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公版书一直是出版机构竞相追逐的“香饽饽”，近几年公版书的出版规模快速增长，读者对公版书的品质要求也越来越高。对于出版机构来说，如何做好公版书？做公版书怎样才能不侵权？围绕这些话题，《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了多位业界相关人士，并邀请版权方面的专家进行解答，希望能为行业提供借鉴。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所配的专家导读成为吸引读者的重要因素。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邀请梁启超研究专家夏晓虹，根据诸多版本汇校、考订成一部精良版本，增加新版附加值。

经过重新包装设计的《金圣叹选批唐诗六百首》，上线20分钟，5000册图书便被抢空。

最近几年，公版书整体出版规模以及单品销量都呈现快速增长趋势。据当当公布的数据显示，其销量前五十的图书中，公版书所占比重越来越多，从2016年的9%上升至2018年的15%，增长超过60%。

当下，越来越多的出版机构加入到公版书市场的竞争中，深挖公版书的出版潜力，在对旧有的畅销经典进行重新加工的同时，也在积极开发新的公版书，一些好的作品焕发新生，甚至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公版书形成了一种风潮，甚至是一种时尚。

紧跟时代 受年轻读者青睐

“我觉得公版书最核心的竞争内容已经不是定价低廉，而是读者越来越注重的品牌和品质。”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副主任胡文骏根据市场观察和工作经验概括道。

2017年年底，由人文社推出的“四大名著”精装珍藏版，定价远高于市场上繁多的同类产品，但甫一上市，还是很快取得了销量上的领先。“可见内容品质的优长（包括文字内容和装帧设计等）和出版社的品牌号召力已经成为引导读者购书的重要因素，甚至可以说是主要因素。”胡文骏总结道。

胡文骏的这番总结在读者陈鹏身上得到了印证。从事文化工作的他，喜欢逛书店、买书、在豆瓣上分享阅读心得，“一般来说，我会选择有品牌影响力的出版社出版的公版书，比如古籍类首选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文学类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事实上，我自己，包括身边的朋友，会选择装帧设计有特色、比较具有象征意义的公版书，送人或者自己留作纪念。有的朋友还以书为媒，喜结姻缘。”陈鹏告诉《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自己的一位女性朋友就是买了一套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出版、木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策划的《金圣叹选批唐诗六百首》送给暗恋自己的男生，“那个男孩子对她说过自己喜欢金圣叹，这两个人真的是因书结缘”。

由木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策划的《金圣叹选批唐诗六百首》上线20分钟，5000册图书一抢而空；《东坡乐府·雅集》首印一万册，也是迅速“秒”光。“我们用极其有创意的设计和想法，将公版书重新包装，用当今的审美做成文创产品，同时利用专业工号联合发布，走出了一条制作与销售的新路。”木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策划总监朱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

“除了内容和品牌，在公版书的发行中找到特别的营销点也很重要。”胡文骏以《红楼梦》纪念版为例，“我们将该书整理出版65周年纪念版，与个人阅读史相关联。在纪念版新书发布微信推送后，不少读者在评论中回忆起自己年轻时或父辈们阅读这个版本的经验，还有一些读者亮出自家珍藏了几十年的老版本，达到了我们希望产生的共鸣共情的效果。”

如今，越来越富创意的装帧排版，越来越紧贴时代的阐释解读，以及别具一格的营销宣传，让公版书越来越受到年轻读者的追捧和喜爱，进而带动了更多公版书的销量。

深耕内容 升华留存价值

公版书除了在装帧设计、营销方面下功夫，深耕内容品质，增加其本身附加值，才会深化并升华公版书的留存价值。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收录自晚清至1980年代末的学术名著。出于学术史完整性的考虑，有很多公版的名著绕不过去。“如何才能做到不炒冷饭？我们采取了新增导读年表、请专家重新校订等方式增加新版的附加值。”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文史编辑部主任陈洁说。

譬如，其中梁启超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早已进入公版，商务印书馆请到梁启超研究专家夏晓虹做了“新校本”。据陈洁介绍，夏晓虹与合作者共取了清华学堂讲义本、《东方杂志》本、《史地学报》本、上海民志书店本、《饮冰室合集》、朱维铮《梁启超论清学史两种》等合计6种本子进行比勘，“夏老师配写的导读正是从版本的角度阐释了梁启超历次改定所体现出的学术思想的变化，也说明了校订工作的意义”。

在与市场上多种版本的角逐中，这本书得以一印再印。正如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先生在“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第二批出版座谈会上所说，“在讲求‘学术史的思路’与‘经典化的做法’方面，这200本书站得住，而且做得很了不起”。

有时，有些公版书所配的专家导读甚至成为吸引读者的一个重要因素。以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为例，其版本不下四五十种。作为读者的王斌，就迷上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李军全做导读的这一版《中国近代史》，“导读很厚，差不多有书的1/5，但是就是这份导读，让其从几十个版本中脱颖而出”。

在王斌看来，出版机构在做公版书时，要有文化传承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要坚持社会效益优先的准则，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要把好的作品挖掘出来并传承下去，要有一种定力。

他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王国维集》为例，“这套书可以说汇聚了王国维先生一生非常深刻的学术作品。与他的《人家词话》相比，这套书做下来，很费功夫，并且读者市场也不如《人间词话》。即使这样也应选择去做，是因为其所具有的学术传承价值和意义。”王斌表示，出版机构在做公版书时，要肩负起文化传承的责任。

陈洁也表示，出版机构在做学术公版书时，有时需要有超前的判断力和坚定的自信心，方能耐得住寂寞，也才能做出精品来。

做成精品 挖掘现实意义

精品迭出，很多书重新焕发新生，并形成了新的时代意义，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出版规模和销量呈快速增长的公版书，在带动文化繁荣的同时，也始终面临着盲目扎推、重复生产、劣币驱逐良币、随意侵权等一系列问题。正所谓“瑕不掩瑜”，在图书市场日渐成熟的当下，针对公版书再开发丰富图书供给，也引发从业者们的思考和探讨。

在王斌看来，公版书更要注重加强选题策划，“‘公版书有什么好策划’的这种观点，搁在十几年前可能还算合理，现在肯定是行不通的。一家出版社对于如何去做公版书，要有自己的出版规划，这相当于其自身发展战略，或者赶市场热点或者填补市场空白”。

“做公版书要有精品意识，因为其具有留存和传承价值。”王斌表示，面对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公版书，只有做成精品，才对得起这部作品。

对此，陈洁也表示认同：“作为出版从业者，更应该尽最大努力提供最有品质的精神文化产品，面对读者，我们责无旁贷。”她坦言，校书如扫落叶，常常“如芒在背”，唯恐愧对读者的信任。

“公版书一定要挖掘出公版书的现实意义，或者当今时代再出版所代表的时代精神。”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常务副总编辑刘凯看来，公版书要做到“古为今读”。同时，他认为公版书要根据市场同类书的不同和读者情况做出差异化，找准不同版本的真正读者对象。刘凯以市场上两版《枕草子》为例，一版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版是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这两个版本都卖得不错，虽然都是同样的内容，但在制作上，反映出编辑的不同理解，面向不同的读者审美喜好。前者偏大众化，后者走小清新路线”。此外，刘凯认为公版书还要做出特色来，“要么版本是最新发现的，要么是名家新译的，要么是名家导读或注解的，总之要有再版的独特价值”。

正所谓，“大浪淘沙始见金”，对于泥沙俱下、良莠不齐的公版图书市场，时间和读者才是最好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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