包括博物馆、收藏品、节日、古迹等,法国历史学家艾皮尔·诺拉认为,记忆之场是“实在的、象征性的和功能性的场所”[2]。以此观之,《国家宝藏》中九大博物馆可被看作是一个记忆之场,所展演的国宝便可作为记忆之场的媒介。从延续上古血脉的商代皿天全方罍到传承中华文脉的先秦石鼓;从9000年前的史前贾湖骨笛到新石器时代的玉琮;从古丝绸之路文明共荣的缩影葡萄花鸟纹银香囊到吹响华夏正音的曾侯乙编钟;从展现华夏英姿的商代妇好鸮尊到彰显华夏正礼的西周大克鼎……作为我们久远记忆的历史媒介,国宝不仅是历史时代的载体符号,更是中华文明的遗存和见证。

以第三期节目《集荆楚文化大成——湖北博物馆》为例,曾侯乙编钟是湖北博物馆推选的国家宝藏之一,曾侯乙编钟是我国迄今发现的先秦编钟里数量最多、规模最大且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套编钟,它的出现成功地改写了世界音乐史最辉煌的一页。节目通过曾侯乙用礼乐感召楚惠王,在乱世保曾国安宁的前世演绎,以及谭军和整个武汉音乐学院青年编钟乐队守护华夏正音的今生故事,向观众讲述了曾侯乙编钟为何是惊艳世人的音乐“神器”,诠释了中华儿女勇于传承礼乐文明的担当。

德国学者扬·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是“包含某特定时代、特定社会所特有的、可以反复使用的文本系统、意象系统、仪式系统”[3]。由此不难看出,“文化记忆是建立在过去历史中某个特定的事件上,通过一些可供回忆附着的象征物而凝结成了文本系统、意象系统和仪式系统”。因此,文化记忆是靠文化符号来传承的。

文物从来都不是尘封的古董,它作为一个记忆之场的媒介,集聚了一个时代的特征。国宝作为记忆的载体器物,具有着空间的媒介特质,穿越历史、见证历史,同时也激活历史、见证未来,从而使得“记忆”得以储存、共享和再生。根据加拿大传播学者哈德罗·伊尼斯的“传播偏向论”,国宝具有时间偏向,它承载的厚重历史和意义在时间维度上更为持久。与此同时,记忆具有被遗忘的风险,而通过《国家宝藏》这样具有创新意义的展演活动,使得国宝“活”了起来,记忆得以传播与共享。

(二)国宝:华夏文明的表征

中华民族的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民族独有的特质。国宝作为历史文物,承载着民族的记忆与文明,它的诞生与流传皆源于文化血脉的精髓,同时又反哺于发展着的博大文化。作为一种器物媒介,不仅仅为今天的人们所欣赏和收藏,更是华夏文明的表征。

第一,礼乐之治

礼乐是华夏文明的显著标志,有道是“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记·乐记》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由此可以看出,文明的社会秩序要遵循“礼”的约束,和谐有序才能奏响盛世乐章。古代往往用一些器物来举行祭祀、宴飨、征伐及丧葬等礼仪活动,这在《国家宝藏》所展演的二十七件国宝中也有所体现,如良渚玉琮、妇好鸮尊、皿方罍、大克鼎、云纹铜禁和曾侯乙编钟等,由此所引申出的等级、身份、伦常等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内化为社会整体的一部分,成为一种文明制度的象征,铸就了中华文明礼乐和谐有序的精神特质。

第二,大同追求

费孝通曾说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在《国家宝藏》中最能体现费孝通这种美的非《千里江山图》莫属了,它集中体现了这种对“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追求。《千里江山图》是北宋王希蒙创作的绢本设色画,这幅画立足于传统,展现的是一幅美妙的千里江南山水图。无论你是全面观赏还是局部打量都会觉得美不胜收。比如当你纵观全卷时,辽阔的国土,蔚蓝的天空,山峦高低起伏,有一种静、动、平、近交相呼应,让所有美景一览无余之感。再者当你一帧帧地仔细打量,有亭台楼榭、屋宇庭院,也有桥梁舟车、人物牲畜;再移动你的视线,有园林、书院、寺观,还有渔船、货船、游船映入眼帘……一步一景,咫尺有千里之趣。描绘了陶渊明笔下“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的世外桃源般的大同盛世。

二、讲述中国记忆,传承历史文脉

“历史作为一种记忆,历史使先民的经验、事迹与思想存活于今,它充当着不同时代的纽带”[4]。每种文化都会形成一种“凝聚性结构”,历史记忆作为一种“凝聚性结构”,对于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归属感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5]毫无疑问,《国家宝藏》是以博物馆的文化底蕴为依托,用文物衔接历史与当下,采用舞台剧与小话剧的展演方式,用纪实的讲述方式,集中展现文明古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故事讲述、舞台演绎与观众互动,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激活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

(一)前世传奇——讲述“中国记忆”

不同的个人和文化通过语言、图像和重复的仪式等方式进行交际,从而互动地建立起他们的记忆。[6]个人和文化两者都需要借助外部的存储媒介和文化实践来组织他们的记忆。用舞台剧演绎国宝的“前世传奇”,营造出让受众有身临其境之感,是《国家宝藏》的节目特色之一。

如在第五期对国宝《辛追T形帛画》的前世传奇的演绎中,雷佳所扮演的辛追一开嗓,将辛追夫人所思之人、所念之世深情道来,不仅是辛追,听者皆入其境。一首《帛画魂》是根据T形帛画的内容作的曲,大致分为:天国之美、人世之欢、炼狱之苦。通过这三部分的演绎,将辛追经历生离死别,对命与缘仍留恋与热爱的心境表达得淋漓尽致。通过舞台演绎,借助音乐剧极强的代入感和真实感,向我们讲述了一段久远的中国记忆。

每种媒介都会打开一个通往文化记忆的特有的通道。文物作为一种媒介,将中华民族的记忆保存了下来,其中文物中的文字便是记忆存储的最佳方式之一。“石鼓之文,文字之鼻祖也”,汉字作为我们华夏文明的根,不仅能记录历史,更是我们中国人的魂魄,一笔一画将我们民族的心与心凝聚在一起。就如同一位智者所言:“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必先毁其文化。”石鼓记录着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保存下来的石鼓文更是我们民族信仰的象征。[7]正如梁家辉在扮演司马池时所言:“很多人都说我们华夏民族没有信仰,可其实我们的信仰就是自己的文字和历史,如果我们连这点信仰都糊涂,我们何以为人呢?”[8]通过演员对于国宝前世故事的演绎,文物的内涵得以丰富,同时使得记忆得以再生、更新和建构。

(二)今生故事——传承“历史文脉”

从节目的内容看,今生故事的讲述者职业多种多样,但有着同样的守护之心。他们当中有为了赎回皿天全方罍而不遗余力的文物爱好者;有历时四年潜心研究《千里江山图》的“好色之徒”冯海涛;有一家五代都在故宫供职的“故宫世家”……他们用自己的坚守讲述着悠久灿烂的华夏文明,用一份守护诠释着每个中华儿女传承历史文脉的责任与担当。其中最令我们感动的是河南博物院推荐的云纹铜禁中“失腊法”的传承创新。

云纹铜禁是古代中国人酒文化中自我约束的一件物证,也是一代霸主楚庄王大国梦的一个缩影。今生故事对于它的展现,是对于古代技艺的传承与创新,同时它的出现向众人高喊着:时间是不断变的,而精湛的技艺一直没变。古代的云纹铜禁与现代的飞机发动机涡轮叶片一脉相承,他们是国人勇于探索、不断创新的见证者,更为制造强国梦打下了基础。《国家宝藏》通过国宝的“前世传奇”与“今生故事”,讲述着属于中国人的记忆,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文脉。

三、凝聚情感共识,促进认同建构

“人类的独特特征之一就是在形成社会纽带和建构复杂社会时对情感的依赖。”[9]《国家宝藏》通过对作为文化符号的文物和文物故事的操演,凝聚了人们共同的情感,引发了观众对本民族文化价值的认同。

(一)以情感为律动,凝聚共识

第一,国宝之美拨动情感之弦。《国家宝藏》通过高科技舞台多维度展现国宝,让观众全方位欣赏国宝的形与色之美。首先是精美的舞台设计,节目组采用高精准度的LED开合车台、360度全息幻影成像系统,将三维画面悬浮在半空中成像,让观众可以用3D幻影立体特效观看文物,更可以近距离地欣赏他们的美。同时运用天轨调装移动设备,将中国风的韵味和现代舞美技术进行了完美融合,多维度、全方位展现了国宝之美。比如,在节目中向观众展现的《千里江山图》、悬空的越王勾践剑、各种釉彩大瓶、靖康之耻燃烧的战火以及活灵活现的火凤凰等,观众可细致入微地审视国宝的每一寸花纹,亦可观看国宝的全貌风采,在微观与宏观之间多维度欣赏国宝之美,时时拨动着观众的情感之弦。

第二,剧场表演激发情感共鸣。文物是一个民族的共同记忆,充溢着中华民族的美、感动和信仰,其中的美、感动和信仰便是我们最真实的情感表达。比如在《国家宝藏》第一期就引爆话题的乾隆皇帝,在王凯的演绎下,将众人嘲之贬之的“农家乐审美”诠释出了“鼎盛王朝就该海纳百川”的崭新意义;秦海璐化身金陵绣娘,始终守护着大报恩寺琉璃塔拱门,一句“你一天不回来,我等你一天,你一年不回来,我等你一年”,演绎了一段感人肺腑的爱情;何炅则幽默生动地表现出了千年前长沙窑厂小老板所具有的先进的营销思维与民族自豪感,并用方言骄傲地喊出“长沙窑,大唐造”的口号……这些国宝的传奇故事,在舞台上鲜活了起来,观众或是感动流泪,或是激昂亢奋,或是会心一笑。每一次国宝守护人对于国宝背后故事的探寻,都实现了观众与文物的一次情感互动,激发起观众内心的情感,进而产生共鸣。

第三,互动参与凝聚情感共识。对许多人来说,文物是陌生的,而《国家宝藏》让观众熟悉的影视明星担当国宝守护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他们观看节目的兴趣。如云梦睡虎地秦简的明星守护者撒贝宁,这件文物出土在湖北,而撒贝宁恰好是湖北人,共同的“法律初心”,共同的荆楚文脉,将国宝守护人与观众的情感紧紧连接到了一起。

在新媒体环境下,受众的主体性不断增强,互动性和参与性也不断增强。这是因为微博、微信以及客户端都为观众提供了话语表达的平台,让观众在观看节目的同时能够实现线上线下的双向互动。《国家宝藏》作为一档年轻的节目,立足于央视官方媒体的优势,将电视与新媒体充分融合,使得观众在收看电视节目的同时,还可以利用微博、微信为自己喜爱的国宝投票,通过弹幕实时发表自己的感想与意见,这种双向联动式的传播极大地增强了观众的参与感和对节目的黏合度,在和国宝的相见、相识、相知中形成情感共识。

(二)仪式传播,增进认同建构

“认同”是指确认归属,指个体或群体辨识自己的特色,确定自己属于哪一种类属的活动,表达个体或群体的归属性,是一种文化——心理归属。[10]

第一,树立文化自信,激发民族自豪感。

“以宝示国,以藏泯怀;以文鉴国,以物衍家;以史为鉴,以心爱国”是拍摄《国家宝藏》的初心,其中所展现的文化自信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例如这档节目的开场白就是“我们是一档年轻的节目,我们有多年轻呢,也就是上下五千年”,一句话充分展现了国人对于文化的自信。再比如对于九大博物院(馆)的介绍也洋溢着满满的自信:“即将迎接紫禁城第六百个春秋的故宫博物院;包罗中国古代艺术万象的上海博物馆;见证华夏以周秦汉唐四朝文明定鼎天下的陕西历史博物馆;集荆楚文化大成的湖北省博物馆……”这是对国家文化的认同与守护,传递着中华民族古往今来的文化记忆,通过文物唤起大家对于国家的归属感、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

第二,通过仪式操演,建构“认同空间”。

一般来说,仪式都具备两个特征:形式主义和操演作用。每一个文物的前世传奇都有该国宝守护人进行现场操演,这表现出了强烈的“形式主义”特征,主要凸显文物这个媒介符号。例如演员刘涛化身“妇好”,在祭祀台祭祀时的庄严大气,在古战场杀敌时的英勇善战,这些都通过小小的话剧舞台表现得淋漓尽致,更是在演员的仪式操演中凸显了“妇好鸮尊”这个文物符号,也让妇好这个女英雄的形象成功地塑造了起来。仪式“不但彰显了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为群体提供了一个认同的空间,同时也成为动员一切社会力量,用以建构民族文化认同和文化身份的重要象征资源和文化资源”[11]。《国家宝藏》每期都会以“前世今生”的叙事和操演设置的固定形式,在一次次操演中强化文物承载的历史记忆,为观众营造出庄重的仪式空间,在这个空间中,观众的情感得到激发,认同得以建构。

第三,宣读铿锵誓言,守护历史价值。

“仪式传播并不是为了传递信息,而是为了传递一种特定的情感”[12]。守护国宝,是一个人对自己的承诺,也是对民族希望的守护;守护历史,是一代人的担当,更是对世代子孙信仰的守护。在这档节目的程序设置中,先是守护人与国宝初次相遇的VCR的播放,然后是国宝守护人拿着印信,来到舞台中央,郑重地将国宝守护人印信放入环形高台,这一环节给人一种庄严的仪式感。宣读誓词的环节设置无疑将节目的仪式感推向了高潮,其中充满使命感的守护誓词——贾湖骨笛:守护历史,守护华夏初音;曾侯乙编钟:守护历史,守护华夏正音;大克鼎:守护历史,守护华夏正礼……句句铿锵有力,字字掷地有声,守护国宝,守护历史价值。

四、结语

《国家宝藏》不仅是对文物的展览、文化的展现、中国记忆的建构,更唤起了大众对文物保护的责任感。节目在展示和传承祖先留下的宝贵遗产的同时,极大地激发了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同时也坚定了我们复兴传统文化、实现中国梦的信念。作为文化自信之源,腾飞的中国急需建构“中国记忆”,强化民族认同,进而促进文化认同建构。形塑历史远方的“中国记忆”,传承文化血脉,我们身为中华儿女责无旁贷、任重而道远!

[本文为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礼文化传播与认同建构研究”(项目批准号:16BXW044)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夏语檬.历史、记忆与认同[J].新闻爱好者,2018(4).

[2]皮埃尔·诺拉.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M].黄艳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20.

[3]简·奥斯曼.集体记忆与文化身份[M].陶东风,周宪,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0.

[4]张兵娟.记忆的仪式: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所谓传播意义与价值[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7).

[5]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6.

[6]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M].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2.

[7]陈琳.《国家宝藏》:凝望一眼 传承千年[J].广电时评,2018(1).

[8]周丽川.《国家宝藏》传播特色分析[J].饮食科学,2017(10).

[9]乔纳森·特纳,简·丝戴兹.情感社会学[M].孙俊才,文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7.

[10]肖滨.两种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双元结构[J].武汉大学学报,2010(1).

[11]李芬芬.创新传播下的文化密码:以《国家宝藏》为例[J].新闻研究导刊,2018(1).

[12]张兵娟.全球化时代:传播、现代性与认同[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0:75.

(张兵娟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停停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 

(责编:赵光霞、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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