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徐汇区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

　　王利民：

　　由视觉中国引发的图片版权问题，成了知识产权领域热门的话题，我谨代表个人观点，就权利保护与权利滥用谈几点看法。

　　加强保护是我们永恒的主题，防止权利滥用也是我们一贯的做法。关于图片的版权问题，实际上这类案件起源于几年前。当时视觉中国名下的子公司华盖，挑了大量的图片进行诉讼。当时华盖的权利基本上来自美国Greey公司，这一类案件审理时，各地法院有不同的看法，也产生了不同的判例。

　　作为法官来讲，每一个案例，特别是典型案例背后，都有深层次的社会因素。当时华盖公司起诉时，我们版权的环境与现在不能相比，而且华盖公司大部分图片的权利来源于美国Greey公司，如果全部要求证据对它的权利来源做很严格认定的话，需要大量的国外公证认证。从诉讼成本与诉讼便利角度讲很不方便，不仅成本高而且司法审判的程序非常长。在这种情况下，出于加强版权保护，以及诉讼便利的考虑，最高人民法院基于当时社会条件以及政策导向做了判例。

　　应该说，随着图片诉讼不断出现，这种维权方式，客观上使互联网用户在图片使用上趋于规范，使整个互联网世界更加尊重知识产权。

　　为什么现在这类案件越来越多，这主要源自技术发展以及大数据的使用。图片公司利用技术进行全网搜索，这种搜索模式只能反映出对图片使用的现状，但是不能证明能否使用。如果以这种搜索结果提起诉讼，就会出现问题。

　　尤其是图片公司把这种方式作为商业盈利模式，而且很多证据链上存在瑕疵，这就容易出现问题。现在反过来造成了很多被告的诉讼成本无限提高。比如，在外地法院诉讼一件图片案，被告要去应诉，也许差旅费的成本还不够诉讼标的。若不去应诉，就会不尊重法律。因此，很多人会放弃对簿公堂，与图片公司进行和解，这就造成了被告方诉讼成本的支出。这类案件越来越多，与技术的发展有关系。

　　对于视觉中国这件事，作为专业的知识产权法官，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我认为，4月12日，国家版权局对这件事做出了自己的回答，要求健全版权管理机制，规范版权运营，合理合法维权，不得滥用权利，这是非常好的。

　　从法院角度来讲，我们不能只讲技术、讲法律，还需要考虑政策导向。比如，在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上，我们是不是考虑要严格掌握权利证据的审查力度和它的证明标准。如果仅仅是一两张图片的使用，图片公司或机构就滥用诉讼权利的话，对这种情况法院也要进行具体分析。

　　另外，从机制体制的角度看，国家层面是不是就图片版权保护探索成立集体管理机制。尽管现在集体管理也有很多问题，但有总归比没有好。这个事件的出现可能给我们的版权管理、版权保护带来新的机遇，也会给法院的审判带来一定挑战。但是我想，只要我们把握好加强版权保护与防止权利滥用两者之间的边界，在审判当中严格适用法律，就一定会审判好每一个知识产权案件。

　　德恒上海办公室合伙人

　　潘娟娟：

　　关于权利滥用这个问题，我认为起诉本身不算权利滥用，大家都把争议交给法院解决是一种很好的现象。但我个人觉得，权利滥用现在最大的问题体现在视频领域、图片领域等，其实是权属出了问题。

　　这与我们最早做专利制度有些类似。我们发现，所谓权利人打包出售的几百个专利很多是无效专利，现在图片版权领域也出现这种现象。比如，我们遇到的情况是，单位收到图片公司来函，上面列了200多张图片，称自己拥有图库权利。当我们将图片逐张进行核实，发现有三分之一以上在第三方图库上比该图片公司更早存在。因为水印的甄别问题，我们比较的是时间先后，我们发现有比该图片公司时间更早的第三方，显然，该图片公司的权利存在问题。所以，作品权属出现问题是比较明显的权利滥用，这在未来应该有解决机制。

　　对于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的公司或机构，被告方若认为对方的恶意诉讼导致自身利益受到损害，就可以提交反诉讼，要求就恶意知识产权诉讼给予赔偿，这其实也是一种救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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