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下雨路又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自己忧愁自己解，自流眼泪自抹干”，总爱说这句话的韦绍兰老人、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99岁。

　　5月5日，导演郭柯在其微信朋友圈发布了一组韦绍兰老人的照片。她是郭柯导演的纪录短片《三十二》中的主人公，以及纪录长片《二十二》中的出镜者之一。随着韦绍兰老人的去世，《二十二》中的老人仅剩5人。

　　《二十二》出镜老人离世

　　饱经沧桑仍认为世界真好

　　“慰安妇”这个词意味着苦难的历史，意味着黑暗与绝望，甚至有人会联想到“耻辱”二字，可是在导演郭柯眼中，“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们是可敬可爱的祖辈，她们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折磨之后，仍然可以微笑着说“这世界真好”。

　　中国首部关于“慰安妇”的纪录片电影《二十二》于2017年8月14日上映，这部之前没有人看好的电影票房突破1.5亿，一度创造了国产纪录片的最高票房。导演郭柯拍摄这部电影，缘起就是韦绍兰老人，因为在《二十二》之前，他先拍了短片《三十二》。

　　2012年的一则报道改变了80后导演郭柯的人生轨迹，做了十几年副导演的他偶然间看到一篇介绍“慰安妇”韦绍兰老人的文章《一个慰安妇生下的日本孩子》，故事讲述了1944年，韦绍兰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3个月后艰难逃离慰安所。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怀有身孕，当时她曾服药自杀但没死成。如今韦绍兰老人的儿子罗善学已70多岁，母子俩相依为命，罗善学一生未婚，因为没有女人愿意嫁给他，“‘妹子’的家人不允许她们嫁给日本人。”

　　在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第一人苏智良教授的帮助下，郭柯顺利地找到了韦绍兰老人，拍摄了纪录短片《三十二》，该片在豆瓣评分高达9.4分。这位耄耋老人的笑容、泪水、歌声打动了无数观众，很多人情难自已，看的时候泪流满面。老人虽然一生饱经沧桑，会抹着眼泪说：“天上下雨路又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自己忧愁自己解，自流眼泪自抹干。”但她也会笑着说：“这世界真好，要留出这条命来看。”

　　导演最初拍摄想“打捞历史”

　　后来不忍再触碰细节

　　随着了解的深入，郭柯对“慰安妇”的态度从“猎奇”转变为“深情凝视”。刚接触这个题材时，郭柯说自己和所有人一样，想“打捞历史”，想让她们痛说悲惨，“幸好我最后良心发现”。

　　问郭柯在拍摄时是否会情绪失控，他说：“作为三十多岁的男性，我情绪失控的时候很少”，但还是有一次失控了，而这次失控也改变了他的创作态度。2012年拍《三十二》时，自己没经验，不考虑对方感受，在韦绍兰老人说到痛苦处，比他年长五岁、更稳重的摄影师默然关了机器，可是他却催着翻译继续为他解释老人的话，让摄影师把机器打开，“我那时真是暴露出了魔鬼的一面。”

　　拍完之后，郭柯说自己背过身去大哭了一场，“我想为什么我是这样的人？老人这么信任我，为什么我要让她回忆那些让她那么痛苦的事情？就为了镜头需要的那种表现力？这样去对一个老人，我这样还像个人吗？”摄影师轻轻拍了拍大哭的郭柯，郭柯说：“他懂我，我觉得自己不应该这样，不道德，从此，我再也没有这样主动地去问过她们那时的细节、感受。”

　　不愿为电影好看而设计情节

　　如今片中主人公仅剩5人

　　韦绍兰上坟时痛哭的片段最终没有被郭柯剪到片中，而在2014年再拍《二十二》时，整部影片只剩下温和平淡，于是，“导演手法有问题”“技巧不够”“剧情平淡、缺乏冲突”等等批评之声充斥在郭柯的耳中，郭柯无奈之余却有自己的坚持，“都是普通人，作为导演，我听到这些自然心里也不舒服，但是这些批评现在也不重要了，我就是要温和地对待她们。作为导演，我当然可以改变拍摄手法，拍摄时丰富她们的生活，让她们活动活动，扫扫地，而不总是暮气沉沉地在椅子上坐着，老人就像小孩，她们跟你熟了后会听你的话，你可以引导她们做你镜头里想呈现的事，可是有没有必要呢？”

　　郭柯坦承自己纠结了很久，要不要去刻意地设计“情节”，让电影更加跌宕好看，“这是个跟自己较劲的过程，后来我发现老人越不说，对于导演来说，这个故事就越难去讲述，而如何把这种难度利用导演手法解决，这才是导演应该做的。”

　　改变了自己的心态后，郭柯不再那么“功利”了，“以前目的性很强，比如说跟老人两天混熟后，想着第三天就开始拍，可是想通之后就一切自然，每天就像玩一样，陪着她们，电影是否无聊对我来说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在我心里，装载着与她们每天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

　　2012年郭柯开始接触“慰安妇”题材时，中国内地公开身份的幸存者仅存32位，2014年人数减少到了22位，故影片片名设为《二十二》。2017年7月，影片中22位幸存者只剩9位了，而随着韦绍兰等老人的去世，如今这个数字减少至5位。（记者 肖扬 统筹/满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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